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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下的胡乔木、胡绳两个组织者在写作期间的谈话,二 编写大纲的拟订/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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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下午,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编著的新作《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读书会在海淀图书城言几又书店举行。读书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和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教研室原第二研究部主任郑谦、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王海光教授以及国防大学林蕴晖教授、萧冬连教授受邀担任嘉宾。来自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和机构的180多名师生参加了读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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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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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分析了毛泽东发动并坚持文革错误的根源:“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帮’,又不同于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这根本是幻想,他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出这个力量,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是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这样一个结局。”

韦德体育官方网站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辛逸教授主持下,嘉宾与现场听众分享了《一本书的历史》的阅读体验,总结了该书在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史上的卓越建树,缅怀了以胡乔木、胡绳、龚育之为代表的老一代党史学家和党史工作者在编撰中国共产党历史方面的风范和业绩。

中共领导人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

出版时间:2014年9月

章百家从历史角度回顾了中共编撰自身历史的过程,认为《一本书的历史》首次公开披露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产生过程和胡乔木、胡绳的有关谈话,对于深入认识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政治价值、学术价值以及历史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

目录

郑谦认为该书披露了一批富有价值的中共史料和党的理论家对于党史国史的重要看法,充分反映出胡乔木、胡绳将实事求是的学术追求和政治追求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反映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发展历程的重要节点,对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的写作产生重大影响。《一本书的历史》也可被视作“一本书的写作史”,更可以延伸为“一本书的阅读史”、“一本书的评论史”。

上世纪90年代,由中共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这部记述中共从1921到1991年七十年历史的著作,在官方版本中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良好口碑。党史专家金冲及参与了整个写作过程,他记下的胡乔木、胡绳两个组织者在写作期间的谈话,既是关于这本书写作的历史,也是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身份的党内高层对这段历史真实认知的心声。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中共党内公认的高水平书写,那么金冲及记录下的二胡谈话,应该就是当时两个组织者智慧和学识最生动的展现。

前言/01

王海光回顾了中共历史书写从早期的“史政不分”到改革年代的“追求信史”的转变过程,认为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与史料的对话,也是历史学家与时代的对话,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代表着胡乔木、胡绳为代表的党史大家的巅峰,堪称中共党史领域的“时代经典”、“官史典范”。

一、胡乔木:“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

一 编写任务的提出/001

林蕴晖、萧冬连指出,胡乔木、胡绳对党史问题具有时代高度和认识深度,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对于自身历史的高度自信,强调今天学习和研究党史要从方法论的角度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部经典著作,紧随时代发展和认识深化而不断推进中共党史研究。

1990年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准备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月,党史研究室把初拟的提纲送给胡乔木,胡乔木看后,批评提纲“思路不清楚”,他特别针对建国之初围绕合作化问题的波折强调:“‘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类似的说法还很多。”

二 编写大纲的拟订/023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张素华研究员转达了金冲及先生的看法和期望,强调这本书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背后的故事,希望年轻读者注重学习胡乔木、胡绳分析问题和写作党史的方法。

所谓合作化高潮,是指1955年在毛泽东推动下开始的全国合作化运动。1953年开始,全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1月,鉴于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不顾条件、急于求成的苗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建议对合作社“控制发展,着重巩固”。中共中央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1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给迅速发展的合作社降温。事隔一年之后,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严厉批评邓子恢等像小脚女人,在合作社问题上已经落在了群众运动后面,提出农业合作化目前不是下马问题,而是赶快上马的问题。在毛泽东强力推动下,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由此造成速度上求快、规模上求大、所有制上求公的倾向,给仍处于传统发展水平的中国农业,带来了许多问题。

三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041

辛逸教授对嘉宾发言作了评述,指出建构真实党史记忆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党史研究的权威之作和顶峰之作。

1990年前后,中国的改革遭遇一些困难,人们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稍显迷茫,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对既往历史的认知中。看得出来,胡乔木在这一点上是清醒和坚定的,他针对写作提纲中肯定“合作化高潮”的思路指出:“像这样的事情没法肯定的。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党也是在全国会议上决定的,说推翻就推翻了,当然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从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历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加以合理化。而且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错误的,可以说是党内的公论。所以《七十年》一书对这样的问题,不说得公道,怎么行?”

