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国际 > 国学文化 >

韦德国际湘西成为彭学明作品的精神背景和创作母题,湘西出好作家、好文学

韦德国际 ,当前,我国民族文学创作主体在选择坚守还是寻求突破中颇为摇摆不定。换言之,究竟是站在当下、立足乡土,还是跳出本民族的文化场域,寻求更为广阔的个人空间,成了许多民族作家首先面临的现实选择;也是一些民族作家反复调整创作姿态,却仍然无法找到自身立场和发展策略之尴尬所在。

  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如何让地域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合理转型,关乎无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湘西文学这一典型现象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一问题的现状和方向。

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谱系。这个谱系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谱系之间如何兼容,是每一个民族作家都必须思考的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仅仅把作品的受众对准本民族,其作品的影响范围势必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内,失去更为广阔的传播性和影响力,而如果从本民族的文化中跳出来,抹去民族底色和背景,在形式与内容上淡化本民族,甚至与本民族割裂,失去与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实质性联系,虽然可能打开普通读者习惯性的接受通道,作品的特色和优势也将因之失去。

  著名画家黄永玉最近在《收获》杂志连载的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再一次将神秘的湘西推到人们眼前。这是一部长达70万字的史诗般的作品,小说以丰富的精神内涵,狂野的文风,奇异的风俗,展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湘西。小说连载了16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给当下的文学创作带来一股新风和强大的精神能量。无独有偶,同样用湘西方言书写湘西的湘西作家彭学明,他的长篇散文《娘》也给2012年中国文坛刮来一股旋风。湘西那位善良的娘、苦难的娘,使读者内心震撼,良知复苏,亲情回暖。

毋庸讳言,和汉语言文学的主导地位相比,民族文学和地域文化处于劣势和边缘地带。但在文学上,中心与边缘并没有截然的分野,边缘并不意味着弱势,中心也不意味着强悍。对于作家来说,现实生活中的偏远一隅或许永远处于边缘的位置,却并不妨碍它成为文学意义上的中心,这是文学的特性,也是文学的伦理。放眼世界,相对于欧美白人而言,非洲黑人和拉丁美洲民族在政治、经济中显然处于劣势和边缘地带,但他们的文学与欧美白人文学相比毫不逊色。不过,并非每个作家都能认识到文学的这种内在支配规则和生态规律,也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在文学的土壤里耕耘多年之后,走向自己熟悉的园地,用柔软的笔触绽放坚韧的生命之光,展示文学的强大魅力。于是,一些作家,甚至是颇有成就的作家遗憾地离开了自己的精神原点,义无反顾地走向视觉熟悉却与心灵隔膜的暧昧地带,踟蹰于不知所以的迷茫之中。比如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余华的《兄弟》、张爱玲的《赤地之恋》《秧歌》和《小团圆》等。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出色作家都把乡村当作他们的精神原点和心灵田园,鲁迅一写作就是回到江南小镇,莫言小说的故事背景大多在山东高密。唯独张爱玲是个异数,她对上海都市的描写到位而传神,叙述的针脚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霓虹灯和咖啡吧随意游走,似乎不经意间就缝制出绚丽华彩的文学图案,但是离开了都市,张爱玲的叙述就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和无节制的泥泞之中。

  神秘文化的熏陶,超验世界的感知,是湘西作家与生俱来的财富。地域文学与文化发展构成一个共生互补的文明生态,文学传统好的地区通常文化积淀深厚,由这种厚重文化催生出来的文学,又大大促进了区域文化发展,湘西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湘西不仅是地理上和行政区划上的湘西,常常还包含着一层隐喻,即“文化湘西”和“文学湘西”。湘西少数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人类精神未被异化的一面,人的心灵仍旧秉承着人性的高贵与童真。湘西出好作家、好文学,始自沈从文。近20年来中国文学面临很多挑战,湘西文学创作依旧保持着一种强劲势头。新世纪以来,已成气候的“湘西作家群”延续了前辈的辉煌,保存了人才实力,取得骄人的成绩,为新时期文学做出了贡献,为湖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带来了活力。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中心和边缘、民族和国家主题文化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有效地解决彼此之间的精神抵牾。湘西作家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比如,从湘西走出来的土家族作家彭学明,他以《湘西女人》《祖先歌舞》和《娘》等湘西为题材的散文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湘西成为彭学明作品的精神背景和创作母题。鲜明的地域标签说明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同时也成为他人指陈其题材单一的口实,因此作家容易产生挑战其他写作领域的冲动和激情,这是作家突破自我的潜在动力和心理趋向,事实证明这些作品并不成功。

