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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卜凯的切磋更是受到科学界的正视,依据章伯雨1932年译的赛珍珠1928年份开始时期写的自传

卜凯,美国著名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一生著述颇丰,成果达78部,但是,他的成果文献大都是英文版和民国时期的,目前国内所挖掘到的数量非常有限。这主要是重视不够、视野不宽等方面原因造成的。为此,我们应坚持文字与实物资料、国内与国外挖掘整理并重,并做好实地考查和人员的走访工作,以推动卜凯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John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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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本文借助留存于南京农业大学的卜凯农家调查资料,对民国中期我国水稻和小麦地带六大农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了估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劳动力剩余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水稻地带及小麦地带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率分别为69%与79%,两区域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比较三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方法,本文将以古典经济学原理为基础,采用古典经济学狭义剩余劳动力测算方法,借助卜凯的中国农家调查数据,对当时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全面估算。本文借助卜凯的农家调查数据,采用古典经济学估算方法,对民国中期我国水稻和小麦地带六大农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了估算,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农业生产要素资源禀赋、农作物种植结构及农法等对劳动力剩余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卜凯/文献/挖掘/整理

近代来华作家、学者翻译了不少中国的著作,也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他们在翻译和写作过程中常常会在语言文化方面或者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方面,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大量帮助。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这些近代来华人士的翻译或著述就很难完成或者质量会大打折扣。鲁迅和季羡林日记中都提到艾克 。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估算;农业生产;卜凯;水稻地带;小麦地带;种植;农村劳动力;劳动力剩余率

杨学新,男,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河北 保定 071002;任会来,,男,河北大学工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河北 保定 071002

金陵女子学院难民营职员、志愿者和来访者合影,第二排站立者右起第三人为赵雅南

作者简介:

卜凯,美国著名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一生著述颇丰,成果达78部,但是,他的成果文献大都是英文版和民国时期的,目前国内所挖掘到的数量非常有限。这主要是重视不够、视野不宽等方面原因造成的。为此,我们应坚持文字与实物资料、国内与国外挖掘整理并重,并做好实地考查和人员的走访工作,以推动卜凯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

赛珍珠虽然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声称她小时候在镇江曾经跟一位孔先生学习儒家经典。但是对于她父母为什么会请一位儒家学者教她中国经典,她一直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况且她的父母并非那种痴迷于中国文化的人。赛珍珠的同时代人杨步伟在自传中提到她早年在上海就读的中西女塾时说:“我的同学大多是来自基督教新教徒家庭或为外国公司工作的商人家庭。外国女孩当然不会上我们的学校,因为她们上外国人为外国孩子开办的学堂,目的是为了在成长过程中不谙中文读写。”有意思的是,杨步伟的自传最早还是在赛珍珠的建议下写作并且由赛珍珠的第二个丈夫经营的出版公司出版的。

  【内容提要】本文借助留存于南京农业大学的卜凯农家调查资料,对民国中期我国水稻和小麦地带六大农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了估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劳动力剩余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水稻地带及小麦地带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率分别为69%与79%,两区域存在较大差异。除了我国农业生产中的人多地少等因素外,小麦地带的单位作物需工量小、经济作物种植比例低、作物复种指数低、灌溉面积少、役畜饲养量较多是形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

卜凯/文献/挖掘/整理John Lossing Buck/literature/collect/classification

而根据1934年2月26日晚章伯雨写的《勃克夫人》一文,赛珍珠1934年在南京时,“家里请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塾师,这位老塾师教了她好多年的中国文学,现在仍在她的家里,每天教读她的五龄次女”。根据章伯雨1934年译的赛珍珠1930年代早期写的自传,赛珍珠在该自传结尾时说:“我抱歉,我好像没有想到别的什么事情好写,只是我有两个小女儿。一个是在学校里,一个五岁了,是陪着我们住在家里。她每天跟着她的老中文塾师学习读写中文。这位老塾师当了我的中国文学教师好多年了。”赛珍珠在她1930年代早期尚未返回美国定居时所写的这篇自传中从未提及她小时候曾经在镇江跟孔先生学中国经典。而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在《文学》1933年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的《〈大地〉作者赛珍珠重来中国》也说:“她后来同卜克教授到南京金陵大学任课,在课余之暇学习中文,研读 《红楼梦》、《水浒》、《三国》等中国小说。”而当时赛珍珠居住在南京,南京离镇江很近,当时身边熟悉赛珍珠早年生活的人肯定有不少,因此她这时写的自传更加可信。

  【关键词】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区域差异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对于卜凯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从对卜凯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对于他一生研究时间段的划分上,都以1944年他回国的时间为限;二是在研究的内容上,多集中于他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中国农家经济社会状况的调查,对于他同时期关于中国农村人口、物价、农具等方面的研究以及1944年回国后有关中国农业的论述涉及的不多。

