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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江苏,晚清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启蒙与自觉

晚清时期,国人开始接受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启蒙熏陶,从政府至民间,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认识逐渐加深,中国近代学前教育事业也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开始了自觉的起步。

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是一种由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模式。

中国近代最早的儿童刊物是1875年在上海创刊的《小孩月报》,由外国传教士操作,以传播教义为特色,为传教所需,也有西方儿童文学教育方面的内容。

晚清;学前教育思想;启蒙;自觉

近代;学前教育思想;模式;路径;内容

随着中国近代出版业、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废科举、兴办新式学校以后,专供学校教学应用的教科书以及专供孩子们阅读的儿童报刊、童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上海很快成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中心,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品种最多,影响也最大。

原题:晚清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启蒙与自觉

原标题:民国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模式、路径与内容

国人最早自创的儿童报刊

作者简介:朱季康,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江苏 扬州 225002)。

作者简介:韦德体育官方网站 ,朱季康,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江苏 扬州 225009);胡金平,男,江西南昌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儿童刊物是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蒙学报》,由维新派人士叶瀚、汪康年等发起成立的蒙学公会创办,梁启超参与策划。《蒙学报》为综合性周刊,文史数理无所不包,旨在补旧时启蒙教法之未善。难得的是,该刊按儿童的年龄段,每期分为上下两编,以后又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供五至八岁、九至十三岁、十三岁以上的幼儿、儿童、少年阅读,还发表了不少中外儿童文学作品。该刊出至第72期后停刊。

内容提要:晚清时期,国人开始接受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启蒙熏陶,从政府至民间,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认识逐渐加深,中国近代学前教育事业也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开始了自觉的起步。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是一种由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模式。1919年后,引进的动力逐步加强。在引进的主体上,虽然政府与民间皆有作为,但明显呈现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格局。其引进的路径主要有译著及近代报刊等媒介;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国外宗教势力传教行为的附带植入;各类学前教育师资培训机构的设立。其引进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海外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学前教育体制思想、具体学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方法、学前教育事业整体认识、学前幼儿关系学思想等。

1902年6月23日,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儿童画刊《启蒙画报》在北京创刊。《启蒙画报》由清末著名出版家彭翼仲主编,并兼文字撰述。彭翼仲,江苏苏州人,一生办过三家报刊:《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其中《京话日报》是当时北京影响最大的报纸。《启蒙画报》设置的栏目有《伦理》《舆地》《掌故》《算术》《动植物》《格致》《小说》《杂俎》等。内容注重数理化、史地、生物及修身之类基础知识与思想修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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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近代 学前教育思想 模式 路径 内容

《启蒙画报》以服务儿童为宗旨,图文并茂,使用白话文。第一期所刊《启蒙画报缘起》,将画报明确定为于蒙学为起点,编辑策略有三:一是孩提脑力,当以图说为入学阶梯,而理显词明,庶能收博物多闻之益;二是本报浅说,均用官话,久阅此报,或期风气转移;三是参考中西教程,约分伦理、地舆、掌故、格致、算术、动植诸学,凡此诸门,胥关蒙养,兹择浅明易晓者,各因其类,分绘为图。《启蒙画报》曾连载小说《黑奴传》《猪仔记》等。据资料,《启蒙画报》主于灌输新知,启迪蒙童,略分六七门类,以白话演之,永清刘炳堂为作画,其始日出一纸,后改为旬刊。而别出《京话日报》,以开牖普通社会。同时创设蒙养学堂,以沪上所出教科书课童子。该刊约于1904年底终刊。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民国教育学术史研究”;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委托项目“江苏教育史”。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5SJB115)。