四 上玉泉山修改初稿/115

在讨论环节,专家学者和读者听众围绕该书和一些党史问题进行了交流。

党史要有政治性,党史也要有“董狐笔”,这是胡乔木对《七十年》提出的很高要求,是他对党、对历史均抱持的负责任态度。对建国后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直接关系到党对现实和未来的认知,胡乔木特别重视。谈话中,他回顾了50年代开始“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导中的任意性”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分析了毛泽东发动并坚持文革错误的根源:“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帮’,又不同于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这根本是幻想,他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出这个力量,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是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这样一个结局。”胡乔木面对问题,不回避,不袒护,又不走极端,尖锐指出,中肯解释,让人心服口服。

五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本书出版/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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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说,历史可作为现实的殷鉴,但这首先要求我们真诚面对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持之以中,行之以正,否则失之毫厘可能就谬以千里。胡乔木强调:越穷越革命,“社会主义不能这样干,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社会主义是很长时期的。阶级斗争不能放在那么突出的地位。认识这一点,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是很不容易的”。作为党内精通历史的理论家,胡乔木此语,现在读来,仍然语重心长。

六 举行出版座谈会/201

本次读书会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首次携手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学术公益活动。“汉唐阳光”是国内人文社科领域富有影响的学术文化传播平台,策划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今后,双方将加强在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领域的学术文化合作。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附录/211

“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与林彪

附录一 胡乔木:写党史要有三个新的态度/213

二、胡绳:最不满意的是抗战部分

胡乔木:从大革命到抗战时期党史的若干问题/237

《七十年》写作计划启动不久,胡乔木患病,胡绳接手主持写作工作。初稿写出后,胡绳最不满意的是抗战部分。应该说,这侧面反映了抗战研究薄弱的状况。

胡乔木:关于《毛泽东思想概论》/247

中国的八年抗战是在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中国当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军队主体是国民革命军,中国共产党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且随着抗战的持续进行,无论在政治、军事和社会文化上都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和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相互支撑,共同推动了对日抵抗的持续进行。作为在野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一场民族生存战争中,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已经堪称世界史上的奇观,某种程度上这也反衬了蒋介石政权的软弱。不过,蒋介石政权毕竟在中央政府的地位上保证、坚持了对日抵抗的持续进行,调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强大的日军周旋,论史者对此不可以不正视。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离不开国共两党的努力。胡绳说“合作领导”或“共同领导”,虽然只是口头的表达,结合上述事实看,却也不可等闲视之,应该是其长期阅读和思索的结果。

附录二 胡绳:在毛泽东研究述评会上的讲话/253

抗战史部分,胡绳关于《七十年》初稿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敌后抗战,稿子讲了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没有讲艰难性。国民党军队到敌后为什么搞不了?因为他没有和人民密切结合,就没法在敌后生存。国民党后来也想搞一点,但它一直没有把敌后看得非常重要,它也搞不了,只好在前线搞正面战场,又打不好。初稿中没有把敌后战场的艰难性写出来,那不是什么军队都能干的。”

附录三 金冲及:忆胡绳同志/261

三、胡乔木:“历史有时不一定完全合乎逻辑”

前言

作为中共党内负有盛名的两位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胡乔木和胡绳在谈话中除辨正史实、梳理思路外,还不时传递出他们对历史认识的思考,在谈到毛泽东50年代后常常违背自己的思路,造成一系列失误时,胡乔木的感叹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历史有时不一定完全合乎逻辑。”

我在1990年和1991年参加了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全过程,有幸听过先后主持这项工作的胡乔木、胡绳两位同志许多次讲话。

胡乔木的这句话的确是治史者的经验之谈。很多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发现,历史运动在呈现出一定的趋势同时,常常还会伴随难以臆测的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左右历史的具体运动,有时甚至会改变历史的方向。比如胡乔木和胡绳都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样的一次全局性失误不一定必然发生。确实,在共产主义革命中,领袖的巨大影响力决不能轻易忽视,而领袖的生成与行为,有必然也有偶然。胡乔木和胡绳作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们当然懂得历史趋势的巨大威力,但也绝不会忽视影响历史运动的诸多因素,世界常新、历史同样常新。

说“有幸”,不是例行的套话,而是由衷之言,因为这种机会并不容易得到。第一,胡乔木和胡绳是公认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师。他们是党的历史中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又长期领导党史研究工作,有着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在随便谈话中也往往能对党史说出一些常人没有想到的重要看法,可以启发人们去思考。第二,因为要编写一本简明的中共党史,反复讨论,工作时间持续近一年,胡乔木始终极为关心这本书的写作,胡绳更在大半年时间几乎全力以赴地主持这项工作。他们在这过程中, 一直在认真地思考,不断提出许多问题来探讨,所以谈话的内容几乎涉及这70 年党史中的各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这种特定条件,很少可能听到他们这样系统地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意见。这实在是十分难得的。

胡乔木希望写一部立得住的信史。所以,他提出:“历史需要不断重新观察,每次观察要有新的内容。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观察。人们的思想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简单的几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要宣传党的七十年,就要看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确实说出新东西。”要完成信史的建构,确立事实的基础当然是首先需完成的任务,而站到现时代的高度,汲取人类不断进步着的认知成果也十分必要,其中,摆脱线性思维,直面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尤为关键。事实上,胡乔木当年提出的任务,在当今的党史研究中也还是一个亟待深化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刚出版就发行了500多万册。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仍保持着很大影响。而系统地看看胡乔木、胡绳两位那么多次的讲话,对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和一些问题为什么要那么写,对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都是有益的。