另外根据1940年代早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编辑的《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第二册,页三七四,章伯雨,1909年生,安徽来安人,金陵大学农学士,曾任金陵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专长科目是农村社会经济及农业教育。据《南京农业大学史志》页89及90,章伯雨曾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推广部教员及农业专修科主任。据《中国农业经济教育史》页71,章伯雨1953年任南京农学院教授。我们知道赛珍珠丈夫卜凯长期在金陵大学任教,赛珍珠也长期居住在金陵大学,因此章伯雨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胡仲持(笔名宜闲)是中国较早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介绍翻译《大地》的人,胡仲持的叙述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当赛珍珠晚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时,熟悉她早年生活的人大多已经凋零,即使有极少数还活着,也生活在中国大陆,而当时时值冷战高潮,中美对立,根本无法找人对证。赛珍珠写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4)03-0059-08

究其原因,文献资料的不足,无疑成为我们对卜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及其农业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瓶颈。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讲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再没有出版过卜凯的著作,只有极少数图书馆还保存有很旧的民国版本,卜凯后期的著作还大都没有中文版本。这种状况导致“国内人们对卜凯的调查及其成果还缺乏全面、客观、公正的认识,其珍贵的历史价值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①鉴于此,本文就卜凯教授文献挖掘整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几点建议,请批评指正。

回忆录也就无所顾忌,信笔挥洒,有意无意的为她早年生活增添传奇色彩,同时也等于是向费正清等瞧不起她的中国通们宣示:“你们算什么,我小时候就打下了汉学童子功!”赛珍珠在她早年写的自传中倒是提到了她的中国老奶妈。客观地说,不少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子女倒是会说中国话的,传教士林查理的长子Fred W.Riggs从小跟他家的福州阿妈的儿子一起玩耍,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福州话。但是他们的中文阅读能力大多不好。复旦大学英语系退休教授孙骊在《外语教育往事谈》页123提到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时 说:“他 本 人 的语言能力又极能引起学生学语言的兴趣,因为他除母语之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如果不看见人,还真会以为是一个四川人在讲话。我对此非常好奇,有一天课下见他在读学生的壁报,以为他读中文与讲中文一样行,就随便问问他怎么学的中文。他说他讲四川话行,因为是吃四川奶娘的奶长大的,但读中文就不具备同样的能力,只能半读半猜。我当时当然并不懂什么语言与文字的差异,听到这一回答颇感奇怪,也使我多少知道一点学语言的复杂性。”根据这段叙述,我们可以对传教士子女的中文能力略见一斑。

韦德国际 ,  一、引言

一、基本状况

那么这位在南京教了赛珍珠好多年中国文学的老塾师到底是谁呢?

  由于人多地少的国情,自古至今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庞大的剩余率是阻碍我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相关研究领域学者对农村人口及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做了大量研究,但数值相差甚远。钟甫宁①将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农村和农业劳动力的统计数字不一致”。农村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既包括农业劳动力,也包括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与地域相联系;后者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与职业相关。两者的一致程度主要取决于划分市镇的标准和农村非农化的程度。对于民国中期,中国农村的第二、三产业刚刚起步,农村非农化程度较低,农村劳动力几乎可认同为农业劳动力。因此,用1929-1933年卜凯调查的农村劳动力数据来估算民国中期的农业劳动力是可行的。

卜凯的一生著述颇丰。在国内,有关卜凯教授发表的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方面的成果文献,我们可以在卜凯撰写、卢良俊翻译的回忆文章“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之发展》,《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1991年,南京),崔毓俊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时发表的《我系科研、推广工作简介》(《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建系70周年纪念册1921-1991》,1991年,南京)、《忆往拾遗》中的《金大农经系的科研和推广工作》(《忆往拾遗》,1993年10月,未刊),张宪文主编的《金陵大学校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六章第二节“农学院的教学工作”等资料上查阅到。但是,这些介绍因为论述时间的先后和角度的不同而不全面、不系统;在国外,美国学者Randalle E. Stross撰写的“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987-1937”(《僵硬的大地——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农学家》,洛杉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1986年)第七部分“Myopia-Lossing Buck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20s-1930s”(《缺乏远见—卜凯与20、30年代的农业经济》),对卜凯关于中国农业方面的成果文献进行了论述,但将时间限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他1944年回国后的成果文献几乎没有涉及。卜凯一生的成果文献我们可以从他自己提供的“A List of Publication by John Lossing Buck”(卜凯的出版物,1962年)中有全面详尽的了解,②后人所建的John Lossing Buck.org网站上也可以浏览到。

