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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体育官方网站以推动多元化的早期教育服务工作健康向上,详细解读清末民国初年学前师范教育机构之嬗变经过

从其发展进程可以发现,我国幼儿园教师文化在不断的演进中形成自身专业文化,并从文化自在走向文化自觉。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制度化的学前师范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机构附属到独立设置,办学层次和类型不断提升和发展的时期。本文试图以教会学前师范教育机构为开端,以清末民初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法规为线索,详细解读清末民初学前师范教育机构之嬗变历程。

制订0~3岁儿童早教事业发展政策,理顺管理体制,明确管理主体,加强监管,完善早教师资培养体系,以促进多元化的早教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幼儿园教师;教师文化;儿童本位;保教并重;历史演变

学前教育;学前师范教育;清末民初

0~3岁儿童;早期教育事业;发展状况

原标题:我国百年幼儿园教师文化的演进

作者简介:李海萍,湖南邵东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湖南 长沙 410081)。

原标题:我国0~3岁儿童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概况及分析

作者简介:索长清,男,内蒙古赤峰人,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学前教育基本原理研究。E-mail:suochangqing@126.com(辽宁 沈阳 110034)。

内容提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制度化的学前师范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机构附属到独立设置,办学层次和类型不断提升和发展的时期。本文试图以教会学前师范教育机构为开端,以清末民初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法规为线索,详细解读清末民初学前师范教育机构之嬗变历程。

作者简介:王磊,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杭州 310012);刘晶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考察我国百年幼儿园教师文化的演变历史,根据政权背景、相关学制规范、儿童观的演变、幼儿园教师角色与职能的发展,以及幼儿园教师在现实实践中所持的教育信念与行为模式,可将幼儿园教师文化的历史发展分为清末民初、民国中后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至今四个时期。从其发展进程可以发现,我国幼儿园教师文化在不断的演进中形成自身专业文化,并从文化自在走向文化自觉。

关 键 词:学前教育 学前师范教育 清末民初

内容提要:20世纪前,我国的0~3岁儿童早期教育都由家庭承担。进入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经济和政策的发展推动了机构化的0~3岁儿童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发展水平远落后于3~6岁的儿童教育。我国的0~3岁儿童早教机构经历了育婴堂、蒙养园、幼稚园、托儿所、幼儿园托班和亲子中心等多种形态;0~3岁儿童早教师资在育婴师制度建立之前一直未曾有专门的培养机构,至今职前培养体系也尚处于萌芽状态;历史上,曾经按照“年龄段”或“保教业务”确定过0~3岁儿童早期教育主管部门,但由于长期以来0~3岁儿童早教政策既未单独制订也不健全,导致主管部门长期不明确和监管无据可依。近年来,部分发达城市对0~3岁儿童早期教育的管理工作在逐步加强。据此,建议加强相关研究,制订0~3岁儿童早教事业发展政策,理顺管理体制,明确管理主体,加强监管,完善早教师资培养体系,以促进多元化的早教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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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即有“教子婴孩”“圣功始基”之说,颜之推、朱熹等对于学前教育也有专门的论述,但一直都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学前教育专门机构迟至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时才开始在中国出现。而“特殊的儿童,应当有受过特殊教育的人才去施教。所以幼稚园应该有曾经受过幼稚师范教育的人才去任教师;”[1]“要造就幼稚师资,就先要大量设立幼稚师范。”[2]

关 键 词:0~3岁儿童 早期教育事业 发展状况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16年度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及其培养研究”(CHA160213)。

中国“教育历史之变迁,以逊清之末民国之初最关重大。”[3]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制度化的学前师范①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完善到取得长足进步、继而不断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学前师范教育的发展主要沿两条脉络进行:一是始终在官方政策边缘游走、但又于中国近现代教育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教会学前师范教育,其形式表现为从小规模的幼师班直至正规的幼稚师范学校;二是在政府层面着手建设的学前师范教育机构,其又可细分为清末和民初两个时期:先是清末政府从保育科到女子师范学堂的尝试,后是民初政府从女子师范学堂到幼稚师范学校的独立设置。本文试图以教会学前师范教育机构为开端,以清末民初②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法规为线索,详细解读清末民初学前师范教育机构之嬗变历程。

