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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国际在八旗史、满族史研究中,《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着眼于北京旗人社会

在清史研究中,政治史研究一直是重点领域之一,它涉及范围广,包括制度、政策、边疆、民族、事件、人物、外交等诸多方面。近年来,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推动下,政治史研究的步伐明显加快,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出现了一批新成果。与此同时,在海内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多学科研究交叉渗透、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中青年学者迅速崛起的大环境下,传统政治史在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乃至学术观点等方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化挑战为机遇,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对研究状况作一总结与前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话题。

邱源媛,胡鸿保

韦德国际 1

满族是清朝的统治民族,八旗不仅是清朝军队的核心部分,也是满族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机构。基于此种关系,八旗研究在清朝政治史中据有重要地位,是很自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专注于八旗史研究的学者虽然不多,却是相当国际化的群体,除中国大陆与台湾,国际间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日本和美国学者。在这篇短文中,笔者试就八旗研究的现状、未来发展以及如何回应美国新清史等问题,提出几点浅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近期推出了《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i]。作者长年致力于清史、满族史研究,曾就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碓房与旗人生计》等十余篇论文。本书乃作者积多年之功的晚成大作。

2013年2月至8月,我到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访学,在柯娇燕教授的指导下学习满语、清史等。回国前夕,我就满语研习、满族史研究、清史研究以及美国“新清史”研究等具体问题专门请教了柯娇燕教授,请她从一个美国汉学家,特别是清史研究专家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研究现状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着眼于北京旗人社会,对前人没有涉猎或涉猎较少的内容进行了考察,诸如旗人内部经济关系、旗地类型与区别的地域关系、旗民的经济关系(重点为旗人施舍地、碓房与旗人生计、旗人社会中的民人)、旗民的文化关系的流变与“汉化”、晚清旗人的“贫困化”与八旗制度改革、辛亥鼎革与旗人社会的瓦解,等等。通过悉心研究,全书大致勾勒出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变化的基本脉络与轮廓。

1不断接近历史真相

中国的八旗史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三十年代,孟森《八旗制度考实》一文,钩稽清官书中旁见侧出者,以穷究八旗制度之本源,多灼见明识,至今仍为奠基之作。五六十年代由民委系统、民族院校进行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涵盖了旗人各主要聚居地的历史与现状,表明这一专题开始纳入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范畴。五十年代中,傅乐焕在《关于清代满族的几个问题》中,曾就八旗土地、八旗兵饷、八旗生计等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半个世纪以来,八旗史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满族史、清史著述踵相问世,尤其王锺翰师的“四考”——《清史杂考》、《清史余考》、《清史续考》、《清史补考》,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锺翰师作为国内研究满族史、八旗史的领军人物,其治学特点在中国学者中颇具代表性。一是长期从满族史角度研究清史,一是高度重视基本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是注重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八旗史、满族史研究中,同样贯彻始终。在实证性研究中,锺翰师尤重满文文献的利用,认为这是原创性研究的基础,并构成其研究的基本特色。他注重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切入八旗史和满族史研究,对八旗内部满汉等民族成分的融合、汉人“满化”与满人“汉化”诸现象,都有精辟论述。

该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或制度史,而更接近于一般意义的“社会史”。通观全书,就研究对象而言,作者关注的主体人群不是满洲皇室和贵族,而是居旗人群体绝大多数的中下层旗人,所考察重点也放在旗人社会生活的形态、特点与演变上。就研究方法而言,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作者借鉴了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田野调查访谈等方式,作为文献研究的补充。就史料运用而言,除了较为传统的官修史书外,作者大量使用了前人研究北京旗人诸问题时尚未涉足或使用不多的各类新鲜史料,如满汉文档案、碑刻拓片、契约文书、族谱家乘、图集画册、报刊、小说、笔记、诗歌、子弟书等等。刘着在诸多问题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史料恰到好处的挖掘与利用。

侯德仁:您大学时学的专业是英美文学,后来为什么会对历史研究感兴趣,又是怎样走上清史和满族史研究之路的呢?