作为一部承担一定政治功能的党史著作,《七十年》的写作有其专门性和针对性。比如对“文化大革命”的书写,胡绳一再强调,《七十年》中的“文化大革命”部分不要写成“文革”史,而是党史中的“文革”阶段,具体而言,书中既要写“文革”的错误,也要写“文革”中抵制错误的人们,要让人从党的失误中看到希望。胡绳这个思路提醒我们,党史的书写既是历史,但又有其特殊性,党史的书写和纯粹学术化的对党的历史的研究有同有异。从党的角度写党史可能是一种写法,从学术角度写党史则可能是另一种写法,在保持历史的求真求实基础上,前者重在资政育人,后者则重在还原事实,前者重在当下,后者则重在长远。在当代中国,两者将有可能长期并存。

他们讲话时,大多只有四五个人在场,并不是准备发表的。由于长期的职业习惯和训练,我对他们的讲话始终作了详细的记录。有两个有利条件也便于我能够详细地做好记录:一是他们讲话的速度都比较慢,常常是一面思考一面讲,有时还有些停顿的间隙;二是他们都是江苏人,而我的祖籍也是江苏,尽管他们说话的声音有时很低,我也能听清楚。所以,自信能把他们讲话的绝大部分内容记下来。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已经20多年了,整理者金冲及先生当时还当盛年,如今也已年至耄耋。金先生在前言中两次提到,这些话是胡乔木、胡绳20多年前说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希望不会引起误解。我想,这正是历史的精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背景,面对着自己的问题,他人无法越俎代庖,也不必为之强行背书,同情、理解是后人对前人的尊重,批判亦然。20多年过去了,读两位胡先生的谈话,的确还是能从中体认到人类智慧的光芒。

这些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中搁置了20多年。现在我也84岁了。记的时候,为了图快,字迹相当潦草,不易辨识。有些话对不了解当时语境的人来说更不容易看明白。将来成为废纸也实在可惜,心里总觉得欠了一笔账,一直想把它整理出来,对后人还有点用。

当然,要整理也有顾忌:他们两位都不在了,我不敢肯定整理的记录是否百分之百都符合他们的原意。记录的字迹太潦草,有的地方连我自己也认不清了。还有,这些讲话在场的几乎都只有几个人,所以他们说话比较随便,有些是他们正在思考的问题,未必都是考虑成熟的意见,把它发表出来好不好?但想来想去,这些记录下来的讲话中包含着很多珍贵的精神遗产,可以给人们以启迪。只要说明这只是记录稿,不是他们字斟句酌后写定的文章,整理出来总比变成废纸好,所以还是硬着头皮做了这件事。至于记录和整理中难免有少数同原来讲话有出入的地方,现在也无法再请他们自己核校,如果有错误,只能由我负责,我想读者会谅解的。

他记下的胡乔木、胡绳两个组织者在写作期间的谈话,二 编写大纲的拟订/023。因为大多数场合参加谈话的人很少,讲话比较随便,只要听的人明白就行了,所以有些地方他们的话讲得很简单,甚至有说半句的。为了便于读者明白,少量地作了些注,用不同字体来排印。

还要考虑这些话是20 多年前说的。历史的实践发展得很快,人们的认识也发展得很快,有些问题,他们后来的看法也会有变化,但这是历史记录,不能拿后来的认识去修改他们在20多年前所说的话。只要读者把它放在20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来读,就不会有什么误解了。

整理的工作量不小,我年纪大了,又不会用电脑打字,确实有点望而生畏,所以采取由我拿着记录本子读,金以林录音、整理,再经我多遍根据原记录仔细核校的方式定稿。这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其中有一小部分,即五、六两部分,附录一的和附录二,是我直接根据笔记本整理的。

书中还有三个附录。一个是在这前后胡乔木有关党史的三篇讲话。前两篇谈的是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有关问题。内容和稍后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直接有关。因为胡乔木指定我对这本书第二编(也就是大革命时期那部分)作了一遍修改,所以参加了那两次谈话。参加的人很少,记得只有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沙健孙、郑惠和我三个人。这两篇在《胡乔木谈党史》一书中收入了经过整理的记录稿,这次我又根据自己的记录进行仔细核校后做了修改和补充,也收入本书。后一篇是胡乔木同逄先知和我的谈话,谈的内容都是有关毛泽东的,没有发表过。附录二是胡绳在《七十年》出版后不久在毛泽东研究述评会上的讲话,记得也没有发表过。另一个附录是我写的《忆胡绳同志》,曾刊载在《党的文献》上,内容大多是记录了胡绳有关党史研究的议论,也附作参考。

书稿已经整理完后,忽然有一个感想,书名也可以称作《一本书的历史》,因为它是依据真实可靠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来写的,是一本历史著作是怎样写成的历史,特别是讲讲胡乔木、胡绳这两位大师为它付出了怎样的心血。这对后人可能会有启迪。

最后还得再重复地说一遍:书中这些话是胡乔木、胡绳他们在23年以至24年前说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一些问题正在思考中,记录也不敢说绝对没有记错的地方。这些,相信读者是可以理解的。

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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