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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0~3岁儿童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概况及分析,民国学者对此有相当的认识并剖析其原因

清末和民国时期是我国近现代学前教育的肇始、转型和发展阶段,为现代中国学前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

民国社会中,社会转型对于妇女的要求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传入导致妇女与学龄前子女教育的传统关系发生变化,两者之间产生矛盾。民国学者对此有相当的认识并剖析其原因,提出“良母教育”作为调适两者矛盾的方法。

制订0~3岁儿童早教事业发展政策,理顺管理体制,明确管理主体,加强监管,完善早教师资培养体系,以促进多元化的早教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清末;民国时期;学前教育政策;政策要素

民国;妇女;学龄前子女;学者

0~3岁儿童;早期教育事业;发展状况

原标题:学前教育政策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根本性转型

作者简介:朱季康,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扬州 225002)。

原标题:我国0~3岁儿童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概况及分析

作者简介:宋立会,女,河北正定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河北 保定 071002)。

内容提要:民国社会中,社会转型对于妇女的要求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传入导致妇女与学龄前子女教育的传统关系发生变化,两者之间产生矛盾。民国学者对此有相当的认识并剖析其原因,提出“良母教育”作为调适两者矛盾的方法。

作者简介:王磊,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杭州 310012);刘晶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韦德体育官方网站 ,清末和民国时期是我国近现代学前教育的肇始、转型和发展阶段,为现代中国学前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环境、制定主体、制定目的及政策体系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再现了学前教育政策制定、执行、演变和跃迁过程,揭示了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总结了学前教育政策制定在这两个时期的根本性差异,对于学前教育领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民国 妇女 学龄前子女 学者

内容提要:20世纪前,我国的0~3岁儿童早期教育都由家庭承担。进入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经济和政策的发展推动了机构化的0~3岁儿童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发展水平远落后于3~6岁的儿童教育。我国的0~3岁儿童早教机构经历了育婴堂、蒙养园、幼稚园、托儿所、幼儿园托班和亲子中心等多种形态;0~3岁儿童早教师资在育婴师制度建立之前一直未曾有专门的培养机构,至今职前培养体系也尚处于萌芽状态;历史上,曾经按照“年龄段”或“保教业务”确定过0~3岁儿童早期教育主管部门,但由于长期以来0~3岁儿童早教政策既未单独制订也不健全,导致主管部门长期不明确和监管无据可依。近年来,部分发达城市对0~3岁儿童早期教育的管理工作在逐步加强。据此,建议加强相关研究,制订0~3岁儿童早教事业发展政策,理顺管理体制,明确管理主体,加强监管,完善早教师资培养体系,以促进多元化的早教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关 键 词:清末 民国时期 学前教育政策 政策要素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渐进行、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妇女地位得到相对提升,小家庭制广泛出现,传统大家庭制度逐渐瓦解,两千年来妇女与学龄前子女教育之间的平衡关系被逐渐打破。中国妇女面临着学龄前子女问题的新挑战,民国学者也对两者矛盾有新的认知,并开始提出调适两者关系的构想。现代学者对于他们思考的认知,大多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去理解,对他们所提出的矛盾与解决思路则缺乏客观的分析。

关 键 词:0~3岁儿童 早期教育事业 发展状况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一般资助课题“新时期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前,准确地说,自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1840年,我国的学前教育处于自发、随机、非组织化形态,基本在家庭中进行。虽未建立社会化的学前教育机构,但在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丰富的婴幼儿保教思想。19世纪末,西学东渐,近代中国第一次在学制上确立了学前教育的地位,诞生了第一批幼儿园,学前教育开始从家庭走向社会。从公元1903第一所幼儿园设立至今,我国专门化的学前教育已有110多年的历史了,此间,面向3~6岁儿童的幼儿园教育占主导地位,而面向0~3岁儿童的早期教育事业则若隐若现,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初步发展。

教育政策制定是国家和政府实现其教育管理职能的主要手段。学前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基底工程,是造就人才,提高民族素质不可缺少的教育阶段。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政府用以实现对学前教育领域有效领导和管理的体现。政策具有时代性,学前教育政策也不例外。作为我国近代学前教育的发轫和发展时期,清末和民国属于近代学前教育历程中具有显著特点的历史阶段。此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这两个时期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调整及变化,与学前教育的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及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清末学前教育政策抄袭日本严重,其性质、培养目标、内容和趋向具有明显的近代化特征,虽然在科学性上较之古代学前教育政策有着显著进步,有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的设想,但是其封建性亦非常明显。而到了民国时期,民主政体的建立保证了体系化现代性的学前教育法令法规出台,学前教育发展的民主性、规范性明显增强,规模明显增大。