近三十年来,在新的学术环境下成长起的一代中国学者,继承前辈治学传统和特色,薪火相传,在八旗史研究中开拓进取,取得了显著成就。成就主要表现在:

一、北京城中的旗人与民人

柯娇燕: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在高中也初步学习了历史知识。1973年,我刚上大学,美国签署了结束越南战争的协定。当时我和我的同学都坚决反对越南战争,就因为这个,我想了解亚洲的历史和文明,所以就在大学里有意识地学习了亚洲史。

第一,研究领域的扩大。在八旗形成、八旗制度、八旗组织、八旗社会、旗人群体、旗民关系( 很大程度就是满汉关系)、旗人妇女、旗人科举等专题,陆续有专著行世,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姚念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杜家骥《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杨珍《清朝皇位继承研究》,赵志强《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历史探究》,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祁美琴《清代内务府》,邸永君《八旗满蒙翰林群体研究》,以及笔者《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这些著作的水平虽有参差,但各有专攻,相得益彰,大体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八旗史的现状。

对于刘着,已经先后见有菲南[ii]、刘文鹏[iii]、日本学者上田裕之[iv]的书评。此外,定宜先生还曾对作者的数篇相关论文做过精辟的评论。[v]作为后学,我们仅仅是从这本将近90万字的大作中体味一个主题:清代京城的旗民互动。

大学三年级,我开始学习中文,并练习用中文与华人同学交谈。几年的大学生活后,我发现我亲密的朋友很多都是中国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我常和他们一起说中文、吃中餐、探讨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在大学里选修了中国史课程。

第二,研究方法多元。这批研究者基础扎实,多数具备较好的语言条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思想比较活跃。他们继承前辈实证性研究的传统,同时借鉴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妇女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一些人兼通少数民族文字,在利用满文、锡伯文、蒙古文文献研究八旗专题方面作出了成绩。

在进入主题之前,有必要对清代北京城内外所居住的人群及其特点做一简要回顾。说起北京城,今天的人们总是会对前门外的天桥、宣武门外的会馆津津乐道。它们被视作北京文化的代表,日益得到重视,也成为北京城的一大旅游标志。这种将汉人及其文化置于北京城文化中心的思想,不仅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甚至对于很多研究者来说,都是根深蒂固的。

大学毕业前夕,我的中国史教授建议我申请攻读中国历史的研究生,之后我向耶鲁大学递交了申请,获得批准后就前往耶鲁大学跟随着名清史专家史景迁先生学习中国史。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研究清史,并于1983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研究清史就必须懂满文,所以研究生期间我还专门去哈佛大学跟着名的满学家约瑟夫·弗莱彻学习满文。

第三,新史料挖掘。国内学者在利用满汉档案研究八旗史过程中,重视新史料的开发,一是对房地契书、碑刻拓片、族谱家乘、舆图绘画、文学曲词、报刊杂志的利用,一是通过田野调查搜集丰富的口碑史料。在这两方面,国内学者拥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走在国际研究的前沿。

实际上,但凡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清代是满洲人建立的朝代。清代统治者自定鼎北京之初,就将内城民人全部驱往外城,此后近300年中,旗人成为内城的主体居民。旧时北京有句俗话:“不分满汉,但问旗民”,旗人与民人是北京社会成员的基本分野,就生活区域来讲,有内外城之别;就政治地位来讲,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旗人的社会地位、居住格局,使得北京的历史、北京城的历史充满了旗人的“味儿”。谈起老北京,举凡带有“京味”的东西,几乎都渗透着旗人的影响。离开旗人的历史和文化,所谓的“京味”无从谈起。