既然教了赛珍珠很多年中国文学,并且还被聘请教赛珍珠的次女,那么这位老塾师一定是教得很好了,否则不会长期聘用的。

  现有文献资料显示,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受到数据限制,多数仅凭经验估计,多为大概或粗略的数值。张丽②采用满铁三村的调查数据,假设“田地里的劳动完全由男子承担,女子劳动只是负责养蚕和家务”,并按照“稻八桑二”的经验值,估计无锡农村的男性剩余劳动力为65%。韩稼夫③基于经验统计“满洲西部兴安岭一带,每年适于耕稼时期不过百日,华北平原作物生产时期不过二百日,四川盆地为三百五十日”,估计得出“全国十五岁至四十五岁之农民因农闲而损失之工作机会,几等于五千五百万人之完全失业”。薛暮桥④也根据对无锡农村的调查指出“贫农平均每年做农业工作148日,中农152日,富农181日,参加农业工作的壮丁,平均每人每年有半年以上的空闲时间”。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不同农户对参加农业劳作的男、女性劳动力分配不同,并且受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不同作物在不同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同,因此经验估计可能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

文献篇目和数量

1949年至1950年金陵大学哲学系教授芮陶庵夫妇在他们的朋友金陵女子大学教师Eva Spicer的推荐下聘请大概已经70余岁的老先生赵雅南教他们的两个儿子中文。赵雅南当时大约已经教了外国人40年中文,并且也教过Eva Spicer。在Suping Lu编辑的一本英文书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 -38(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ios Press,2008)中的金陵女子大学难民营管理人员集体照片中站立的第二排右起第三人就是赵雅南,图片说明上说是Mr.Djao,而Djao也是“赵”罗马化拼写的一种方式。书中的索引部分简略地提到这位Mr.Djao,并声称他是金陵女子大学教师Eva Spicer的Private language tutor(私人语言教师)。赵雅南不是金陵大学的教师,也不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教师,他是位自由职业者,专门教外国人汉语和中文,他不会说英语,大概也不懂英语,他教外国人汉语和中文用的是直接教学法。近60年之后,芮陶庵的长子回忆起他来,还说他是一位优秀的教师。芮陶庵的两个儿子后来成为美国大名鼎鼎的中国通。一位是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和《金瓶梅》翻译家芮效卫,另 一 位 是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 俭。赵雅南告诉芮效卫,他曾经帮助赛珍珠翻译过《水浒传》。赵雅南说赛珍珠能够阅读一些中文,但是却依靠他把《水浒传》口头翻译成现代汉语,然后她自己再看原文,然后翻译成英文。

  周中建⑤最早打破这种估计方法,他从农户户均人数及劳动力入手,从农业劳动力的耕作能力和主要农作物亩需工量两个角度对苏南农业劳动力的供需状况进行理论估算,并与当时的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对照,得出苏南地区农业劳动力的潜在性剩余率在40%左右、季节性剩余率在70%以上的结论。周的研究是在假设“农村劳动力只从事种植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率不变”,“农村劳动力的净流出率为零”等前提条件下进行的,但其并未对这些假设的设立可行性进行说明。另外,周仅对苏南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进行估算,但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的结论。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全国不同种植类型地区的比较,才能准确衡量当时我国不同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状况,从而为相关后续研究提供科学可靠的基础性数据。

卜凯一生的成果文献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专著,专题研究论文,报告,演讲和手稿等四大类,详情如下:

根据以上资讯,我们可以推断,这位在南京教了赛珍珠好多年中国文学的老塾师很可能就是赵雅南。首先教了赛珍珠自己好多年中文,后来又被聘请教她次女中文,说明这位老塾师教得很好。而塾师翻译成英文恰好是private tutor或private teacher。另外赵雅南在1949年时已经70多岁了,并且已经教了外国人汉语大概40年了,那么他在1930年代早期教赛珍珠次女时说是老塾师,当之无愧。根据芮效卫教授的说法,赵雅南是专门依靠教外国人汉语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而且本人不说英语,他怎么会认识赛珍珠,并且还帮助赛珍珠翻译过《水浒传》呢?那一定是他曾经在赛珍珠家里教过汉语了。

  基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借助留存于南京农业大学的卜凯农家调查资料,采用古典经济学的估算方法,围绕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供需状况,对民国中期我国水稻和小麦两大地带六大农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全面估算。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劳动力剩余受区域间农业生产要素资源禀赋、农作物种植结构及农法等因素的影响,本文还将进一步分析农业劳动力剩余的区域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1.专著4部

龙墨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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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家经济。1930年,从7个省的17个地区的2866家农场收集的数据分析。中国,金陵大学和太平洋关系中国委员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1930年7月1日。张履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过去有人认为这位老塾师是龙墨芗,但是龙墨芗是金陵神学院的专职秘书。而章伯雨和赛珍珠早期自传提到的老塾师不但教过赛珍珠很多年中国文学,并且每天还教赛珍珠五岁的次女读写中文。根据龙墨芗子女的说法,龙墨芗是金陵神学院的专职秘书,是不可能去做一个每天教五岁小女孩中文的老塾师(而塾师一般是指专职私人教师)的。

【作者简介】胡浩(1964-),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郑微微(1987-),女,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史。