1903年4月6日,这是中国儿童报刊史上一个需要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儿童报纸《童子世界》在上海创刊。该报由蔡元培、章太炎等主持的爱国学社主办,童子世界社编辑、发行,钱瑞香、何梅士等主编。钱瑞香在《童子世界》创刊号上发表的《论童子世界》一文,强调儿童对于国家未来的重要价值以及抓好儿童教育的紧迫性:中国之人,莫不曰国将亡矣。国将亡矣,不闻有一人能兴之也,吾谓此责任尽在吾童子然兴中国者,非十余岁之童子所能为也,必先求学问,学问既成,然后为之,何忧乎。然则二十世纪中国之存亡,实系于吾童子之手矣。正是本此观念,《童子世界》宣示以呕吾心血养成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为宗旨,开设有《论说》《时局》《史地》《理化》《博物》《小说》《诗歌》《译丛》等栏目,使儿童心系天下而又知识博雅。稿件均以浅显文言文或通俗的白话文写成,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开始阶段,时人称这个时期为“顺应期”,即“历史上之西化东渐期是也。”[1]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也在此时开始“东渐”中国,大量的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被引进中国。西风猎猎之下,国人中的部分先进者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育儿观念,并在中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启蒙与自觉反思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为民国时期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大起步奠定了基础。

海外学前①教育思想自晚清进入中国,延至民国时期,得到了大规模的引介。分析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具体内容,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对中国的影响程度。

难得的是,《童子世界》还是一份日报。该报第8期《论〈童子世界〉之缘起并办法》一文介绍了为何办日报:我想中国之病,在乎闭塞;对病发药,在乎交通;交通之道,在乎报章。于是同人集议倡办斯报,欲以世界之重担,共肩一分,即定名为《童子世界》。赞成诸君提议办法,有谓旬报者,有倡礼报者,有倡日报者,有以日报为期之接往,不得稍松,为难事者。同人爰亦倡一说曰:此报定名曰:《童子世界》,宜顺童子之性情。字多而期远,一则盼切甚苦,一则长篇取厌,不如日报之按日而文短,有鼓舞而无厌倦之为得也。赞成诸君曰:尔曹以童子知童子,较我辈更意切,决如此可矣。这种从儿童出发、为儿童着想的办报理念实在可贵。

晚清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载体是当时所办的各类刊物。那时的《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时务报》、《集成报》、《教育世界》、《童子世界》、《中国白话报》、《四川学报》、《教育杂志》、《妇女时报》、《东方杂志》等都为当时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刊登了有分量的文章。《知新报》、《新世界学报》、《江苏》、《广益丛报》、《岭南学生界》、《北洋学报》等刊物也为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略微涉及这个领域的刊物还有《利济学堂报》、《新学报》、《蒙学报》、《浙江潮》、《大陆报》、《科学一斑》、《河南》、《学部官报》等。这其中既有官方的刊物,也有民办的刊物;既有教会的刊物,也有各类教育文化团体所办的刊物。可见,晚清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虽不如民国时期体量庞大,但也有一定的舆论与社会基础。从光绪三年《万国公报》刊载的《日本新设幼稚学塾》及《选录保婴简捷章程》两文开始,晚清时期约有百篇左右的文章专门谈论学前教育思想的各种内容,大部分的文章集中于光绪二十三年以后,其一半以上的文章涉及到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内容,这是国人对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初步努力。这些文章所引进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来自于日本、欧洲、美国、印度等资本主义国家。

一、引进的前提与模式

遗憾的是,1903年6月,因《苏报》案发生,爱国学社被封,《童子世界》被迫于6月16日停刊。《童子世界》虽只出刊33期,但它的开山之功与为儿童办报的成功实践是不可磨灭的。

从这些文章作者或译者的身份来看,既有张士一这样的教育家,潘光旦这样的社会学者,亦有马叙伦这样的哲学家,更有尹昌龄这样的官僚学者,其中不乏康有为、梁启超这类思想家。可以说,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初始传播者是以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群体为主,局限于学术与教育圈内。

19世纪前,全球的幼儿养护都处于一种经验习俗式的保育水平。“早教育法並非新发明品,古昔希腊已盛行之。希腊历史上称为天才者,代有其人,皆以受早教育之故。”[1]154但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进行,育儿矛盾的逐渐显现,学前教育思想在欧洲萌芽并逐渐扩展开来。1816年,欧文(RobertOwen)在苏格兰纽兰纳克创办了幼儿学校;1837年,福禄贝尔(F.W.A.韦德体育官方网站 1)在德国勃兰根堡创办了“幼稚园”(Kindergarten),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标志着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起步。至20世纪,海外学前教育事业已颇具规模,为向中国进行思想引进创造了基础。民国肇始,经验习俗式育儿模式在中国的育儿世界中依旧占有统治地位,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女权运动在中国的逐渐兴起,育儿与妇女职业化的矛盾开始激化,公育浪潮不断对落后的育儿模式进行攻诘。学前教育成为社会的关注点,时人称学前教育思想“世固有说来似迂阔而实切要的问题即吾今所提出者”[2]73。晚清开始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过程也因此而加速。