从民国学者的角度来考察民国以前的中国妇女,其形象颇显落后与悲剧化。蔡元培曾形容中国旧时妇女的整体形象,“旧俗每为女子缠足,不许擅自出门行走,终日幽居,不使运动,久之性质自变为懦弱。光阴日消磨于装饰中,且养成依赖性,凡事非依赖男子不可。苟元男子可依赖,虽小事亦望而生畏”。①两千年来,中国妇女依附男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使穆桂英、花木兰、樊梨花、秦良玉那样的巾帼英雄,也多是一种“另类”的演绎。国人对妇女的期望脱不开传统意义中“贤妻良母”的标准,脱不开“相夫教子”的模式。“古代妇女以为人妻、为人母为其天职,所以发生出良妻贤母的理想,因而其活动的范围,也只限于家庭之内”。②长期以来养儿防老与重男轻女的习惯思维,使得国人轻视妇女已成习惯,所谓“吾人重男轻女,已成国俗”。即使“近来袭取白人学说。争言男女平等,然其不平等之道,仍复不可屈指偻计。盖数千年遗传之劣根性,固非一朝之所得扫除也”。③学者们也关注到近代欧美等国在此理念上与国人的差异。“吾国女子与西洋女子地位不同。彼尊女子乃产出过剩之女子。我重男子乃产出多余之男子”。④

一、近现代我国学前教育机构的初创及早期教育事业发展概况

剖析这两个时期学前教育政策过程,能够清晰地发现民国学前教育政策在制定环境、制定主体、制定目的及政策体系等方面较之清末有着明显的根本性的转型,政府指导与监管的强度也是清末所难以企及的。特别是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近代学前教育政策演变发展的认识,对我国近代学前教育政策的动因及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找出近现代学前教育的差异及现代学前教育事业建设的条件和内容取向,促进我们对当今学前教育事业诸多问题的了解,总结学前教育发展规律及得失利弊,有助于我们以历史的眼光,从更高的层次,对当今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解读与研究,为我国当今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与借鉴。

民国学者注意到了近代欧美等国妇女地位的提升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从原先的被歧视到自尊自立,改变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随人权思潮之激荡而爆发”。⑤全球的妇女解放运动发展迅猛,“气候风起云涌,漫延各国,男女平等,遂成为全球妇女的共同目标和要求”。⑤正在进行近代转型的中国也被席卷其中。民国学者宋介援引外人评价:“十八世纪是人的世纪(century of man),十九世纪是妇女的(century of woman)。”⑥妇女解放思潮给民国社会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国妇女从事社会事业与职业工作的比率与范围大大增加。民国妇女自觉意识开始觉醒,恰如其时学者们呼吁的那样,“妇人互相团结,以谋妇人全体之利益与正当之权利义务,其时盖已至矣。今日之妇人,不但当顾自身之教养与自我之充实,尤当藉巩固之团结力,以图其社会的地位之向上改善,获得为人为妇女之权利”。⑦虽然民国妇女整体觉醒意识还处于一个较低层次,但民国妇女地位的逐渐提升已是不争的事实。甚至有民国学者评价:“今日我妇人界之有学识能力为时所称者,既不乏人。其怀抱才智隐闭而不见者,恐尚不可胜数。此等妇人,若与欧美之妇人相比,殆无逊色。”⑦民国时期,一批妇女团体组织涌现出来,助长了妇女地位的提升。在一些省份,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法律的保证,如《中华民国湖南省宪法》于1922年就明确规定了男女同样的参政权利。⑧在时势的推动下,一些优秀的又恰逢机缘的妇女脱颖而出,在各方面展示自己的才华,成就自己的事业,成为一股清新的社会力量。她们被冠以“新妇女”的称呼,有人以为“所谓‘新妇女’自然是指一般受过新教育的妇女而言”。⑨这种解释虽然狭隘了一点,但不失其本质。妇女地位的提高,在教育权利上的表现很明显。于树德称现在教育界的一种新倾向,“就是专以女子教育为目的之各种专门学校逐渐增加,而专以男子教育为目的之各种专门学校逐渐对女子开放”。②