中国土地利用(文论、图集、统计三部分)1937年,英文和中文。

龙墨芗是赛珍珠的一位中国合作者,曾写过《英译〈水浒传〉序》。

《中国土地利用》报告是由金陵大学出版的,也是由太平洋关系中国研究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以及中国中央银行赞助的太平洋研究会国际研究系列的报告之一。它们包含了1929-1933年的数据分析,这些数据从168个不同地域的16786个农场和22个省份的38256个农户家庭统计而来。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不过龙墨芗确实是赛珍珠的一位中国合作者。笔者的友人姜庆刚先生最近发现了1935年11月9日南京《中央日报》文学周刊上刊载的一篇龙墨芗写的《英译〈水浒传〉序》。在该文结尾时龙墨芗说:“我的学识与经验俱感缺乏,今勉应卜凯夫人之约,助译此书,我自己常怕不能胜任,幸有邵仲香先生肯牺牲精神,代为校正。又幸亏卜凯夫人擅长文学,所以才没有发生困难。惟其中尚有谬误之处,至希海内外读者不吝教正。”

中国农场管理学。与威廉·M.柯蒂斯合著,1942年,成都:金陵大学。1946年4月8日由戈福鼎、汪荫元翻译成中文。

赛珍珠在其英译的All Men are Brothers导论中也提到Mr.M.H.Lung,并且称其为 合 作 者和 老 师。龙墨芗如果用当时盛行的威妥玛拼写法并且根据西洋习惯把姓放在名字之后,就是Mo Hsiang Lung,名字再用首字母缩写就成了M.H.Lung。有人可能会因为赛珍珠在此处称龙墨芗是老师,就认为赛珍珠早年自传中的曾经教过她多年中文并且当时还每天教她的五岁的养女中文读写的老塾师是龙墨芗。其实凡是对人有所教益和帮助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老师的。估计赛珍珠之所以会认识龙墨芗大概跟她父亲赛兆祥有关。赛兆祥晚年一直在金陵神学院任职。胡仲持1933年7月15日在为开明书店1933年《大地》中译本写的译序《评〈大地〉》中也提到帮助赛珍珠搜集中国小说史材料的中国朋友龙墨芗。

共产主义中国的粮食和农业。与欧文·L.达森和吴元黎合著,英文。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纽约:Fredric A. Praeger出版社,1966年。主要论述了“共产主义政权之前和共产主义政权时期中国谷物食品”以及共产主义之前1929-1937年和共产主义期间1949-1958年之间粮食和农业发展的比较。

龙墨芗在抗战时西迁四川,穷困潦倒,曾经写信向赛珍珠求助,但没有收到回音。

2.专题研究文章62篇

邵德馨

纽约市的供水,1909年12月,波基普西,波基普西中学《波基普西人》。

赛珍珠的第三位中国合作者是邵仲香,又名邵德馨。笔者已经有专文谈他。日军侵入南京时,邵德馨和赵雅南都留在南京。章开沅《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里面多次提到金陵大学农场主任邵德馨,不过因为邵德馨名气不是很大,该书又是多人翻译,有时把Shao Tehhsing翻译为邵德星,有时又翻译为邵铁兴。旧的西方文献中提到朱德一般都用Chu Teh,旧时用Teh来拼写“德”是很常见的,另外林语堂的《当代汉英词典》说馨既可以读“Shing(Xing)”,也可以读“Shin(Xin)”。现在很多人说普通话还是分不清 “ing”和“in”的读音。而且姜庆刚发现的金陵大学农学院教员名册上有邵德馨,旁边注的英文是Shao,T.H.。

新汉普顿教养农场,《展望》,1914年8月8日。

邵德馨与陶行知是金陵大学校友。后来他帮陶行知办过晓庄师范。

农村社会调查表,有多个版本,第一版是在安徽南宿州,1915年至1919年卜凯与美国长老会的首次任务地点。第二版是1921年至1922年,华伯雄译成中文,金陵大学出版。1931年为第三个修订版,孙文郁翻译成中文。

邵德馨与陶行知是金陵大学校友。后来他帮陶行知办过晓庄师范。晓庄师范被查封后,邵德馨回到金陵大学。《陶行知全集》有多处提到邵德馨。1934年陶还写信给邵请他在金大咨询林业专家关于苗圃方面的问题。1981年6月24日邵仲香给南京市政协编辑的《史料选辑》写了篇《我所了解的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后来发表在《史料选辑》第三辑上。由于那时还不方便对卜凯和赛珍珠做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所以邵的文章中没有提到他们。邵在该文中提到他是金陵大学农科第一届学生,对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所作所为还是语多肯定。姜庆刚帮我找到了署名Shao Teh-Hsing与Pearl S.Buck的 《农 民 老 王》著,Mrs.J.L.Buck(即卜凯夫人赛珍珠)英译的《老王的老牛》。据姜庆刚说他曾经见到过该文的中文版。另外姜庆刚还在民国二十年5月15日的《金陵大学校刊》上找到了一篇邵仲香写的《艺术化的老王》。另外,姜庆刚还帮我在《农林新报》上找到了很多邵仲香写的小文章,从这些文章看,邵仲香的白话文写得很不错。最近出版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收录的圣约翰大学农学院教员名册上也提到邵仲香。《鼓楼区志》《南京人物志》和《南京农林人物志》上有他的小传。据《南京农林人物志》说:邵德馨“在金大执教十五年,有多次出国深造机会,每次都推荐别人,受到赞许”。