侯德仁:您的导师史景迁先生非常擅长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他的着作文笔生动、思想深邃、视角独特,非常好看。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康熙和雍正这样高高在上的帝王,还是皇帝的宠臣曹寅,抑或是中国的天主教徒胡若望、17世纪中国山东的乡村妇人王氏都被描写得有血有肉、个性鲜明,显示出了高超的史学修养和文学表达能力,是一位擅长文史融通的高手。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在我看来,史景迁一定深受中国史学家司马迁着史风格的影响,极为重视文学手法在史学写作中的合理运用。从他的中文名字就能看出:“史”乃历史,“景”为敬仰,“迁”即为司马迁,三者之合即为尊敬和敬仰司马迁之意,实在太有趣了。

在国际学术界,研究八旗史取得突出成就的首推日本。日本研究八旗史起步最早,学术积蕴深,实力强,成果显著。从二十世纪初白鸟库吉、内藤虎次郎 以迄于今,百年期间代代有传人,涌现出稻叶岩吉、鸳渊一、户田茂喜、和田清、三田村泰助、旗田巍、中山八郎、圆田一龟、安部健夫、周藤吉之、阿南惟敬、神田信夫、松村润、河内良弘、石桥秀雄、细谷良夫、加藤直人、中见立夫、松浦茂、江夏由树、石桥重雄、柳泽明、楠木贤道等一大批著名学者。

但为何时至今日,一谈起北京城,旗人及其文化却好像反倒成了一种补充?这确实是一个可以深挖的认知人类学问题[vi]。不同研究主体自身文化的差异性,无可避免要影响到跨文化的民族学研究。就《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而论,最显而易见的长处就在于强调了北京城的旗人特性,作者正是从这一以往国内学者关注甚少的角度切入,讨论北京历史的衍变、北京城市史的发展。

柯娇燕:这个解释我第一次听说,确实很有趣。史景迁先生确实非常重视文学和历史的结合,但你刚才提到“文史不分家”,其实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文学和历史并非是一家,二者间有一定区别。一部优秀的史学作品,除了合理采择史料外,更重要的是能运用史料对历史问题进行精当的分析和论证,而这个过程需要作者具有良好的文学和哲学素养。虽然说历史学不能等同于文学,但历史着作的写作和表达都需要借助文学手段,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和诗人、小说家有相似之处。我们总是希望历史着作内容客观化,实际上我们却难以完全做到这一点。

日本的八旗史研究,长期以清初史为龙头,在相关的满族史、蒙古史、北方民族史、东北地方史、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均有力作行世。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有如下特点:

在强调北京城旗人特性的基础上,作者进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篇“读后感”关注的重点:旗人和民人的交融与互动。尽管行政命令阻挠旗人与民人的正常交往,制造旗民畛域,实施旗民分居,导致内城旗人社会与外城民人社会的并存,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可能将旗人与民人完全隔断。满洲统治者可以强行把民人迁出内城,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同样,也无法阻止旗人移居外城。

侯德仁:是的,尽管我们以非常审慎和客观的态度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无论我们怎样利用史料去考证分析,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复原历史事实本身,所得结论往往都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也十分重要。

第一,重视满文档案的翻译利用。自1905 年内藤湖南在盛京 清宫发现满文老档以来,日本学界始终把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作为研究八旗史和清初史的基础。东洋文库作为日本东方学研究中心,长期聚集着清史和八旗史领域最优秀的一批学者。文库相继出版了系列的学术专著、论丛、丛刊、文献目录和索引,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八旗史有关。《满文老档》7 册、《旧满洲档—天聪九年》2 册、《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1 册、《内国史院档—天聪八年》2 册、《镶红旗档—雍正朝》、《镶红旗档—乾隆朝》2 册,是日本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整理翻译满文档案的代表性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清末旗民交融最为明显,不过,我们的兴趣则在刘着以其充分挖掘的史料所展示的盛世的旗民互动。事实上,旗民互动的情况,早就存在,只是之前的研究,对此关注不够。类似旗民混居、旗民交产等情况,至迟在康熙初年即已出现,刘着对该时期的旗民互动着墨颇多。乾隆初年,在外城居住的旗人有四百余家,朝廷下旨严禁,却收效甚微。嘉庆年间,禁止旗人迁移的法令形同虚设,甚至连宗室觉罗也纷纷移往外城。与旗人移居外城形成对流的,是汉人大批移入内城,他们中间有商贩、工匠车夫、送水夫等等。这种相互流动的趋势,使得旗民杂居的现象逐渐在内外城中得以盛行。