19世纪末至民国末年,近现代中国开始萌发“公养公育”思想,并在学制规定下有了初步的学前教育机构创办实践。出于公益、慈善、发展教育和战时看护等目的,多方人士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学前教育机构,既有慈善家、外国教会办的,也有教育家乃至军队办的,但由于学制无涉3岁前儿童,因此该时期的学前教育机构中儿童年龄段尚未分化,3岁前儿童极少参与,6岁以下儿童混龄保教。教师有普通乳妇、外国教师、受训妇女,也有幼师女毕业生。教育活动提倡“保教结合”,精细化和科学化初见端倪。

一、学前教育政策制定环境的根本性转型

但恰恰是在这种“新妇女”崛起的背景下,传统的妇女与学龄前子女教育之间的和谐平衡被打破,矛盾骤然出现。夏德贞女士的阐述一针见血:“一般受教育的父母,也是很少好好的教养自己的孩子的,有的忙于交际,孩子,完全交托老妈子或勤务兵带领;有的自己玩乐,打牌跳舞,无暇照护孩子;有的为了经济压迫得在社会,也是没有多少的时间,来教养孩子。”⑩即使是不与所谓“新妇女”沾边的妇女们,也无法继续维持传统的育儿模式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加剧了社会贫富阶层的分化,也加重了妇女所承担的家庭经济责任。她们不再可能不管家庭经济的客观状况,只专心于年幼子女的教育事务中。“然到了现在,脱离家庭而服务于社会的女子,渐渐多起来了,其不为人妻不为人母的女子一天一天增加起来了。纵然为人妻为人母,而其大部分的时间及劳力消费在家庭以外的妇人大大的增加了”。②从城镇到农村,这个趋势不可阻挡。“乡里妇女之职业,所得劳银,悉以补助家计。滴滴妇源,绝无外溢”。

清末概况

政策与环境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其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状况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环境对公共政策起着更直接、更重要的影响,有着制约甚至决定的作用[1]。教育政策环境影响和制约教育政策的制定,因此,我们可以把教育政策看作社会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清末和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社会政局动荡,近现代工商业兴起,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广泛传播,对中国社会的传统育儿理念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民国时期,由于时空环境的影响,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得到了持续的跃迁与发展,尤其是在民国中后期,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因此,要准确把握学前教育政策在这两个时期的根本性不同,就要先从影响学前教育政策制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因素入手进行考察。

从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中国并非个例,整个东亚文化圈内的国家都面临着妇女与学龄前子女教育关系的重新调整问题。如日本,“我们知道日本的女子教育是最主张良妻贤母主义的,然而因为这种关系,他们的良妻贤母主义的教育也恐怕就要破产了”。②如果仅是单纯地对传统育儿关系的充实调适,我们可以通过引入公育模式来解决这个矛盾。可时代并不是停滞的,中国传统育儿的经验理念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民国婴幼儿成长与发育的要求,尤其是按照未来国民的要求标准来考量,传统育儿经验理念已经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恰在此时,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民国的传播,满足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民国社会所接纳。

1904年,晚清政府颁布并实施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学制,即“癸卯学制”。从此,我国学前教育逐步向着社会化机构教育的形态发展。彼时的学前教育机构通常称“蒙养院”或“幼稚园”,有公立的①也有私立的,有独立设置的也有附设在育婴堂②、敬节堂③等慈善机构或女子学校中的。

近代工商业由萌发到比重上升促进了学前教育政策化进程

走上社会的妇女替代传统居家的妇女,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替代传统育儿经验理念,矛盾博弈的双方都升级了。如何调适民国妇女与学龄前子女教育的关系,这是时代所提出的问题。

癸卯学制不包含3岁前儿童的蒙养,也即并没有刚性要求举办社会化的0~3岁儿童早教机构。另外,蒙养院制度以“蒙养与家教合一”为宗旨,提出3~7岁儿童的教养应以家庭为主、蒙养院为辅。[1]可见,除育婴堂等少数慈善机构外,彼时3岁前的教养事务主要放在家庭中由家庭成员负责。