商务版《最新国文教科书》

他们为什么要将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呢?这种群体性的自觉行为根源于近代民族危机下知识分子群体对强种强国的期望。他们发现世界强国其国民的强盛是从幼儿教育开始的,从而关注其中并希望能够通过学习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以达到强种强国的目的。马叙伦就直言不讳道:“振之之术,固非兴教育而莫能为力矣。而兴教育之要,又非重儿童教育不能为力矣。”[2]有无名氏言:“世变深需才,切今日之变,既非一二豪杰所能济事,乃不得不望之一般国民,以谋教育之普及。而教育必自童蒙养正始。吾国教育,近始萌芽。吾未敢谓操术者于儿童心理发展之序。”[3]他们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幼儿身上,“请言儿童教育而示其方法,播兴国强种之种子于今日,以冀收效果于他时,斯则我辈之厚望也夫”。[2]在引进这些思想的时候,学者们也很谨慎,如张士一就谈到他对美国女教育家白莲痕教育思想的引进,“断章取义,草录成篇。因国俗有不同,故于引证取譬之处,微有出入。惟是人性皆然,所以奏功。于教育之道,亦莫能异,是所望于有教导儿童之责者,明辨而笃行之,则庶几矣”。[4]

尽管“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类传统育儿习俗中的精华文化可以保留,但缺乏科学内涵的先天不足,使得民国初年关心学前教育的国人失去了对传统育儿习俗进行改造的信心,他们热衷于引进海外学前教育思想。这种倾向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中对幼儿主体认知的尊重,使幼儿从一个附属于成人、受成人支配的物品到一个独立个体的转变,这是欧洲文艺复兴影响下的成就。即使是欧美等学前教育先进国家,“至于儿童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承认与得享有适宜的教育,还是很晚近的事。”[3]1国人急需在此领域求得进步。其次海外学前教育事业通过各种媒介所展示出来的优势,使国人倍受刺激,兴奋之余亦添不少惆怅。“美国儿童的活泼,实在使人兴奋。”[4]49中国社会有尊老扶幼的传统,有重视下一代成长的风俗。先进的国人开始呼吁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以海外学前教育强国为目标,“在极端重要的儿童教育旗帜下,吾人应如何警惕,急起直追,是值得注意研讨的一个问题。”[3]2再次是在社会转型期的剧烈动荡中,中国传统的经验习俗式育儿模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妇女就业与育儿之间的矛盾就十分迫切。“其奈经济的压迫,不能不割弃爱子育儿的时间,而从事于职业。”[5]16传统的经验习俗式育儿模式中无法提供解决矛盾的方法,只有从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中探寻解决之道。其实这种尴尬并非育儿领域所独有,整个中国教育界皆存在这样的境况。时有外人如此评价:“支那教育对于文字哲理伦理之训练,实有最高之价值。……惟关于具体与实际的问题,须试验方法及规纳推理之智识者,彼即茫然失据耳。”[6]219这种不切于实用的教育模式必须改革,已经成为其时大多数学者的共识。1934年,周予同在谈到解决中国教育当前问题时称:“找寻中国现代教育病因的入手方法,可分两方面:一是横的社会调配的方法;一是纵的历史探究的方法。”[7]6无论所谓“横的社会调配的方法”,还是“纵的历史探究的方法”,都不能将海外教育思想排除在外。此外,民国时期持续的战争环境产生了现实的战争与育儿的问题,如何借鉴他国经验,解决战争环境中的育儿问题,也是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华胃求好种子,为中国求好国民,舍对于儿童设施上注意,更无其他办法。”[2]73这就是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必然前提。