柯娇燕:但我认为历史研究最光荣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我们所掌握的历史信息总是不全面的,要得出完全公正客观和真实的结论,写出完全客观公允的着作非常困难,但历史学家依然坚持不懈,我们可以不断搜集资料、改进研究方法,不断接近历史真相。

对满文《内国史院档》的翻译工作,目前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它如《东洋文库所藏满蒙文献目录》、《东洋文库藏镶红旗档———引言和目录》、《八旗通志列传索引》等工具书的编纂,对利用满蒙文档案研究八旗史,提供了很大便利。

旗民杂居的状况必然导致旗民之间产生诸多的关联,旗地、旗房的买卖则是其中最为重要且典型的一项。北京旗人的不动产,主要有两种,即畿辅旗地和内城旗房。清王朝从奠基到建立起稳固统治,主要凭借的是八旗的赫赫武功。因此,在定鼎北京之后,将旗人置于高出民人的地位而优养有加,颁给旗地、拨给旗房,便是优养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旗地、旗房的交易现象潜滋暗长,日渐繁兴。八旗的贵族官员富户基于赢利和守财的目的,积极从事房产交易,而渐入贫困之境的下层旗人生计无着,唯有出售住房。据文献记载,早在康熙年间,就出现了京畿民人典买旗地的现象,作者所见最早的一份旗民交易旗地的契书写于康熙二十一年,而且愈演愈烈,据说到乾隆前期,已有大约十之六七的畿辅旗地落入民人之手。此说或不免有些夸大,但旗地大量流失,以致严重影响到旗人,尤其是中下层旗人的生计,应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中下层旗人的田宅陆续转售与人,八旗制度的物质基础开始瓦解。对清王朝的荣枯来说,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相当深远。

谈到历史研究的主客观性,大多数历史研究者都主张论从史出,重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认为历史研究具有客观化品格,因此有很多人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历史研究成果是科学化、客观化的。可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所掌握的历史信息非常少,尽管数理统计等自然科学方法在史学中的应用提高了历史研究的精确性,但实际上历史研究的精确度难以与科学研究相比拟,而且,总体来说,历史研究不是纯粹的客观研究,因此不能将历史学称之为科学。即便是我们今天认为“正确”的科学,再过一百年后,或许也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从事满文档案翻译者,除少数出身满语专业的历史学家( 著名者如佟永功、关嘉禄),主要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专家构成。与此不同,日本的满文文献翻译工作,则始终由史学研究者自己承担。为此,他们组织了独具特色的满文档案读书会。参加者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聚集一处,逐段逐句研读翻译满文档案,日积月累,循序渐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其好处: 一是使参与者的满文水平普遍得到提高,既收到集思广益、疑义相释的实效,又加深了对满文文献的理解,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通过研读和彼此切磋,实现了学术前辈对后辈的传、帮、带。日本几代学者,从耄耋高龄到二三十岁的新锐,之所以都能熟练掌握满文译写,与此种学习方式有直接关系。

韦德国际 ,进入内城的民人,围绕旗人社会的需求,发展起多种行业。诸如粮食加工、运输、商业、手工业、卖水、清粪、寺观僧道、跟丁、轿夫、门房、仆妇、塾师、艺人、棚匠、医师、舆师等等,无不与旗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经年累月之后,旗民之间必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盘根错节的纽带,将二者紧紧捆绑在一起。这种复杂的关系对北京城的经济、文化、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至深的影响。