  “文学湘西”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中的一个异象,20世纪以后的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像湘西这样,出现过三次大的文学浪潮,第一次文学浪潮以沈从文为代表,第二次浪潮有一大批作家,他们是孙健忠、蔡测海、彭学明、张心平、吴雪恼等。第三次浪潮是新世纪以来,规模不小的一批创作势头正旺的作家,有被称为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田耳、于怀岸等。有驻守在本地、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的吴国恩、向启军、黄青松、龙宁英等。湘西有好的文学传统,湘西人唱山歌,张口就来,有丰富的民歌、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学,在湘西,无论是干部、工人还是农民都喜欢舞文弄墨。他们自发组织一些民间文学社团,如龙山县有几位农民自掏腰包创办了《农民文学》,主办者陈延琼、刘大印都是地道的农民。各县文联、作协也有自己的文学刊物,如人口不足30万的花垣县就办了一本《边城文学》,办得很认真,刊登的作品也很不错。湘西自治州作家协会成立以后,本着出精品、出人才的宗旨,通过办笔会、读书会、交流会、改稿会,将作品送往毛泽东文学院、鲁迅文学院以及各种类型的文学评奖组织,帮助作家解决现实困难。田耳在凤凰县城卖空调,于怀岸在广州打工,彭承忠是一名乡村代课老师,湘西梅子也是一位打工妹,在州文联、州作协的帮助下,他们都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韦德国际湘西成为彭学明作品的精神背景和创作母题,湘西出好作家、好文学。因而,在书写原乡时,民族作家需要展现自己的创作优势。彭学明无论表现湘西的山、水、女人、风俗,都能写得独到而神韵十足,但他的笔触一旦离开湘西,灵性也随之消失,对彭学明而言,这是一种警醒。因为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毕竟不多,而且沈从文的两套笔墨之间也是不平衡的,沈从文的标志性意义仍然是以湘西为精神背景的作品,无论是以小说形式出现的《边城》《长河》,还是以散文形式出现的《湘西》《湘行散记》都是如此。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自留地”,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汪曾祺笔下的高邮,都是作家的精神之乡。所以,原乡乃是作家精神上的原点。民族文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它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精神庇护所,这是民族文学作家精神立场的所在。

  湘西地处武陵山脉莽莽群山之中,曾被形容为“中国的盲肠”。它怪石林立,田薄土稀,不适合农耕;高山阻隔,交通闭塞,也不宜商贸。在地理位置上它北抵鄂西,西接渝黔,南连桂北,土家族、苗族、侗族、汉族各民族杂居一起,是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地带。千百年来,他们与主流文化抗争、碰撞、交流、融合,形成多元共生的多层次文化结构,因此,湘西文化具有一种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一样的气魄和风采。在这样一种文化熏陶下,以沈从文为起点,近百年来,湘西文人创作出许多惊世之作。湘西作家几乎都是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天然地书写本民族历史、内心感受和精神变迁。湘西几代文人身上有极其鲜明的性格特征,湘西子弟多有游侠气,他们大气、豪迈、血性、刚烈,带着一股狠劲,这种性格力量刚好成就了湘西作家。同时,他们也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自卑,这种性格走向反面就容易使人轻狂、傲慢、极端自恋。湘西作家常面临着这样的内心焦灼和精神困境,在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大环境下,作家需不断地进行精神突围,带着大悲悯、大感动,在历史与现实、虚构与想象、日常感知与形象类型化等问题上有精准的把握。站在人性的起点,以开放包容的民族情怀,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湘西作家也不愧于这片土地赋予他们的灵气,近10年来,他们每年在各级报刊发表的各类文学作品在2800件左右。很多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花城》、《诗刊》、《中国作家》等权威刊物上。每年都有四五部长篇小说出版。田耳是《人民文学》签约作家,他的《一个人的张灯结彩》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张心平的纪实散文《发现里耶》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向启军的中短篇小说集《南方》获湖南省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在广州打工的于怀岸仅2007年一年就发表中短篇小说25篇,女作家龙宁英的散文集《山水的距离》获湖南省首届文学艺术奖。

