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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国际当属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韦德国际 ,人民日报1月25日刊文聚焦财税改革。文章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的观点指出,今年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这意味着全年减税力度将达到几千亿元,对企业来说是真金白银的支持。为了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中央决定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以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彰显了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与担当。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改革备受社会关注。当前,哪些改革已经取得成效,哪些尚未落地、亟待推进?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题:国地税征管改革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吃下三颗“定心丸”新华社记者韩洁国务院日前召开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会议强调的完善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力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适度调整增值税分享比例等举措,传递出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即将启幕的重要信号。分析人士指出,2015年底,中办国办印发《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含有三大重要改革讯息,其带来的新一轮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奏响了“十三五”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的序曲。“合作”非“合并”:国地税机构分设的格局不会变分税制实施20多年,有关国地税机构是否该合并的争论不绝于耳。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对记者说,此次方案在发挥国税、地税各自优势以及推动服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的旗帜下,明确提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对现行征管体制的完善,意味着两套税务机构将合作而非合并,无疑为广大税务干部服下了一颗“定心丸”。从全球看,中央和地方税务机构分设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我国明确将这一轮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出,这表明国税、地税机构分设匹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相容的、一致的,更是契合人类税收历史发展共同规律。高培勇认为,保持国地税分设的基本格局不变,可以让80多万税务干部心无旁骛埋头于深化国地税之间的征管合作,从而走出一条富有国情特点的税收征管体制和征管能力现代化建设道路,发挥好税收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税收改革与发展的大逻辑。“分税”非“分钱”: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不会变曾几何时,与国地税机构要不要继续分设的拷问相伴随,围绕中国要不要继续坚守分税制的疑虑之声也不绝于耳。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定义分税制时其中有一条提出,“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各种税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这意味着国地税机构分设与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为一对连体婴儿,保持国地税机构分设的基本格局不变,就是坚守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方向不变。”高培勇说。高培勇认为,分税制实施的20多年,如果参照当初对分税制的基本定义,现实财政管理和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根源不在于分税制本身,而在于未能将分税制贯彻到底,使之日益呈现出偏离“分税制”而重归“分钱制”的势头。如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始终未能明晰化、合理化;税种划分范围频繁变化,部分地方税甚至地方主体税种被转入中央地方共享税,本就有欠健全的地方税体系进一步弱化;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化进展迟缓,“跑部钱进”现象泛滥;地方财政收支管理权和收支平衡权长期“缺位”,分级财政管理在事实上带有了“打酱油财政”的性质等等。“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继续沿着分税制的道路走下去并使之趋于完善,而不是偏离这一方向甚至另辟新径。”高培勇说,方案的出台无疑为所有关心、关注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走向的人们服下了一颗“定心丸”。“两个积极性”非“一个积极性”: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基调不会变国地税机构分设也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也罢,其根本目的都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因而,由保持国地税机构分设的基本格局不变到坚守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方向不变,意味着延续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基本调子不会变。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在谈到财政体制改革时,一直都强调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高培勇认为,当前一些关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的主张和建议,存在相对重视中央积极性而相对忽略地方积极性的倾向,甚至一些具体举措是以伤及地方的积极性为代价的。必须尽快扭转这种势头,否则难以调动地方积极性,当前亟待充分发力的各类稳增长政策措施也难以落到实处。如何调动两个积极性?方案提供了一幅能够调动且有利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税收征管体制改革“路线图”。高培勇认为,在这幅“路线图”上,保持国地税机构分设和坚守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都可以取得地方政府的广泛共识,而几乎所有涉及国地税分工合作的具体举措也都有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有效互动中得以实施,这无疑让地方政府服下了围绕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又一颗“定心丸”。“中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走到今天,决不能走回头路。”高培勇说,以这一轮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为契机,我国应乘势而上加快推进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基础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进程,让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真正落到实处,从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但高培勇表示,当前,深化财税改革最亟待精确发力和精准落地的,当属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

深化财税改革三大任务中,有两项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高培勇表示,这一轮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基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进行的,是下一步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的序曲,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程。

“财税体制安排在国家治理的总棋局中,它是一个最具‘牛鼻子’效果的要素,体现并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关系。”高培勇表示。

以下为全文:

韦德国际当属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提出了三大改革任务: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方案出台一年多来,不少改革举措开始落地,效果正在逐步显现。特别是以新预算法正式实施为标志,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以营改增全面推进为主线索,税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三大任务进展不均衡,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对滞后

“涉及预算和税制领域的改革内容,既有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包括实施路径和具体举措。有些内容,甚至细化到了预决算的编制方法,以及税种构成要素等层面。”高培勇认为,正是改革总体方案“细”与“实”,在实际推进中“落地率”就比较好。

财税改革,如何提高“落地率”

比如,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花钱不到位和“乱举债”的问题。税制改革有序推进,营改增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的交通运输业、电信业、邮政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行以来,2015年全国征收煤炭资源税333亿元,同比增加185亿元,增长125%,减少涉煤收费基金366亿元,总体减负181亿元。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改革备受社会关注。当前,哪些改革已经取得成效,哪些尚未落地、亟待推进?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营改增消除了重复征税,为服务业发展带来勃勃生机。数据显示, 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持续向好,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税收增长23.8%,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税收增长21.2%,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税收增长19%。GDP中第三产业比重已经占到50.5%,比第二产业高了10个百分点;税收占比达54.8%,比第二产业高9.7个百分点。服务业快速崛起,撑起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

深化财税改革三大任务中,有两项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今年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这意味着全年减税力度将达到几千亿元,对企业来说是真金白银的支持。”高培勇认为,为了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中央决定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以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彰显了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与担当。

“财税体制安排在国家治理的总棋局中,它是一个最具‘牛鼻子’效果的要素,体现并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关系。”高培勇表示。

央地财政关系调整,亟待精确发力和精准落地

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提出了三大改革任务: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方案出台一年多来,不少改革举措开始落地,效果正在逐步显现。特别是以新预算法正式实施为标志,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以营改增全面推进为主线索,税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当前,深化财税改革最亟待精确发力和精准落地的,当属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高培勇指出,迄今的财税体制改革进程尚不够均衡,有别于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在改革实施层面取得的实际进展,作为深化财税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对滞后。

“涉及预算和税制领域的改革内容,既有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包括实施路径和具体举措。有些内容,甚至细化到了预决算的编制方法,以及税种构成要素等层面。”高培勇认为,正是改革总体方案“细”与“实”,在实际推进中“落地率”就比较好。

高培勇认为,央地财政关系的调整之所以相对滞后,同改革内容设计不够详实具体相关。就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两个主要线索而言,无论是“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还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其内容都是比较笼统的,基本停留在总体规划层面。至于具体该如何去做,则没有进一步提及。

比如,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花钱不到位和“乱举债”的问题。税制改革有序推进,营改增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的交通运输业、电信业、邮政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行以来,2015年全国征收煤炭资源税333亿元,同比增加185亿元,增长125%,减少涉煤收费基金366亿元,总体减负181亿元。

比如,究竟哪些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哪些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哪些公共服务项目属于区域性质、该明确为地方事权?哪些公共服务项目属于跨区域性质、该明确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显而易见,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些问题都是躲不开、绕不过的,必须要搞清楚。

营改增消除了重复征税,为服务业发展带来勃勃生机。数据显示, 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持续向好,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税收增长23.8%,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税收增长21.2%,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税收增长19%。GDP中第三产业比重已经占到50.5%,比第二产业高了10个百分点;税收占比达54.8%,比第二产业高9.7个百分点。服务业快速崛起,撑起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

“还应当看到,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三方面内容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统一体。如果一个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不能与其他两个方面步调一致、形成合力,则会影响改革的总体效应。”高培勇表示。

  • “今年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这意味着全年减税力度将达到几千亿元,对企业来说是真金白银的支持。”高培勇认为,为了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中央决定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以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彰显了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与担当。

事实上,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相对滞后,已经对财税改革的整体推进产生了“瓶颈”效应。作为税制改革中的一条主线索,营改增直接牵涉到地方主体财源结构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和调整非权宜之计,应建立在体制性安排的基础上。还有,作为预算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政府性基金预算等非一般公共预算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当然要牵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尤其是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关系格局的调整。这种调整属于重大利益分配,也要建立在体制性安排的基础上。倘若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相对滞后得不到及时扭转,本应发挥的“牛鼻子”效应有可能变为“拖后腿”效应。