南宿州:农业工作,收录在《中国之窗一对江南传教差会一瞥》,1917年。

安徽北部水利保护,上海:《远东评论》,1917年12月。

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开展农业教育,《米勒氏评论》,上海,第6卷第2期,1918年9月14日。

安徽的南宿州,上海:《中国报》,1918年11月21日。一份卜凯关于庆祝盟军胜利的新闻栏目。

中小学引入农业教育的可行性计划,《中国记录》,1919年5月,1919年在河南、山东教育协会上。

4000年后南宿州的农业状况,上海:《中国报》,1920年1月22日,3个报纸专栏。

美国长老教会在中国安徽南宿州的农业工作,上海:《教务杂志》,1920年6月。

中国一个农村教会组织和项目建设,上海:《教务杂志》,1920年7月。

中国农业传教会的发展,中国继续委员会——教会调查手册,上海:国际农业教会委员会,Millards Review,1921年5月7日。

国际农业传教协会,上海:《密勒氏评论》,1921年5月7日。

中国的教堂和乡村生活,上海:《教务杂志》,1923年6月。

安徽芜湖近郊102户农家经济与社会调查,南京:金陵大学,第一部分,1923年12月;第二部分,1924年7月;徐澄翻译为中文,1925年3月。

中国的价格变化——灾荒的影响和最近价格上涨,《美国统计协会杂志》,1925年6月。

四万万人每天必须要吃饭——农家和人民,《成人圣经》重印,1925年10月,美国新教圣公会卫理公会教派国外传教会,纽约第五大道150号。

中国一些农村的状况,卫理公会外国传道差会,纽约第五大道150号,《农场与人》,1925年10月。

中国直隶省盐山县150户农家经济与社会调查,南京:金陵大学,1926年6月,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孙文郁翻译为中文。

中国的农村问题,上海:中华基督教协会,1927年。

中国农场的所有权和租佃,中国基督教协进会,1927年。

东方的状况,1927年1月17日纽约特洛伊《特洛伊记录》,基于卜凯写给特洛伊第二次基督教长老会集会的信关于南京事件的记录。

声明——关于对南京暴行的愤慨,1927年3月24日,应上海美联社的要求。

南京事件,卜凯写的信,美国基督长老教会外国传教董事会转载和分发,1927年4月15日。

南京事变,给母亲的信,1927年5月13日发表在纽约波基普西《波基普西鹰报》,也发表于金陵大学农林学院第13次年度报告。

“大刀会”和“小刀会”的冲突,《中国每周评论》,1928年。

中国农村人口的组成及其生长,与乔启明合著,《中国经济》杂志,第2卷第3期,1928年3月,中国政府经济信息局,上海。

中国农场管理调查,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农场经济学》第67期,1930年。

中国农村的差异,日本东京:国际统计协会会议,1930年。

中国农村经济,《农场经济》杂志,第XⅡ,No.3,July 1930,p.7,12卷第3期,1930年7月。

农业与中国的未来,美国费城:《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年报》,1930年11月。

农业经济学对中国农村改良的可能贡献,上海:《中国每周评论》,1931年。

改良农业的手段和方法:上海:《中国每周评论》;还发表在《农业周刊》第1卷第14期,1931年。

中日冲突引发上海近郊乡村损失的社会和经济调查,1932年。这是一篇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博士要求提交的未发表的秘密调研报告,因为有7个县的县长要求救济,调研结果显示在农村地区的损失较为有限,因此政府没有给予救济。

农业推广方法,上海:《中国每周评论》,1932年。

中国土地问题(农场所有权和租佃: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报刊专栏“卜凯博士的讲座”,《平津时报》1932年3月7日,星期一。

1931年的中国水灾地区经济调查,金陵大学与全国洪水灾救济委员会的合作,《金陵大学学报》第2卷第1期,1932年4月。

白银与中国的经济问题,《太平洋事务》杂志,1935年3月。

对此卜凯的切磋更是受到科学界的正视,依据章伯雨1932年译的赛珍珠1928年份开始时期写的自传。中国经济萧条和财政问题,上海:《中国报》双十增刊,1935年10月10日。

中国殖民化的可能性,上海:《中国论坛》第1卷第15期,1938年。

增加农业生产的方法,成都,《农业推广通讯》第3卷第9期和《农家组织领袖》1941年。

四川大米的价格及其决定性因素,《经济统计》第15期,1941年,成都:金陵大学。

价格行为,油印丛刊第1期,1941年5月,成都:金陵大学。

调查方法,统计初级读本周年纪念刊,1942年,成都:统计局。

是否存在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军事日报》,1942年,成都。

中国四川省的农业调查,纽约: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秘书处,1943年,重庆:中国农民银行,1942年。