19世纪前,准确地说,自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1840年,我国的学前教育处于自发、随机、非组织化形态,基本在家庭中进行。虽未建立社会化的学前教育机构,但在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丰富的婴幼儿保教思想。19世纪末,西学东渐,近代中国第一次在学制上确立了学前教育的地位,诞生了第一批幼儿园,学前教育开始从家庭走向社会。从公元1903第一所幼儿园设立至今,我国专门化的学前教育已有110多年的历史了,此间,面向3~6岁儿童的幼儿园教育占主导地位,而面向0~3岁儿童的早期教育事业则若隐若现,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初步发展。

任何形态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群体都具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教师作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群体,因其承担的多重角色与工作职责,而在思想观念、行为价值取向上都有着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特征,并形成一种教师群体独有的文化形态[1]。因幼儿园教师所秉持的保育教育信念、表现出的行为模式以及所承担的保育教育角色与职责区别于中小学教师,进而使得幼儿园教师文化成为一种相对独特的文化形式[韦德体育官方网站 ,2]。

一、教会学前师范教育机构:从幼师班到幼稚师范学校

一、近现代我国学前教育机构的初创及早期教育事业发展概况

幼儿园教师文化是一种历时态的存在,其历史演进展现的是幼儿园教师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自身发展进程中所呈现的渐进样态[3]。我国本土的幼儿园教育自1903年诞生以来的百年间,走过了学习日本、美国、苏联以及自主探索的学制变迁,幼儿园教师的法定称谓也经由最初的“保姆”到后来的“教员”“教养员”直至“教师”的转换。与此同时,20世纪至今的儿童观也相应地发生了阶段性变迁[4]。从历史渐进的视角考察和审视幼儿园教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有利于梳理百年来我国幼儿园教师文化的发展脉络,而且有助于了解和把握幼儿园教师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特征。

“我国初无幼稚师范,教会学校设立之女学开其端。”[4]教会教育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驱。在中国最早开办学前师范教育机构的,也是外国教会。教会之所以关注学前师范教育,主要是出于宗教目的。1889年,美卫理公会在苏州由金振声女士创办英华女中,初期兼办幼师班,[5]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教会幼师班。之后,一批培养教会学前教育师资的机构相继建立,一些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大学等也开始培养学前教育师资。

19世纪末至民国末年,近现代中国开始萌发“公养公育”思想,并在学制规定下有了初步的学前教育机构创办实践。出于公益、慈善、发展教育和战时看护等目的,多方人士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学前教育机构,既有慈善家、外国教会办的,也有教育家乃至军队办的,但由于学制无涉3岁前儿童,因此该时期的学前教育机构中儿童年龄段尚未分化,3岁前儿童极少参与,6岁以下儿童混龄保教。教师有普通乳妇、外国教师、受训妇女,也有幼师女毕业生。教育活动提倡“保教结合”,精细化和科学化初见端倪。

一、清末民初的幼儿园教师文化

据考证,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单独设立的教会学前师范教育机构当属1912年改名的怀德幼稚师范学校,该校前身为1898年由英国长老会筹备、1901年开办的幼稚园师资班,校址设鼓浪屿杨家园。[7]同时,很多教会学校即使不设立师范科,其毕业生大多也从事教育工作,正如《徐汇女中八十周纪念》所记载,“1897年,圣母院分为两部,就是大圣母院和小圣母院,前者专为栽培有志修道进献堂会或做教员的学生,后者为培植年幼的儿童。”[8]

清末概况

中国本土的幼稚园是随着癸卯学制的公布而产生的。在1903-1911年癸卯学制实施的8年间,日本式的幼稚园缓慢地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仿日”成为这一时期幼教师资培训与幼教实践的一大特色。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令“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5]。蒙养院按规定不能单独设立,只能附设于敬节堂与育婴堂之中。两堂中的节妇与乳媪均是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即使让她们接受训练,也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质太低,以及培训的非专业化而致其无法形成专业理念与实践。