侯德仁:确实,真理也具有相对性。因此,历史学家就更要善于在纷繁复杂史料中,辨伪存真,考订出真实的历史事实。

日本学者研究八旗史、清初史、满族史,始终以满文档案为主,其它文字文献为辅,这是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基本特色。远者姑且不提,近年出版的神田信夫《清朝史论考》、《满学五十年》,松村润《明清史论考》,以及研究集体的三部论文集《清代中国的诸问题》、《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清代史论丛》、《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线》,都是运用满、蒙文档案探考八旗专题的典范。

作者正是通过对各种问题深入而精彩的分析,让读者具体、生动地感受到旗与民之间不可分割的交融。民人碓房的开设即是一例。清朝初期,八旗官兵领取的兵米俸米,原本自行加工。以后习于安逸,惮于劳苦,逐渐转给了不断进入京城的外省民人。碓房,特别是大碓房的经营特点,即它们不仅承办漕粮加工、运输,还把大笔资金投入金融借贷领域,以规取更多的利润。碓房主通过放债,聚敛起越来越多的土地,进而兼具了店铺业主、商人、房产主乃至地主的多重身份。清廷给予了旗人种种特权,但旗人在生活上对民人的百般依赖,却使其经济特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民人碓房在满足旗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又对其进行经济控制与盘剥,深深地干预到旗人的家庭经济,乃至控制其经济命脉,加剧了下层旗人的生计困难。其结果,不能不削弱清王朝的统治根基。

柯娇燕:是的,这就是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不断搜寻和辨析历史材料,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研究成果。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有这方面的含义吧。

第二,八旗史与民族史研究紧密结合。日本的八旗史研究,始终与满蒙史结合,近年来,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除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对八旗制度统摄下的各民族群体:东北“新满洲”人、“库雅拉”人、达斡尔人,以及布特哈八旗、察哈尔八旗、新疆回子 佐领、锡伯佐领等,都有专门研究。

对民人进入内城的趋势,满洲统治集团在特定时期虽采取了某些限制政策(如限制民人购买旗人房地;限制民人在内城开设客店、戏园;限制民人与旗人通婚等),但总体来看,并没有明令禁止。究其原因,数十万旗人聚居内城,形成庞大的消费群体;他们除做官当兵外不事百业,强化了该群体的寄生性质。旗人衣食住行,无不严重依赖民人。这种状况,不是哪个统治者一厢情愿所能改变的。清前期,八旗官员为保护旗人利益,曾屡次提出限制民人在内城活动,甚至奏请将其全部逐往外城,最终却都不了了之,就是基于上述原因。

2“新清史”、“新清史学派”提法不够准确

第三,重视实地调查。实地考察包括田野调查和史料调查两个方面。田野调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中国学者参与下,对东北三省的清朝遗迹进行了新一轮的实地考察。这一历时多年的大规模学术考察成果,收入细谷良夫主编《中国东北部的清朝史迹》一书。进入本世纪以来,细谷良夫又与笔者合作,对清代八旗各驻防地的历史遗迹、旗人群体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实地调查。目前,调查工作基本结束,若干报告已在日本发表,全部调查成果计划在中国结集出版。

换一个角度考察,外城民人对内城旗人也有强劲的经济需求。八旗官兵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远远超过民人;旗人有钱,不知撙节,民人挣钱营利,旗人是最理想的对象。正是这种双向需求,决定了旗人社会不仅无法与民人隔离,反而随着时间推移,吸纳越来越多的民人。这说明,旗人社会与民人社会,只是表面的并立与分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相互渗透、彼此依存,并在京师的大框架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流融通的局面。作者强调“只要动态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考察旗民关系,就不难发现:旗人社会与民人社会,始终处在频繁的互动中。而那种认为旗人社会是一个封闭社会,八旗制度在强化满人封闭性方面起了关键作用的观点,颇值得商榷。”

侯德仁:“新清史”是美国近年来关于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出现了一批研究“新清史”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受此影响,近二三年来,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掀起了一股“新清史”研究热。