支撑这种观点的是中国文学的湘西书写。作为一个极具地域性特色的群体,当代湘西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持续繁荣,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自己精神原点的清醒认知。著名画家黄永玉最近在《收获》杂志连载的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再次把文坛的焦点聚集在湘西。小说以大开大合的叙述风格、宽广的精神内涵、奇异的民族习俗,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的真实景象。新时期以来文学湘军的作家如孙健忠、石太瑞、蔡测海、彭学明、张心平、吴雪恼等,作品都以湘西为背景,构成了文学湘军民族作家的中坚力量。更年轻一代的民族作家,如被称为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田耳、于怀岸等作家,也是聚焦湘西,寻找湘西之美,他们的创作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奖项。孙健忠、蔡测海的《醉乡》《远处伐木声》和《家园万岁》等体现出的含蓄蕴藉、刚柔相济的风格,作品深入到湘西的精神内核。《魔幻湘西》是孙健忠的魔幻系列小说集,小说的素材均为湘西土家族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是民族记忆堆叠成的集体无意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源自本土文化血脉中的固有基因,也是人类精神的叩问。这部小说集从不同侧面刻画出了湘西土家族的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作家深入土家族民族文化的褶皱深处,构筑了地域性与人类性兼具的艺术世界。

  世人通过“文学的湘西”进而认识“现实的湘西”。民国时期,便有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人被文学作品中的神秘文化所吸引,前来湘西旅游观光。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凤凰古城、吉首乾州古城、花垣边城、永顺王村、猛洞河等地成为旅游热点。人们在沈从文笔下的翠翠、萧萧、小寨客栈以及沅江酉水的排客中探寻现实的湘西。某种程度上文学带动了湘西的旅游,由旅游事业带来的前沿文化、时尚元素反过来又与湘西本土文化产生新的碰撞和融合,催生出新的湘西文明。信息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延续面临着威胁与挑战,民族精神的更新与重塑成为摆在湘西文化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年轻一代的湘西作家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深刻的思考与探索。在坚守民族文化立场上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老一辈作家的作品大多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标识,作品更多的是介绍民间文化,如对山歌的引用,奇异风俗的罗列。新一代作家在这方面有意突破,作品的主体构建在理解和把握上向更深更广的领域突进,着力对民族精神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和解读。如田耳的《衣钵》讲述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的职业选择,更深层面地呈现了湘西巫傩文化在当下社会文明中的生活形态和存在状况。黄青松的《名堂经》对成语的解读,包含了当代土家人的生命认知。龙宁英的《古歌》,用一种不同于前人的眼光重新打量苗族内心和灵魂。谢彦秋通过酉水河和土司源流的探寻,试图找到土家族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的精神支点。他们通过深刻自审,自觉走出文化变迁带来的精神困境,将湘西元素巧妙地呈现,进行一种人类共通性的表达。城市化的步伐在加快,湘西作家开始关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裂变。在现代旅游与传统文化,矿产开发与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上,湘西作家自觉负有一种责任,在文化更新与重塑方面,文学是有带动作用的。