央地财政关系调整,亟待精确发力和精准落地

以“分税制”为基础,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当前,深化财税改革最亟待精确发力和精准落地的,当属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高培勇指出,迄今的财税体制改革进程尚不够均衡,有别于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在改革实施层面取得的实际进展,作为深化财税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对滞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高培勇认为,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都属于央地财政关系调整范畴,关系到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需要扎扎实实落实到位。

高培勇认为,央地财政关系的调整之所以相对滞后,同改革内容设计不够详实具体相关。就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两个主要线索而言,无论是“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还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其内容都是比较笼统的,基本停留在总体规划层面。至于具体该如何去做,则没有进一步提及。

如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高改革“落地率”?日前出台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和样本,很多地方值得借鉴。

比如,究竟哪些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哪些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哪些公共服务项目属于区域性质、该明确为地方事权?哪些公共服务项目属于跨区域性质、该明确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显而易见,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些问题都是躲不开、绕不过的,必须要搞清楚。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发布的方案,是在发挥国税、地税各自优势的前提下,推动服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并以此为基础,通过理顺征管职责划分,不断推进税收征管体制和征管能力现代化进程。

“还应当看到,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三方面内容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统一体。如果一个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不能与其他两个方面步调一致、形成合力,则会影响改革的总体效应。”高培勇表示。

国地税两家是“合作”非“合并”,意味着国地税机构分设的格局不会变,这给广大税务干部吃了一颗定心丸,稳定了“军心”;国地税机构分设,也意味着中央与地方是“分税”非“分钱”,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不会变;国地税机构分设,还意味着要更好地发挥“两个积极性”非“一个积极性”,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基调不会变。将三个层面的内容相互贯通、联系起来,可以看出,这一轮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基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进行的,是下一步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的序曲,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程。

事实上,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相对滞后,已经对财税改革的整体推进产生了“瓶颈”效应。作为税制改革中的一条主线索,营改增直接牵涉到地方主体财源结构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和调整非权宜之计,应建立在体制性安排的基础上。还有,作为预算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政府性基金预算等非一般公共预算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当然要牵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尤其是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关系格局的调整。这种调整属于重大利益分配,也要建立在体制性安排的基础上。倘若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相对滞后得不到及时扭转,本应发挥的“牛鼻子”效应有可能变为“拖后腿”效应。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更离不开地方上你追我赶、竞相迸发的创新和竞争力。”高培勇认为,突破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籓篱,应当从凝聚共识入手,不能以伤及地方积极性为代价。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有利于完善地方税体系,改变地方财政收支管理权和收支平衡权长期“缺位”状况,从根本上解决“打酱油财政”——给什么钱、办什么事,或给多少钱、办多少事的问题。

以“分税制”为基础,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把央地财政关系调整落实到位,已经是箭在弦上、刻不容缓。具体操作方案应取得地方政府的广泛认同和积极配合,在中央和地方的有效互动中最终形成。毫无疑问,这项任务异常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高培勇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高培勇认为,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都属于央地财政关系调整范畴,关系到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需要扎扎实实落实到位。

如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高改革“落地率”?日前出台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和样本,很多地方值得借鉴。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发布的方案,是在发挥国税、地税各自优势的前提下,推动服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并以此为基础,通过理顺征管职责划分,不断推进税收征管体制和征管能力现代化进程。

国地税两家是“合作”非“合并”,意味着国地税机构分设的格局不会变,这给广大税务干部吃了一颗定心丸,稳定了“军心”;国地税机构分设,也意味着中央与地方是“分税”非“分钱”,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不会变;国地税机构分设,还意味着要更好地发挥“两个积极性”非“一个积极性”,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基调不会变。将三个层面的内容相互贯通、联系起来,可以看出,这一轮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基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进行的,是下一步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的序曲,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更离不开地方上你追我赶、竞相迸发的创新和竞争力。”高培勇认为,突破央地财政关系调整的籓篱,应当从凝聚共识入手,不能以伤及地方积极性为代价。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有利于完善地方税体系,改变地方财政收支管理权和收支平衡权长期“缺位”状况,从根本上解决“打酱油财政”——给什么钱、办什么事,或给多少钱、办多少事的问题。

“把央地财政关系调整落实到位,已经是箭在弦上、刻不容缓。具体操作方案应取得地方政府的广泛认同和积极配合,在中央和地方的有效互动中最终形成。毫无疑问,这项任务异常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高培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