史料调查,也是日本学者颇具特色的一项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细谷良夫主持下完成了大型课题《清朝国家形成时期诸史料的综合研究》,目的是从整体掌握中国大陆和台湾所藏清史档案状况,并把档案作为进一步开展清朝史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又把调查满汉文献的范围扩大到美国、俄罗斯、蒙古等地。

刘着提出这一观点实属有的放矢。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对满族史和八旗史研究有所升温。新一代学者力图揭示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与演变的轨迹,探寻清王朝成功的奥秘,人们把这些学者及其研究称为New Qing History。新清史的关注点,集中在满洲人的族群认同、“汉化”模式,以及作为满洲人根本制度的八旗制度上。这些研究,大多比较宏观,且以观点的新颖和大胆而风靡海外。作者在该书的绪论中谈到:“以往国内一些学者在谈到清代满洲人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汉族立场也即王朝正统的立场上,我们不妨把这种立场概括为‘汉族中心论’。基于这种立场,清史中的满洲,通常只占很小的比重。不少论着,对满洲在清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应有关注。近些年来,一些海外学者试图纠正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他们在研究清史过程中,更注重把满洲而非汉人作为研究中心,更强调满洲对清帝国所作的贡献和影响,更注意满洲人主宰下的多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的互动,同时更重视对满文文献的挖掘利用。”

“新清史”的提法缘于美国,您也被认为是“新清史”学派的一员。您的《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认同》、欧立德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罗友枝的《最后的帝王:清代皇族社会史》、路康乐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更是被称作“新清史”四书。可是您自己似乎不太愿意被称作“新清史”阵营的一员,为什么呢?

第四,注重实证性研究。日本史学与中国史学都具有注重实证性研究传统,日本学者普遍学风严谨,心无旁骛。近些年来,他们虽然也受到美国新清史等西方史学的影响,但始终恪守自己的研究传统。诚如学界所公认的,其研究素以考证见长,虽少有耀眼的思想火花,也没有轰动一时的效果,却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作者认为欧美学者的研究动向,对他准确把握满洲人在北京旗人社会史中的核心地位,颇有裨益。[vii]但他同时也指出,西方学者在某种程度上过于强调旗人社会的特殊性与封闭性。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八旗制度在维护旗人利益、旗族认同、满洲文化独立性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作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刘着的关注重点正是旗人与民人在八旗制度阻隔下,其关系是如何发展的,文化是如何交流的,感情是如何融通的。作者指出,八旗制度作为清初满洲人的一项重大发明,对旗人社会的发展实际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为旗人社会的运转和延续提供了组织保证;另一方面,它对旗人的束缚,又注定了旗人对民人的严重依赖。尤其都市中的旗人,世代为兵,不能不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对民人产生严重依赖。这是八旗制度的致命缺陷,也是导致旗人社会不可能脱离民人社会,并保持较长时期“独立”或“封闭”的根本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旗人对民人的依赖逐渐加深,范围不断扩大,彼此关系越来越密切,其自身特性也逐渐剥蚀。这是北京旗人社会变化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该书的理论基础。

柯娇燕:这个问题很重要。“新清史”,英文是“New Qing history”。在美国,很少有人用“新清史”一词来形容自己的作品,我自己一次也没有用过。只有欧立德、米华健、邓如萍和菲利普·弗瑞主动用“新清史”一词来形容自己的研究。他们主张大清帝国有其自身的特性,与中国前期的帝国有很大差异,原因主要在于大清帝国的统治具有很强的满族元素和独特性质。我基本同意这一观点,但问题在于“新清史”或者“新清史学派”的提法是否准确和合适?