1.近代工商业萌发激荡了清末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

二、妇女的责任与尴尬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也出现了极少数被称为“婴儿园”的私立早教机构,招收3岁前儿童,最早由外国教会开办。④如1912年浙江湖州的“民德妇女职业学校”内就附设有“民德婴儿园”作为该校学生的实习基地,招收0~8岁儿童;因多数儿童是该校妇女部学员的子女,所以这里“母子同校”。该校学员学习家事及婴儿教育,她们既是学生又是母亲还是教师。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农业国家。在鸦片战争前,从整个国民经济状况来看,中国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当稳固,农村“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并无多少变化,自然经济分解程度很低;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携带着其工商模式进入中国。为掠夺资源,帝国主义在我国领土上非法开设工厂,办工业、开矿山,掠夺的同时也给沿海城市带来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主观上西方列强并非对中国的经济秩序感兴趣,但是其侵略行为客观上迫使清末传统的经济体制发生了被动的转型,自然经济分解加速,农村耕织分离,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农产品开始商品化。1860年以后,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僚也在“求强”“求富”的口号下建立军用工厂、开办民用企业,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增长,建立了最初的现代企业,包括兵工厂、轮船公司、钢铁厂和纺织厂在内的一批最初的近代企业建立并发展起来。随着这些近代工商业的建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产业工人。到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渐趋发展,很多劳动妇女走进工厂企业,参加大工业的生产劳动①。在这种情况下,学前教育责任完全由家庭来承担的模式受到了挑战,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产生了学前教育社会化的需求,解决婴幼儿的教养问题,使劳动妇女无后顾之忧,这是经济发展和大工业生产对幼儿教育社会化的迫切要求,为近代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础和必要前提。

在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逐渐传播中的中国,妇女是否应该承担学龄前子女教育的责任?在这个责任中,妇女应当承担多大的份额?兼之妇女解放运动、公育思潮的影响,这些问题引发了民国学者的热议。事实上,在民国时期的妇女与学龄前子女教育关系的博弈上,妇女们承受着责任的压力,也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民国概况

2.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了民国时期公育理念的社会认同

民国妇女不能推卸掉育儿或进一步可称为学龄前子女教育指导的责任,并且这个责任应被强化。这个观点在当时虽然受到抨击,但依旧是主流。

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蒙养院更名为“蒙养园”,以招收3~6岁儿童为主。该学制大体仿照“癸卯学制”,但有明显进步之处:一是改变了清末将蒙养园主要附设在育婴堂和敬节堂的做法,而将之单独设置或附设在各级学校内,并增加了数量。二是从制度上明确规定了蒙养园师资培养在整个师范教育中的地位,出现了一批保姆养成所和幼稚师范学校。⑤但该学制仍未提出要对3岁前儿童进行公养公育,也未规定相应的师资培养规格。[2]

相比较清末,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传统的纺织手工业受到巨大冲击,随着工厂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就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述:“在机器上工作,无论是纺或者是织,主要是接断头,而其余的一切都由机器去做了,做这种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于是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男人了。”由于妇女较易管理且工资相对较低,城市工商业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强,因此,在全国范围内,除矿山工人外,女工人数大量增加②。

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母亲一般承担哺育的责任,父亲则承担管教的责任。“儿童是教育的中心,为父母者应居指导地位”。如果以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中的“育”“教”属性相对应的话,母亲则大多服务于“育”的功能,父亲大多服务于“教”的功能。尽管中国传统家庭中父亲的“教”与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中的“教”有很大的差异,但于子女的教育确实是父亲承担得更多一些。所谓的“严父慈母”模式也似乎支持这一观点。其实,这是一种封建家庭伦理道德观在育儿上的反映。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在婴幼儿阶段,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无论是在“育”还是“教”方面,都大大地强于父亲的影响。民国学者沈光烈说:“我国过去的家庭教育,颇偏重于‘父教’,所谓‘养不教,父之过’,近今才逐渐知道‘胎教’和‘母教’的重要……‘母教’的关系更多,谁都知道儿童和母亲接触的机会,是较任何人为多,所以她一举一动所给予儿童的印象亦最大。”以往的传统育儿不需要母亲有经验以外的知识储备,而这也是民国妇女面临育儿关系发生变革时缺少准备的一环。“在家庭里,儿童除了父母寄身之外,别的是没有依靠者,所以儿童的生存便完全藉托于父母身上”。而“儿童每天在家庭里与他接触最多的人物是他的母亲”。如果说从传统育儿进化到近代学前教育是时代的必然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民国妇女们也无法置身事外,必须有所改变。特别是抗战时期,在男性生产力大量被征用的前提下,社会与政府对妇女的学龄前子女教育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38年,邹韬奋在《战时的儿童保育》中引用了宋美龄女士的一段话:“蒋夫人指出了一个要点,她特别注重妇女对于这个任务的责无旁贷。她不否认妇女在许多部门可与男子同样地工作,但是她认为儿童保育是‘妇女界性质最相宜的工作’,‘可以希望大多数的女同胞能够参加。’这个观点不但是宋美龄女士个人的观点,也是民国学者与政府的主流观点,体现了时代的诉求。“恻隐之心,女子胜于男子”。宋美龄发布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广大民国妇女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不仅是为自己的小家庭,更是为国家承担自己的责任。