增加农业生产的方法,《经济统计》第16期,1943年,成都:金陵大学。

官方汇率和价格关系,《经济统计》第23期,1943年,成都:金陵大学。

通货紧缩——最大的战后问题,《经济统计》第24期,1943年,成都:金陵大学。

四川农民的经济地位,《经济统计》第26期,1943年,成都:金陵大学。

生产成本,《经济统计》第32期,1944年,成都:金陵大学。

中国农场租佃,《经济统计》第33和34期,成都,金陵大学,1944年。

中国四川省华阳县的土地利用,《经济统计》第37和38期,成都:金陵大学,1944年。

农民,重庆:《国家先驱报》,1944年5月16日(1944年5月12日在中国农业协会的演讲,重庆)。

中国的农具和农业机械,《经济统计》第50期,1945年,成都:金陵大学。还刊印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年度报告上。

中国农业的一些基本问题,纽约:太平洋关系学会第1号秘书处文件,1947年在英国Stratford-on-Avon的第十届大会上提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农民及其战后的未来,纽约:太平洋关系学会,1947年。出版时的标题可能是“农业基本问题”。

中国土地的事实与理论,纽约:《外交事务》杂志,第28卷第1期,1949年10月。

中国简单的保护应用和土地利用实践,《联合国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科学会议年报》,1950年8月17日-9月6日,第1卷,全体会议,联合国,经济事务部,纽约,成功湖。也发表在《土壤与水源保护》杂志第4卷第4期上,1949年10月。《原子科学家学报》,1950年12月重刊,第6卷第12期,芝加哥核科学教育基金会。

亚洲国家土地改革的进展,密尔沃基:马凯特大学出版社,1959年9月25日,收入《土地使用权,工业化和社会稳定:亚洲的经验与展望》一书,1961年。

共产主义中国的粮食生产数据的可靠性,《当代场景》第3卷第14期,1965年3月1日。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的发展,伊萨卡:纽约州立农学院,1973年9月。

3.报告6篇

1920-1921农林学院报告,《金陵集刊》第6卷第5期,1921年。

国家水灾赈济委员会报告1931年至1932年,上海,1933年。

市场行情,华盛顿特区:中美农业使团报告中的一章,美国农业部,1947年。

中美农业使团报告,第二号报告书,华盛顿特区,农业部对外农业关系办公室,1947年5月。卜凯为代表团成员,为“产销统计”一章准备材料。卜凯报告中的关于台湾和浙江省茶叶产业信息部分被整合在“中国茶叶”一章。

经济与文化事务委员会报告,纽约:1953年11月23日至1956年12月31日。

卜凯职业生涯的口头报告,1962年,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纽约,伊萨卡。

4.演讲和手稿6篇

农业传教会,中国持续委员会,手稿,大约在1940年代。

农民,1944年5月12日在重庆中国农业协会发表的演讲,重庆:《国家先驱报》1944年5月15日。

一份未发表的演讲,该演讲是在Doylestown的Forhook农场召开的中美园艺家会议上发表的,1945年12月27日至29日。

现代东方的基本矛盾——中国土地发展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赞助的报告,1950年10月。

提高土地利用所需的训练和经验,联合国粮农组织土地中心,关于亚洲和远东的问题,曼谷,泰国,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1954年。

建立农业经济学系的作用,约1958年,手稿。

从上述卜凯自己列出的78篇成果文献情况分析,除5篇外,73篇是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他不愧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③。成果中的61篇是他在1944年回美国以前发表的,大部分为英文,其中部分成果由他在金陵大学的同事或学生翻译为中文。

文献的挖掘与整理

文献资料是我们全面、系统研究卜凯教授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的第一步,而挖掘是基础、整理是关键,应用是目的,没有准确、详实的资料,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也不可能将研究推向深入,因而文献的挖掘和整理至关重要。

1.文献的挖掘

近年来,对卜凯国内外文献资料的挖掘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挖掘渠道概括起来主要有二方面:一是卜凯及其同事、学生的后人。如,2008年卜凯教授之子Paul L. Buck在南京农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联合主办的农林经济管理高层论坛暨“农村改革与发展:面对21世纪新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John Lossing Buck: Memories of My Father-by Paul and Andrew Buck”的报告,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国内从未见过的关于卜凯在美国、中国、日本等地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一批珍贵照片。卜凯金陵大学农经系同事、学生崔毓俊的儿子崔肇春也在这次会上做了“Prof. Buck and My Family(卜凯教授与我们一家)”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卜凯与他父亲及其家庭多年交往的资料;卜凯前妻赛珍珠的同事邵蔚华之子、宿州学院的邵体忠老先生,2010年12月在宿州学院举办的“赛珍珠—布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卜凯先生在宿州的事迹与事业”纪念性的论文,弥补了以往卜凯在宿州的生活和工作期间文献资料存在的不足。二是他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宿州、南京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如,2009年5月,芜湖市档案馆发现《芜湖附近一百零二农家之经济及社会的调查》刊登在1925年第1号、第2号《安徽实业杂志》上的,有47页,约2万多字,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农场管理系教授卜凯著、徐澄译。该市档案馆发现的《芜湖附近一百零二农家之经济及社会的调查》系残卷,比1928年2月刊印在金陵大学农林科《农林丛刊》第42号上的要早3年。同年,我们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挖掘到卜凯的“Three Essays on Chinese Farm Economy”(Garland publishing Inc,New York & London,1980)(三篇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论文):Farm Ownership and Tenancy in China(中国土地所有制和租佃),Agricultural Survey of Szechwan Province,Some Basic Agricultural Problems of China(中国农业的一些基本问题)。