中、日学者的八旗史、满族史研究源远流长,在传统和方法上有差异也有重合,成就则各有千秋。与中日研究相比,宏观的理论思考显然是西方学者的特长。

刘着强调的是旗民之间的交融与互动,而新清史侧重的则是旗人社会的特殊性,强调旗人自身的认同及其与他者的区别。

我觉得这两个称谓都是不准确的。第一,早在欧立德等人之前,就有很多历史学家已经论述过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问题。他们的这个观点不是什么最新的见解,称为“新清史”恐怕不妥。第二,“新清史学派”的提法也不对。美国有个学者曾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文章中说“新清史学派”成员有一百人之多,是否有这么多人我不能确定,但他所谈到的这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和想法,基本上没有一致或相仿的,很难把这些人都统称为“新清史学派”。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伴随美国学术界对八旗史研究的升温,出版了罗友枝《清代皇廷社会史》,柯娇燕( Pamela Kyle Crossley)《孤军》、《透明之镜: 清朝皇族的观念》,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 《满与汉: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欧立德(Mark C. Elliott) 《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他们的研究,从理论方法到具体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国清史界很快引起关注①。

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关注层面的不同。在我们看来,新清史的多数学者与先生,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的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新清史的研究专题往往从“大处着眼”,强调清廷自入关之后,陆续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满洲民族共同体的措施,满洲族群意识正在这些举措中,逐步得到强调与塑造。而刘着讨论的则是民间,民众的实际生活。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经济利益以及各种现实利益的驱动下,老百姓不可能完全按照官方的想象和规定去生活。二者看似相左的观点,正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揭示了八旗社会的种种问题,为进一步讨论八旗制度及社会提供了一种思路,值得后学者花大力气做一番深入探讨。

3“新清史”:一场由学术辩论兴起的研究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 于1996 年发表《再观清朝: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反驳何炳棣1965 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汉化的强调,由此又引发后者发表《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 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与罗进行辩论。这两篇文章,已成为新清史出现的重要标志。

其次,是研究取向的不同。研究取向的形成,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它直接影响到了清史研究的方方面面。诸如满汉关系,新清史侧重从满汉对立的角度展开讨论,中国学者则习惯于从满汉融合的角度来思考;清朝特色,新清史强调满族的主体性,中国学者则兼顾“清承明制”与“满族特色”两个方面;民族认同,新清史似乎只关注满族的自我认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从满族的多元认同入手,揭示它与汉等民族的诸多共性,而非单纯对立。对于这诸多的不同,先生在相关文章里指出,“有些差异,通过讨论是可以弥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异,即使通过讨论恐怕也难以陶融。……。中国史研究是一门带有鲜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学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论方法概念观点,但毫无疑问,它们只有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才会有落地开花的可能。”[viii]我们觉得这样的意见是比较中肯的。

侯德仁:但“新清史”这一称谓已经广泛传播,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还无法用其他词汇来代替它,所以姑且还是称之为“新清史”吧。您能简要介绍一下“新清史”的缘起吗?

既然是“新清史”,首先应澄清的一点,就是究竟“新”在何处。有些学者将“新清史”的主要特点概括为: 一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笔者认为,这种概括似有不妥。如前所述,这两个特点,中日学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已有长期实践,尤其在利用满文、蒙文文献考证史实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无视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成果,将上述两个特点作为一种“新”的发明而归功于新清史,这种说法是否合适,答案不言自明。

近年来,Urban History成为一项热门研究领域。与以往History of city相比,它不再是单纯的描述一个城市的发展历史,而是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社会主体,将城市化视为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实际上,作者在本书中已经自觉地将城市内部的社会集团的矛盾、都市环境与人们生活的相互影响为主要研究目的。而且,作者相当扎实的史料基础工作,使得该书真正做到了“论从史出”、“透物见人”,避免了“主题先行”、“以论带史”一类弊病,称得上当前大陆学界Urban History研究中关于清代北京城的典范之作。但与此同时,该书的理论构架似稍显薄弱,让人觉得全书结构比较松散。当然,从另一方面或可说明,考据或资料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能够离开“理论”独立行走,同样可以出彩。我们期待先生在不久的将来,为学界带来更多更精彩的研究成果。