1913年,基督教会全国大会议案提出:“教会于设立幼稚园,现有极大机缘,故于养成幼稚园人才之学校,当从速加增,并宜兼收教外学生,以供官立幼稚园之用。”[9]1914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更是载文指出:“中国一国之内,至少应有幼稚园师范养成学校,专门养育幼稚园人才;”“中学以上,应设各项职业学校,师范与幼稚园师范,尤为急务。”[10]重视教会幼稚事业,当首从设立幼稚师范入手,遂成为教会人士的共识。随着教会学前师范教育办学规模逐渐扩大,教会学前师范教育的影响已远远超出教会学校系统。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的学前师范教育几乎完全操纵在西方教会手中。当时的“教会学校,都受条约的保护,所以自小学以至大学,几乎全学制系统里的学校都有,这种办法,当然非我国人民之福。其中幼稚师范尤其占势力,因为她们是独一无二的幼稚师范,全国的幼稚园教师几乎都是出其门下。”[11]

1904年,晚清政府颁布并实施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学制,即“癸卯学制”。从此,我国学前教育逐步向着社会化机构教育的形态发展。彼时的学前教育机构通常称“蒙养院”或“幼稚园”,有公立的①也有私立的,有独立设置的也有附设在育婴堂②、敬节堂③等慈善机构或女子学校中的。

“蒙养”“家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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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学制不包含3岁前儿童的蒙养,也即并没有刚性要求举办社会化的0~3岁儿童早教机构。另外,蒙养院制度以“蒙养与家教合一”为宗旨,提出3~7岁儿童的教养应以家庭为主、蒙养院为辅。[1]可见,除育婴堂等少数慈善机构外,彼时3岁前的教养事务主要放在家庭中由家庭成员负责。

我国幼教机构的滥觞虽可追溯至西周孺子堂的成立,但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情势与经济却未能给幼教机构的形成提供足够的支持,致使我国幼教发展仍旧依附家族及家庭存在。清末时期,尽管蒙养院制度建立,但传统封建的幼儿教育观念与思想还没有更新,蒙养与家教是合一的。在当时“保姆学堂”不能骤设,蒙养院所教的内容不多的情况下,蒙养急需者仍然要依赖于传统的家庭教育[6]95,学前教育并没有完全从家庭教育中脱离出来变成独立的教育实体,兼具慈善与教育的二重性,并显示出学前教育过渡的特点。

教会学前师范教育机构培养的是“牧师型幼儿教师”,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发展学前教育事业,还不如说是为基督教能在中国民众中得到更好的传播。恰如张雪门所说,教会培养出的幼稚园教师“拿的是教会的钱,吃的是教会的饭……她们是为她们自己的教会尽职,不是为教育服务;是为的宗教,不是为的孩子。”[12]对此,张宗麟认为,“各国的教育条例没有外国人设立师范的”,“这种以传教为主体的师范教育,在民主国教育制度之下,万不能容留的。所以在振兴我国幼稚教育的消极方面,就是停办教会立的幼稚师范;”他同时指出,这些学前师范教育机构在学制、课程或实地施教上都存在许多问题,“中国急需有富于国家精神的幼稚园教师,所以急需设立完美的、富于研究试验精神的幼稚师范”。[13]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要求把教会学校纳入我国私立学校的范围,受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1926年10月18日,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私立学校规程》,正式将外国教会学校纳入中国的私立学校体系。此后,教会学前师范教育机构纳入中国私立教育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也出现了极少数被称为“婴儿园”的私立早教机构,招收3岁前儿童,最早由外国教会开办。④如1912年浙江湖州的“民德妇女职业学校”内就附设有“民德婴儿园”作为该校学生的实习基地,招收0~8岁儿童;因多数儿童是该校妇女部学员的子女,所以这里“母子同校”。该校学员学习家事及婴儿教育,她们既是学生又是母亲还是教师。

蒙养院的师资培养注重传统的道德教育以及家务技能的训练,要求“保姆”将来做“贤妻良母”,扮演“养护者”角色。在清末学部所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课程设置”中,家事、裁缝、手艺等家政类课程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此被指为全面推行“贤妻良母主义”。因此,尽管清末对幼教师资及保育项目有相应规定,也有女留学生赴日学习幼教理论与方法,返国后亦如实地将日本所学移植国内,然而在中体西用的思想引导下,蒙养院中的保姆更多地保留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承担教师的职能也可看作“女性扮演的母亲功能的扩大”。