截至目前,我们收集到列入卜凯自己出版目录的有专著4部,其中3部为中文译本,“共产主义中国的粮食与农业”(Food and Agriculture in Communist China)一书为英文版,专题研究文章、报告、演讲和手稿18篇,只占卜凯所列研究成果文献总数的24%。此外,我们还收集到了没有被卜凯列入自己研究成果目录的部分研究文献8篇,它们是:

《欧洲农业改观》,1921年3月13日卜凯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学术报告,唐希贤根据报告记录整理翻译而成。

《佃农纳租平议》,卜凯、乔启明著,金陵大学农林科《农林丛刊》,第46和47号,1928年12月刊印。

《中国目前应有之几种农业政策》,1934年卜凯教授在中央农业试验所改良农作物冬季讨论会上的演讲稿,孙文郁译。

《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卜凯著,黄席群译,发表于《现代读物》1937年,第2卷第27期。

《中国之农业》,卜凯著,方绩佩译,《农学月刊》1939年,第1卷第4期。

《大农场与家庭农场》,卜凯著,章柏雨译,发表在《农业推广通讯》第3卷第11期,1941年9月1日,成都,金陵大学。

《中国农民之经济状况》,卜凯与应廉耕合著,翁绍耳译,文章以孙文郁1933-1934年豫鄂皖赣四省582农家经济状况为资料,发表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发行的《经济统计》第35期,1944年8月号。

《自给自足的教会》(The Self-supporting,J. Lossing Buck,University of Nanking,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23 Yuen Ming Yuen Road, Shanghai Reprint from“The China Council Bulletin” No.123)卜凯,金陵大学,中国宗教委员会公报,第123期,上海,圆明园路23号。

其中《中国之农业》、《中国乡村人口问题研究》分别为卜凯主编的《中国土地利用》的第一章“中国农业概论”和第十三章“人口”部分。

2.文献的整理

文献整理是一个去伪存真、分析辨别的过程,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开发和应用成果的重要关口,来不得半点马虎。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间的关系,卜凯农家经济和土地利用调查的原始数据大都遗失或被销毁,即使保留下来也都残缺不全,这为我们的文献整理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国内学术界同仁还是尽其所能做了一定的工作,收到一定的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原始数据的整理

关于卜凯调查原始数据的整理,起步最早的应为卜凯工作生活过的南京农业大学。2002年11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将卜凯尘封了65年的《中国土地利用》部分原始数据与日本东京国际大学经济学部进行了共同合作开发,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抢救式的整理,并进行了计算机处理分析。经过五年的努力,2007年,课题组发表了题目为“30年代中国农家社会调查数据与当今中国农家的比较的最终研究报告”,内容包括:表格、数据、地图、照片、图片以及8篇研究论文,涉及“卜凯调查数据的可靠性——谷物减产初步检验”、“卜凯调查数据的复原分析”、“30年代中国农村农作物产量的数据特征和土地生产力的分配”、“3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经济的变化——基于卜凯调查的比较研究”等。2008年,在南京农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联合举办的“农村改革与发展:面对21世纪新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农户调查历史数据整理与利用”分组报告会上,日本Mikio Suga教授做了“The Structure and Potential Value of the Remaining Buck's Survey Date”(卜凯调查数据的结构和潜在价值)的报告,全面介绍了整理的方式方法和进展的状况,可以说这是目前国内外对卜凯调查原始数据进行合作整理的一次有益尝试。

成果文献的整理

在研究成果文献的整理方面。由于卜凯的成果文献大都用英文写成,因而他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要大大高于中国,他有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调查研究成果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当时社会状况的主要参考资料,如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费正清、黄宗智、马若孟等,但是大都引用为佐证的多,进行辨析的少。在国内,随着对卜凯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对他文献整理的工作也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如河北大学杨学新、任会来的“卜凯与河北省盐山县150农家之经济与社会调查”(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8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对卜凯在盐山150户农家社会及经济状况调查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论证和实地考察。宿州学院鄢化志对卜凯1916年拍摄的《宿州城墙、护城河与守望塔楼》照片的方位、季节、时间以及景物进行推断和辨识(《赛珍珠—布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安徽宿州,2010年12月10日,内部资料)。但上述工作只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整理工作也是零星分散进行。