立于变革潮头

晚清被引进中国的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以学前幼儿心理及保育思想这个领域的内容最丰富。有些学者认为海外近代学前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育儿观念有不少共通之处。德育就是其中之一,学者们认为德育是幼儿成长所必须接受的教育,并且这种教育是贯穿生命始终的。“儿童教育自胎育始而德育终,我中国古盛时教育家之通则也,虽然,泰西于此说尤备,吾采其目以表之。”[2]马叙伦曾将海外近代幼儿心理与保育的思想内容一一与中国传统育儿观念内容相对照,认为近代所谓针对幼儿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脱离不开中国传统的认识,如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所倡导的学校教育实际分为德育与智育;家庭教育则分为体育与胎育。而德育包含“道德、性情”;智育包含“演说、讲解”;体育包含“运动、游戏”;胎育包含“饮食、起居”。[2]中外教育的名称有异,但内容相近。就如胎育而言,他以为中西方的胎育观念虽然有所差异,但重视之心却是一样的。“儿童之壮弱皆基于胎育之时,故胎育实为体育、智育、德育之本。胎育良者则体育智育德育易施,而收效亦速。胎育不良者,警诸草木,其根已腐,虽未尝不灌溉之,培植之,生机已竭,而欲其滋长也难矣。”[2]姑且不论其阐述是否得当,这种对比的尝试证明当时的学者们对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认可,也是其能够在中国传播的情感基础。马叙伦所作的《儿童教育平议》也是当时国人关于学前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的代表作。他虽然坚持中西理念上的共同出发点,但也谈到了由于文化背景及科学发轫的不同,中外学前幼儿心理及保育思想各有其独到之处。如在学前幼儿体育方面,中国显然落后。“体育者,智育之基础也……泰西生子三四龄,即为之设运动场、游戏所,任其舞蹈,率其歌唱。而中国则不然。”[2]然在德育方面,马叙伦坚持认为中国传统的德育更加成熟,对于学前幼儿心理与保育而言更为合适。“泰西各国智育虽盛,而其德育则尚为幼稚时代。”[2]不过,他也对这种“成熟”的德育中的缺陷进行了批评。“我中国之讲德育久矣,虽然,此犹德之私而非其公也;此犹德之狭义而非德之广义也。”[2]此外,中外学者都认识到了情感在学前幼儿的心理与保育领域的作用。早在光绪二十五年,由秀耀春译、汪振声记的《福若伯训蒙法》就提到:“其相亲之理,不在飞潜动植外著之形象,而在外物内有隐含之真机,使飞潜动植,自能鼓动于不觉。孩提之心,亦有天机之流动,故喜与相亲,有合而同化之理。”[5]这是以中国人的话语方式对福禄贝尔关于幼儿情感沟通理念的解释,实际上是认同了福禄贝尔的观点,并且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传统国人育儿观的相同之处。

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于民国时期海外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模式,学界多有争论。有学者以为“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者打开而且闯进我们的大门使我们不能不接受他们的文物制度。所以现代期的教育制度的采用,不是自动的,而是被动的;不是内发的,而是外烁的。”[7]9但笔者并不苟同,以为民国海外近代教育思想引进模式是一种由自觉的动力源所主动驱动,由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引进模式。时人以为:“中国的民族,需要加倍速力的改造,需要必有充分识力的改造者,恐怕不是通常缺乏常识、缺乏浓厚爱力的母亲所能胜任愉快的。”[5]17这就是自觉动力的体现,这种自觉的动力源最初的启动来自于先进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启蒙热忱心与忧国忧民的末世悲灼感。就海外学前教育思想领域的引进模式而言,虽然也是由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引进模式,但亦有其独特之处。

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重镇,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儿童书刊与儿童文学的出版中心。商务首先下大力气从学生教科书做起,继而又投入大力气从事与学校教学密切结合的儿童书刊,在中国最早创办《童话》丛刊系列出版物、幼儿刊物《儿童教育画》、少年刊物《少年杂志》、纯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影响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中国童书与儿童文学。

首先在引进的动力方面,存在着一个由民初的被动性明显至1919年后的能动性逐步加强的转变过程。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咸昌兄弟与高凤池,四人都是出生贫寒的排字工人,曾在教会学校半工半读,靠打工有了积蓄,合股办起了印刷工场,取名商务印书馆。由于经营有方,业务扩大,1902年设立编译所,投入图书出版,聘请蔡元培为编译所所长,因蔡元培受《苏报》案牵连,避往青岛,改由张元济担任所长。