二、清末学前师范教育机构:从保育科到女子师范学堂

民国概况

严肃主义的教学与管理

从历史来看,教会学前师范教育在中国学前师范教育史上确实有“蓝筚开山之功”;然“委托养成最初基教师之责任于外人,此吾国之创举,亦世界各国所未见之奇事也。”[14]1902年,罗振玉在东渡日本考察教育事务后撰写的《扶桑两月记》中详细介绍了日本高等师范本科“兼研究女子普通教育及幼儿保育方法”,“又有保姆练习科,以研究养成保姆为宗旨;”[15]并在《学制私议》中言之:“将来必立幼稚园,以三岁至五岁为保育年限。”但因“此刻女学未兴,无保姆,姑缓之。”[16]

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蒙养院更名为“蒙养园”,以招收3~6岁儿童为主。该学制大体仿照“癸卯学制”,但有明显进步之处:一是改变了清末将蒙养园主要附设在育婴堂和敬节堂的做法,而将之单独设置或附设在各级学校内,并增加了数量。二是从制度上明确规定了蒙养园师资培养在整个师范教育中的地位,出现了一批保姆养成所和幼稚师范学校。⑤但该学制仍未提出要对3岁前儿童进行公养公育,也未规定相应的师资培养规格。[2]

尽管当时的《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指明师资培养旨在习得蒙养院保育、家庭教育、小学堂教育的“旨趣法则”,但由于保姆的功能定位不明确,也未突出蒙养院与小学教法之间的区别,导致保姆所学不但浅薄而且死板,并没有习得专门针对幼儿保育与教育的知识与技能。加上“取经”式的师资培养方式虽有助于引进外国经验,但无从评估外国经验对本国幼教发展的影响与适切性,“仿日”得到照本宣科式的经验,未得日本幼教精髓;师资培训者本身的专业能力也颇受质疑,幼教师资培育形式甚至与中国士大夫教育极其相似,传统“书房式的背诵记忆”“注入式小学”的教法与管理上的严肃主义就成为教授幼儿简便且有效的方法。

据考证,国人最早接受学前教育的专业训练是在1901-1902年间的日本实践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该科规则规定:“本科教程虽分师范及工艺二科,然凡适于为师及为幼稚园保姆各种紧要科目,则使学生共修之。”[17]1903年9月,我国近代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学前教育机构由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昌创办(当时名为湖北幼稚园,次年改称武昌蒙养院)。但“幼稚园之急宜遍设,通人达士,固咸知之。惟最多窒碍者,则保姆缺乏也。”[18]为使幼稚园教育得到推广和发展,《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规定“幼稚园添设保育科”,并提出“保育科为幼稚之先事”,[19]收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女子专门学习幼儿师范课程。这是我国幼儿师范最初的萌芽。[20]后因此时公立学校尚未开放“女禁”,加之1904年《癸卯学制》对女学的否定,张之洞迫于各方压力,于1904年秋明令“原设幼稚园内附设之女学堂即行裁撤”,建敬节学堂“挑选粗通文理之节妇一百名,作为傅姆科正额,延聘日本女教习讲习女子师范家庭教育,以备将来绅富之家延充女师之选”;建育婴学堂“挑选略能识字之乳媪一百名,作为保育科正额,延聘日本女教习讲习保育幼儿、教导幼儿之事,以备将来绅富之家雇用乳媪之选”。[21]

“五四”运动后,我国的学前教育从主要学习日本转向了主要学习欧美。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该学制将蒙养园更名为“幼稚园”,招收6岁以下儿童。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幼稚园大量出现,既有设在城市的,也有建在乡村的;公立园以各地大学和女子师范附设的幼稚园为主,但数量和规模远不及私立园。此时,几乎所有幼稚园都以3岁后儿童为主,少量接收3岁前儿童。⑥其间,最早按年龄段举办的3岁前儿童早教机构当属熊希龄于1919年成立的“北京香山慈幼院”。该园起初为了慈善和保育目的,收容遭难孤儿、弃婴和附近贫困家庭儿童,之后开始对他们开展教育。该园包含招收0~4岁儿童的“婴儿保教院”、招收5~6岁儿童的“幼稚园”,并开设幼稚师范学校等,将儿童的保教和师资培养融为一体。[3]