湘西作家不但在地域风情和习俗景物方面彰显民族性,而且向更深的层次挖掘。田耳《衣钵》的故事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开始,主人公李可接受高等教育,学习现代科技,最后做了一个道士,作品展现了湘西巫傩文化的神秘力量。黄青松的《名堂经》对成语的解读,是基于当代土家人特有的生命认知。龙宁英的《古歌》重新审视苗族的内心和灵魂。这些湘西作家的原籍均远离湖南省会长沙,生活的地区多被大山阻隔,那里的生活还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面貌相比,这些地域的边缘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湘西无与伦比的优势在文学和文化意义上。在这里,山清水秀、古色古香,一砖一瓦都透露着现代文明丢失的因子。这里生活着苗族、土家族、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丰富多样,民族民间文化源远流长,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欢快优美的民歌、花灯等都形成了独特浓郁的地域文化形态。至于巫神、祭祀等文化活动就更能把现代人带回悠远的精神空间。这些都是湘西人的心理寄托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投射,凝聚着湘西人的汗水、热情和理想,是湘西文化最原始的基因,直接映射着湘西人的集体无意识,更能体现湘西的民族精神。它就像填满了湘西全部内容的容器,容器里的内容固然重要,而容器的本身质地同样重要。小城建筑、吊脚楼群、墙漆斑驳的门窗、石狮石兽及石鸟、屋檐破瓦等等都构成了湘西的有形外表。祠堂、四合的庭院、临空戏台则承载着湘西人的文化理想,也承载着作家关于湘西的全部想象。石板路和吊脚楼这些民族地区特有的风物对其他作家来说可能意味着陌生和惊喜,但对湘西作家而言,这是天然的,是他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山一水,一树一木,皆为生命,而非寄托在历史和典故中的外壳,不需要借景生情,不需要感慨万千。他们用自己的毛孔写作,以原乡作为自己的精神原点,为读者开辟精神的栖息之地。

  湘西少数民族神秘文化哺育了作家,作家的优秀作品回过头来又滋养着善良、纯朴的湘西人民的心灵。湘西的文学传统使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独步于世,特色鲜明。随着现代大交通格局的形成,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项目的实施,现代经济对湘西的快速渗入,湘西的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新的经济变革中,文学人才极易流失。目前,中国文学创作最活跃的是上海、北京、江浙这样的发达地区和湘西、青海这样的文学传统比较好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人才队伍如何在这个关键点实现跨越,曾经掀起第三次浪潮的湘西作家群固然自有强大的精神能量,但仅靠作家的自觉远远不够,需要政策支持和经济保障。湘西文学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物质条件方面还存在许多现实问题。文学刊物生存艰难,作家个人经济拮据,出版困难,稿费微薄,青年作家遇到发展瓶颈时,缺乏专业系统的培训等。面对困难和外部种种诱惑,作家内心焦灼困惑,身心疲惫,有些作家被迫放弃理想。按照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政府加大了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湘西经济相对落后,目前对文化投入的比例很低。“文学湘西”既是湖南省的一个响当当的文化品牌,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如何保护好、经营好这个品牌,不被转型时期诸多困难所摧毁,这是“文学湘西”面临的难题,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难题。湘西现象揭示了目前中国地域文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性问题。需要作家自身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不使生机勃勃的“文脉”出现冰冻或断裂。

地域文化和国家主题文化从来就是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如何使两者之间辩证统一在每个作家身上,会有不同的答案。沈从文认识到了国家主流文化的主宰地位,同时又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精神原点和文化之根在湘西,他找到了国家主题文化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共通点,他的作品总使读者能在湘西的风土人情之外,感受到精神上的共鸣。新时期以来,湖南作家的湘西书写亦是如此。放眼全国,很多民族作家也是在原籍中成长,而后又离开原籍到区域或者国家的文化中心城市,在两种文化的交融中思考、纠结、平衡。所以对于民族作家而言,既不能讳言国家主流文化的统摄力,但更应该认识到原乡的精神原点性意义。

(作者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2015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