二、思考

虽然国内学术界在挖掘和整理卜凯文献的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实际效果不容乐观。如对其所列文献的挖掘中,除仅4部专著全部收集齐外,研究论文只挖掘了其中的18篇,而且大都是他1944年回美国前所发表成果的中文译本,回美国后的成果由于大都在国外且为英文本,收集到的数量很少,这表明我们在卜凯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中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反思

1.重视不够。由于历史的原因,自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国内对卜凯的评价基本持否定态度,这无疑在卜凯问题的研究上形成了一个学术禁区,致使有关卜凯的文献资料遗失甚至被销毁。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随着我国“三农”问题的提出,卜凯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状况论述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相对于国内外关于赛珍珠文献的挖掘与整理工作来说,无疑是起步晚,进展缓慢。如,直到2010年12月,国内第一个卜凯研究所才在安徽宿州学院挂牌成立,这与国内目前“赛学”研究热潮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他文献的挖掘和整理更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多学科的协作和全面、系统的规划,没有形成合力,甚至因为资金的不足对他土地利用调查原始数据的整理不得不借助国外资金来进行。

2.视野不宽。在以前有关卜凯问题的研究论述中,我们曾提到:“研究卜凯不能只看到他关于中国农业、农业经济学、农业教育及改良的成果,还要意识到他的家庭及其性格特点对他一生的影响”。④然而,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文献资料的引用多局限在其农家经济和土地利用调查的范围内,特别是对他与家人、同事和朋友之间来往的信件、生活或工作的照片和实物挖掘不够。卜凯的孙女埃里森·卜凯(Allision Buck)整理分析他来中国初期与家人之间的来往信件,在2008年10月镇江市政府举办的纪念赛珍珠诺贝尔奖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Letter from China:The Early Life of Pearl S. and John Lossing Buck”(中国来信:约翰·洛辛·卜凯与赛珍珠的早期生活)的论文,这无疑给我们挖掘整理卜凯的文献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据作者所知,目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就存有他1944年在中国财政部任职时的来往信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存有他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时国内外各种来往信件,我们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去挖掘整理它。同时,应将赛珍珠与卜凯两人的文献资料有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分析,因为自1917年他们结合在一起到1935年分手,他们共同生活、工作了18年,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地》、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都是这一期间完成的,这一事实表明,十八年间他们虽然没有孕育了一个健全的孩子,但却共同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文学作品和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这些是彼此相连不能截然分开的。

设想

根据上述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卜凯文献资料挖掘和整理工作中要处理好长远和近期的关系,从长远看,挖掘、整理和研究三方面工作应并行不悖,近期则应将挖掘和整理工作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全面、系统掌握卜凯的成果文献,才能改变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卜凯问题研究徘徊不前的状况。由于卜凯同时代的人都已作古,即使了解和熟悉卜凯一些情况的同事或学生的后人也都年事已高,因而,必须要积极行动起来,对卜凯的文献进行抢救式的挖掘和整理。

梳理卜凯在宿州、南京和成都等地从事农业改良与推广以及教学、科研和管理期间的研究论著,与家人、同事和朋友的来往信件等文字材料,以及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照片及其他实物资料,改变目前挖掘整理过程中重文字、轻实物的现象,使文字材料和实物资料兼而有之,相得益彰。

挖掘和整理卜凯1915年来中国之前在家乡和康奈尔大学生活和学习的资料,以及他1944年回国后有关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演讲、报告或研究论文,将这些成果翻译为中文,将他青少年时期在美国生活学习的25年,在中国生活工作的29年,回国后31年三个阶段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文献资料的比对分析,从整体上系统把握卜凯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经历,特别是他有关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形成的基础、内涵及其发展变化状况。

走访卜凯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和组织(如宿州、南京、成都、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农业部等)及其国内外同事、学生的后人,一方面挖掘他在这些地方工作期间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资料;另一方面对年事已高的熟知者或间接熟知者进行口述调查,做好口述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或帮助他们整理资料撰写卜凯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期间的回忆文章。

设立出版基金。集中国内外农业经济、农业史、社会史和外语等学科领域对卜凯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和学者,对他的文献进行全方位挖掘和整理,开展联合攻关。在挖掘和整理过程中要兼顾国内与国外、文字与实物,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卜凯文集》,文集包括专著、手稿、论文、演讲报告、来往信件、照片或遗物,以推动国内外学界对卜凯研究的深入开展。

注释:

①盛邦跃:《卜凯视野中的中国近代农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②该资料原件现保存于康奈尔大学档案馆,复印件为卜凯教授的儿子Paul和现居住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崔毓俊先生之子崔肇春教授提供,This Memoir has been edited by Dr. Buck未刊,1962年。

③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④杨学新、任会来:《卜凯问题研究述评》,《中国农史》2009年第2期。

[1]盛邦跃.卜凯视野中的中国近代农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

[3]杨学新,任会来.卜凯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农史,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