民初,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的被动性十分强明显,也即海外力量成为引进的主导方。原因在于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没有根基,不同于其他的教育思想领域,国人本有认识基础,可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或变革。除了为一些先进的国人所知晓外,学前教育思想在民初的国人脑海中几乎是空白一片。“所谓良教育者,施于孩童,则有以满足其好奇之心,而增多其与世界之接触。”[6]219这是民初先进国人才有的认识。学前教育领域因其特殊的教、养双重属性,晚清未得到国人普遍重视。西方教会创办的学前教育机构成为最早阐述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载体。至于民初,状况虽有改变,但总体依旧。1912年,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爱理亚氏”游历中国,“于东西教育之得失,颇有论列。”[6]219曾作演说,“意在取我之短。证彼之长。”[6]219这种对于中国教育的逆向关注亦可佐证其时海外教育思想引进过程中的被动感。改变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儿童观进行了批判,在舆论的压力与推动下,更多的国人关注到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先进,从而增强了引进的主观能动性。也因此,国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开始更加关注到欧美等国的学前教育思想,对晚清以日本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为主的趋势作了调整。张宗麟就曾说:“‘五四’运动起来了,反基督的空气起来了,但是欧美学问为国人所注意,昔日不为国人所重视的传教徒,只要有几分真本领的也就被重视了。我国过去的幼稚园,一味模仿日本,不但教师的技术太差,甚至日本已经行了二十年的老方法也不能尽行模仿。当时基督教所主持的几所保姆班,对于技能的训练,都还能练习。他们所办的幼稚园小巧玲珑,虽然宗教色彩太浓,但是处处给参观者愉快,而模仿福氏、蒙氏以及美国新方法也还能做到几分。”[8]390民国中后期,学前教育思想已经为国人所普遍接受,引进的主动性有所增强。

张元济,浙江海盐人。光绪壬辰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903年,因商务聘请,张元济决定放弃在南洋公学的地位,担任编译所长。张元济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商务,由编译所长而经理而监理而董事长,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在他主事时期,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重镇;更重要的是,张元济的出版理念与文化担当使他通过商务这一平台,为中国近代教育、文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事业,第一件就是组织编写适应现代教育的新式教科书。

其次在引进的主体上,虽然政府与民间皆有作为,但明显呈现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格局。

张元济进入商务的1903年,正是清廷发布新学堂章程的第二年,其时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创办,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师资和教材的极度匮乏。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又有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的办学经验,对时势的敏感,使他果断抓住出版机会,推进教科书的编撰。

政府教育机构中的学者与技术官僚是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主力军,其中以研究教育学及心理学专业的学者最为关心。民国政府在教育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学者与技术官僚的不断推动下,也在学前教育领域屡有动作。这一切都源于民国时期政府教育指导思想的转变,如对科学与人性的重视,对现代国民教育的追求等。这些改变促成了近代教育在民国阶段的飞跃,也缔造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便利条件。1912年,民国政府出台《师范教育令》,要求女子师范学校“得附设保姆讲习所”。1922年11月,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将蒙养院改称为幼稚园,将其正式列入学制系统,确立为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地位。1929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1932、1936年两次修订),这是一部结合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与中国国情的课程标准。1939年,《幼稚园规程》(1942年修订为《幼稚园设置办法》)出台。同时,教育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学者与技术官僚也不断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献策献力,如关于学前教育的师资培训问题,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陶行知和陈鹤琴分别提议开设幼稚师范和在普通师范中设幼师科,以培养幼儿教育人才,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这个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师资引进、学前教育制度设计等方面,都能隐约看见政府的影子。

1904年3月,商务印书馆《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这是直接影响与惠及千百万少年儿童的中国第一本现代意识的小学教科书。此册署江苏武进蒋维乔、阳湖庄俞编纂,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谷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稹太郎、福建高凤谦、浙江张元济校订。该书《缘起》云:自初等小学堂至高等小学堂,计九年,为书十八册。凡关于立身、居家、处世,以至事物浅近之理由与治生之所不可缺者皆萃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特色,则极力表彰之;吾国之弊俗,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之进步改良。由浅及深,由近及远,由已知及未知,按儿童脑力体力之发达,循序渐进,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庶几拾级而登,无或陨越。

从引进的动力与主体,我们可以察觉到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引进的这种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模式的转折点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自此之后,海外学前教育的引进进入了一个高速时期。