“五四”运动后,我国的学前教育从主要学习日本转向了主要学习欧美。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该学制将蒙养园更名为“幼稚园”,招收6岁以下儿童。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幼稚园大量出现,既有设在城市的,也有建在乡村的;公立园以各地大学和女子师范附设的幼稚园为主,但数量和规模远不及私立园。此时,几乎所有幼稚园都以3岁后儿童为主,少量接收3岁前儿童。⑥其间,最早按年龄段举办的3岁前儿童早教机构当属熊希龄于1919年成立的“北京香山慈幼院”。该园起初为了慈善和保育目的,收容遭难孤儿、弃婴和附近贫困家庭儿童,之后开始对他们开展教育。该园包含招收0~4岁儿童的“婴儿保教院”、招收5~6岁儿童的“幼稚园”,并开设幼稚师范学校等,将儿童的保教和师资培养融为一体。[3]

自古以来,就社会整体来讲,中国学前教育并无特设的专门机构,而是在家庭中进行,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而在我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下,相夫教子的任务主要落在妇女身上,她们自然成为学前儿童的主要教养者。教养儿童的“训诲之权,实专于母”[2]。而民国时期妇女身份地位发生的被动转变,妇女离开家庭走进工厂参加工业生产,必然导致她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家庭和育儿,对子女的教育难以全心全力。妇女对育儿重视程度的被迫下降,成为引发国人认同并支持儿童公育发展的诱因,国人逐渐认识到公育化的育儿模式的重要性,“只有实行儿童由国家教养的制度,只有集合一切科学家、艺术家、营养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等,协同一切父母作真正联合努力于下一代儿童的教养,然后才能使无数的儿童的身心获得健全而优美的发展”[3]。公育理念的普及为以儿童公育为主要特征的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保障。

民国妇女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吗?从整体层面上考察,显然民国妇女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她们正尴尬地面对时代的变化。

二、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的我国早期教育事业发展概况

作者简介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80年代末,中央政府逐渐从政策上鼓励同时兴办面向3~6岁幼儿的幼儿园和0~3岁婴幼儿的托儿所,极大地推动了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

姓名:宋立会 工作单位:

20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政策推动托幼机构分立,公立早教机构出现

20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我国大陆地区出现了两次“婴儿潮”,同时,政府鼓励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因此,此时婴儿的看护及教育问题较突出。但3岁前儿童的早教仍以家庭为主。不过,此时3岁前后的托、幼机构开始分立,招收0~3岁婴幼儿的托儿所开设单位多样,规模大小不一,教育要求较低,以看护、喂养和保健为主要职责。

从1951年起,大陆的企业、机关、学校、街道和私人开始举办托幼机构。此时,虽然国家政策并未明确要求开办早教机构,但已有个别城市开始举办面向0~3岁儿童的“托儿所”,个别幼儿园也开始举办招收3岁前儿童的托班了。1954年,国家教育部颁发了《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从制度上规定了幼儿园一日生活和学习的各个环节,并规定幼儿园采用分科教学法。当时的托儿所婴幼儿一日生活制度和集体活动模式以此为参考。[4]到了1956年,教育部、卫生部、民政部下发了《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通知指出:“为帮助母亲们解决照顾和教育自己孩子的问题,托儿所和幼儿园必须有相应增加。城市中提倡工矿、企业、机关、团体、群众举办,农村提倡农村合作社举办。而且,提倡不拘一格、发展多种多样的,要求不宜过高的,以全日制为目标的托幼机构。”[5]此后,包括招收0~3岁儿童的早教机构在内的托幼机构整体蓬勃发展。“文革”后⑦,托幼机构开始恢复发展,到了1979年,教育部、卫生部、劳动部、全国妇联等在《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中要求恢复发展卫生、教育部门举办的托幼机构,农村也要多形式开办托幼机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