清末民初蒙养院的教学主要是模仿日本幼儿教育中的注入式教学法。当时蒙养院中保姆的教法仍然依照过去“书房式”的背诵记述,使用的教材只不过是把传统的蒙学教材“三百千”变成歌谣、游戏、手技罢了。与此同时,保姆们将识字、谈话、唱歌、积木等科目,一一地规定在课程表中,不会混乱也不允许混乱。幼儿日常使用的各种工具和材料也都由教师准备,倘若老师不给,幼儿自然不能自由使用,而当游戏的时候一举一动也需教师们担负指挥的责任[7]。张雪门先生在考察当时的幼儿园后写道:“要形容这一时期的幼稚教育,和现在注入式的小学十分类似”[8]。造成这种现象的症结正在于学习国外经验时,未能有正确的学习态度与系统知识,对幼儿教育专业知识的了解与技能的训练未得他国精要,只是简单凭借生活常识和经验对幼儿进行养护和教育。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学前教育法规,首次确立了学前教育制度。该《章程》指出,“按各国皆有幼稚园,其义即此章所设之蒙养院”;择育婴堂乳媪、敬节堂节妇和专雇识字之妇人“令其讲习为乳媪及保姆者保育、教导幼儿之事”,并规定“开办一年以后,由各该堂员董考察其讲授之乳媪、节妇,讲习认真,保育、教导合法者,禀明地方官分别给予奖赏,并发给保姆教习凭单。其在育婴、敬节两堂学保姆者,无论院内院外,均发给蒙养院学过保姆凭单。”关于教材,则主要是“官编教科书”:一是“将《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女训》及《教女遗规》等书,择其最切要而极明显者,分别次序浅深,明白解说,编成一书,并附以图,至多不得过两卷,每家散给一本。”二是“选取外国家庭教育之书,择其平正简易,与中国妇道、妇职不相悖者(如日本下田歌子所著《家政学》之类),广为译书刊布。其书卷帙甚少,亦宜家置一编。”三是“初等小学字课本及小学前二年之各种教科书,语甚浅显,地方官宜广为刊布。”由此,则“家家皆自有一蒙养院矣”。[22]学界一般认为,育婴堂乳媪、敬节院节妇以及专雇识字之妇人便是中国第一代学前教育师资,育婴堂和敬节堂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学前师范教育机构,“保姆教习凭单”实际上也是中国最早的学前教育教师资格证书。

二、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的我国早期教育事业发展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80年代末,中央政府逐渐从政策上鼓励同时兴办面向3~6岁幼儿的幼儿园和0~3岁婴幼儿的托儿所,极大地推动了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

20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政策推动托幼机构分立,公立早教机构出现

20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我国大陆地区出现了两次“婴儿潮”,同时,政府鼓励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因此,此时婴儿的看护及教育问题较突出。但3岁前儿童的早教仍以家庭为主。不过,此时3岁前后的托、幼机构开始分立,招收0~3岁婴幼儿的托儿所开设单位多样,规模大小不一,教育要求较低,以看护、喂养和保健为主要职责。

从1951年起,大陆的企业、机关、学校、街道和私人开始举办托幼机构。此时,虽然国家政策并未明确要求开办早教机构,但已有个别城市开始举办面向0~3岁儿童的“托儿所”,个别幼儿园也开始举办招收3岁前儿童的托班了。1954年,国家教育部颁发了《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从制度上规定了幼儿园一日生活和学习的各个环节,并规定幼儿园采用分科教学法。当时的托儿所婴幼儿一日生活制度和集体活动模式以此为参考。[4]到了1956年,教育部、卫生部、民政部下发了《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通知指出:“为帮助母亲们解决照顾和教育自己孩子的问题,托儿所和幼儿园必须有相应增加。城市中提倡工矿、企业、机关、团体、群众举办,农村提倡农村合作社举办。而且,提倡不拘一格、发展多种多样的,要求不宜过高的,以全日制为目标的托幼机构。”[5]此后,包括招收0~3岁儿童的早教机构在内的托幼机构整体蓬勃发展。“文革”后⑦,托幼机构开始恢复发展,到了1979年,教育部、卫生部、劳动部、全国妇联等在《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中要求恢复发展卫生、教育部门举办的托幼机构,农村也要多形式开办托幼机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