张元济主持编写这册最新教科书,以其完善的内容和形式广受欢迎。1905年1月第二至第五册出版,至1906年全套十册出齐。与之相配套的《教授法》也相继问世。商务版教科书一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正是这套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按照教育原理编写而成的教科书,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地位。商务版教科书取得成功的最大秘密就在于儿童观的转变,处处体现出对儿童的尊重、理解和照顾。这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辑方针中就可以看出:

●本编选用四百五十九字,凡生僻之字,及儿童不常见闻者,概不采入。

●本编虽纯用文言,而语意必极浅明,且皆儿童之所习知者。

●本编所述花草景物,预算就学时期,顺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

●本编德育之事,注重家庭伦理,使儿童易于实行。

●本编智育之事,只言眼前事物,不涉机巧变诈。以启儿童之天性。

●本编多涉学堂事,使儿童知读书之要。

●本编多涉游戏事,使儿童易有兴会。

●儿童最喜图画,本编插图至九十七幅,并附彩图三幅,使教授时易于讲解,且多趣味。

●本编用初号大字印刷,俾儿童不费目力。

●洁白有光之纸,易伤儿童目力,本编用纸只求结实耐用,不事外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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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版《最新国文教科书》采用的儿童文学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将儿童文学作品作为课文资源,如将林纾翻译的《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等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直接选入教科书。二是由编辑人员自撰课文,尽量采用儿童文学的形式与艺术手法,迎合儿童的兴趣。如第二册第九课的《采菱歌》:青菱小,红菱老,不问红与青,只觉菱儿好。好哥哥,去采菱,菱塘浅,坐小盆。哥哥采盈盈,弟弟妹妹共欢欣。

商务版的这套《最新国文教科书》畅销近十年,重印十多次,此后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商务版教科书的影响与示范作用,一种新的尊重、理解儿童的儿童观与新的儿童读本形式开始走进了中国的中小学教育。

孙毓修与商务版儿童书刊

在张元济贯通古今、中西并重的出版理念下,商务印书馆编写了小学、中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了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创办发行《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开一代之风气。特别是由商务印书馆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少年杂志》、少年丛书,成为促进晚清儿童文学的引擎。

孙毓修(1871-1922),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儿童读物编辑专家,江苏无锡人,清末秀才。早年在江苏南菁书院执教,得到缪荃孙指教,目录学根底颇深。1907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得到张元济赏识,任其筹建图书馆。1908年,商务印书馆购得绍兴徐氏、太仓顾氏、长洲蒋氏的藏书,设图书馆于编译所,世称涵芬楼。后主持影印《四部丛刊》等,著有《永乐大典考》4卷、《中国雕版源流考》等。

从1909年起,孙毓修在国文部负责儿童读物的编辑,先后主编《童话》丛书、《少年杂志》、少年丛书。在他的编辑团队中,有沈雁冰、郑振铎等。

1908年12月,《童话》丛书创刊。1909年1月16日,《东方杂志》第5卷第12号刊登孙毓修的《童话序》,2月又在《教育杂志》第2期刊登。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第一篇以童话为名的创刊词。晚清至五四时期前后的童话含义较广,大凡寓于幻想色彩的供小读者阅读鉴赏的叙事作品,包括小说、故事、童话、科幻、寓言等,均属童话范畴,当时的童话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的同义词,两者没有严格的界说。因而孙毓修编辑的《童话》丛书,实际上就是儿童文学,《童话序》体现了晚清时期知识界对儿童文学的认知与文体观,是知识界对于儿童文学一般主张的代表性文字。

孙毓修在《童话序》中首先分析了儿童的阅读心理,认为教科书内容的庄语与文字的文言也即典与雅,非儿童之所喜也,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内容皆本于人情,中于世故,又往往故作奇诡,以耸听闻。其辞也,浅而不文,率而不迂,因而儿童最喜阅读。他认同外国学人的观点: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而然。诚知言哉!欧美人之研究此事者,知理想过高、卷帙过繁之说部书,不尽合儿童之程度也。乃推本其心理之所宜,而盛作儿童小说以迎之。孙毓修充分肯定了儿童最爱听故事、故事对于满足儿童阅读心理的重要性,并首次提出了儿童小说这一文体概念,将讲好故事作为《童话》丛书的办刊方针。据此,孙毓修又提出了兼取中外好故事,以寓言、述事、科学三类作品为主,文字、配图等方面的具体做法:

吾国之旧小说,既不足为学问之助,乃刺取旧事,与欧美诸国之所流行者,成童话若干集,集分若干编。意欲假此以为群学之先导,后生之良友,不仅小道可观而已。书中所述,以寓言、述事、科学三类为多。假物托事,言近旨远,其事则妇孺知之,其理则圣人有所不能尽,此寓言之用也。里巷琐事,而或史册陈言,传信传疑,事皆可观,闻者足戒,此述事之用也。鸟兽草木之奇,风雨水火之用,亦假伊索之体,以为稗官之料,此科学之用也。神话幽怪之谈,易启人疑,今皆不录。文字之浅深,卷帙之多寡,随集而异。盖随儿童之进步,以为吾书之进步焉。并加图画,以益其趣。

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为了满足儿童的阅读心理,每期《童话》的内容编好以后,就交由编辑高梦旦带回家去,召诸儿而语之,诸儿听之皆乐,则复使之自读之。如果作品的内容儿童听了不喜欢,或文字晦涩难懂,就再作修改。这种尊重儿童的做法,显然是值得提倡的。

从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的维度考察,《童话序》在三个方面提出了超越前人的观念:一是儿童读物应从儿童心理出发,推本其心理之所宜;二是讲好故事是儿童文学的重中之重;三是选文应中外兼取。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儿童读物的感人之速,行世之远,反倍于教科书。《童话》丛书的办刊实践正是努力按照孙毓修的序言进行的。

190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毓修编写的《童话》丛书第1集第1编《无猫国》出版,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本标为童话的读本。《童话》丛书先后出版了三集,均为32开本,铅印平装,图文并茂。《童话》丛书先后出版102种,孙毓修编写了77册;1918年6月起由沈雁冰续编了《大槐国》《千尺绢》《负骨报恩》《狮骡访猪》《平和会议》《寻快乐》等16册,这也是沈雁冰最早的文学创作活动;第三集4种由郑振铎于1921年后续编。

《童话》丛书因文质俱佳大受小读者欢迎,风行一时。受此鼓舞,1911年2月,商务印书馆又创办了《少年杂志》月刊,与《童话》丛书配套,又有书又有刊,进一步丰富了儿童的阅读需求。1911年至1913年,《少年杂志》的前三卷由孙毓修主编。孙毓修在创刊号的《缘起》中宣示:本馆旧编《童话》,以稗官之谈,寓牖世之意,颇承阅者许可,风行一时。今本斯旨,更为杂志,月刊一册,颜曰《少年》。内容大加扩充,如修身、文学、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卫生、动物、植物、矿物、实业、手工、习字、图画、体操、音乐、歌谣、游戏,中国时事、外国时事,凡二十余类,皆择其切近易知饶有兴趣者,随时编次,互见各册。兼采古今中外之新奇故事,讽世寓言,以供谈助。插画丰富,行文浅显,凡入学三、四年之生徒,以及粗解文义之人,皆能领会。庶可为教育之补助,而使社会中人,皆晓然知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急急焉。

孙毓修主编的《少年杂志》,将读者对象定位为小学中高年级以及社会上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读者,承续了《童话》丛书的成功经验,栏目丰富,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有中国时事、外国时事,以后又开辟了新闻话、少年谈话会等专栏,重视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同时该刊还注重科学普及,创刊号上发表的《飞船史》,介绍了中国最早的航空设计师、飞行家冯如和谢缵泰的事迹。《少年杂志》开设的文学专栏,刊载了不少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创刊号刊有《捕鱼与吹笛》《卖报童子》等文章。《少年杂志》第4卷仅出六期,1915年1月第5卷起改由朱天民主编,1924年后由殷佩斯主编,1931年停刊。

孙毓修还主编了《少年丛书》,以介绍中外名人的传略和故事为特色,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坚定志气,也深受读者欢迎。《童话》丛书、《少年杂志》《少年丛书》是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儿童读物,而且又以儿童文学作品为显著特色。茅盾曾高度评价孙毓修的筚路蓝缕之功,称他是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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