柯娇燕:“新清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6年,罗友枝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演讲,着重批评了何炳棣1967年在《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提出的“清朝统治者的‘汉化’问题”。罗友枝从满洲中心的历史观出发,认为清朝能在中国成功统治近300年,主要原因并不是“汉化”,而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着重保留的满洲特性,利用这种满洲特性,加强与各民族间的联系,最终构建了一个包括满、汉、蒙、藏、维吾尔等多民族的帝国。何炳棣随即撰述了《捍卫汉化:驳罗友枝的〈再观清代〉》一文,指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汉化过程是一个历史事实,满族则是汉化程度很高的民族,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了汉文化的内涵,以此驳斥罗友枝的“满族中心观”。这场着名的辩论之后,美国学术界先后出现了众多与该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着,“新清史”研究逐渐兴起,欧立德、米华健、路康乐、罗友枝等人也成为所谓“新清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人把我也算作其中的一员,对此我自己却持保留意见。

当然,澄清上述事实,并不是要否定新清史的倡导之功。在从满族角度研究清史、利用满文文献研究八旗史方面,中日学者固然起步甚早,成果显著,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以往国内一些学者论到清史,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汉族立场即王朝正统的立场上,不妨把这种立场概括为“汉族中心论”。基于这种立场,清史中的满族,通常只占很小比重。不少学者,对满族在清朝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对满族制度(八旗制度、内务府等) 与文化在清朝史中的深刻影响,缺乏应有关注; 对满文等少数民族文献的重视,则长期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者范围。然而,当新清史提出上述观点时,情况不同了,国内一些学者,颇有茅塞顿开之感,推其波而助其澜,以“汉族中心论”为代表的一些陈旧观念,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清史在端正清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方面,确实功不可没。


4“满族中心观”具有局限性

为什么新清史会产生如此大影响? 挟美国强势文化之余威固然是一个原因,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新清史的话语系统中,强调满族与满文文献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提法,而是从其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中导引出的一种方法论要求。这一逻辑关系或可概括为: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带有不同于汉族王朝的鲜明特点; 满族不仅是中原汉族的统治者,同时也是东北亚诸多民族的共主。从这个角度讲,重视满族与满文文献,乃是上述逻辑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i] 刘小萌.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侯德仁:可否评述一下“新清史”代表学者的主要观点?您对“新清史”学者的“满族中心观”有何看法?

话说回来,美国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 笔者以为,与中日研究相比,新清史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和观点创新。

[ii] 菲楠.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评介[J]. 历史档案,2009.

柯娇燕:“新清史”学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例如,“满族中心观”认为清帝国是一个“满洲帝国”,代表作有罗友枝的《再观清代》和欧立德的《满洲之道》。欧立德还在书中再三强调“满族中心观”的重要性,甚至把“满族中心观”与“清史研究”视为同等的历史研究视角,但我对此却不敢苟同。

第一,理论方法。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不断变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旧观点则不断更新甚至淘汰。新清史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用族群理论解释满族历史和满族特有的八旗制度等方面。

[iii] 刘文鹏. 清朝的满族特色——对近期清代政治史研究动态的思考[J]. 清史研究,2009.

有学者认为我是“满族中心观”一派,这也是错误的。我本人在清史和满族史研究上的观点与欧立德等人并不一致,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我认为,把清朝时期的中国看作是“满洲帝国”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们不能因为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是满族,就把清朝的统治方式和政策归纳为“满族中心观”或“满族文化中心观”,这种看法是相当片面的。

第二,研究角度。新清史的关注点,主要有满族形成、满族认同、八旗制度、清朝特色、统治模式等。而广义上的新清史,其实并不局限于对满族与八旗的研究,还包括对清帝国的“尚武”与军事扩张、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公私领域的构建与互动、社会性别研究等②。不过,把清朝的“满族性”作为其研究重点,应无疑义。新清史试图扭转以往对清朝的传统认识,更注重把满洲 而非汉族作为研究中心,更强调满族对清帝国所作的贡献。与此同时,更关注满族主宰下的多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的互动。这一角度,有助于矫正“汉族中心论”的认识偏差,从整体上评价满族在清朝的地位; 有助于摆脱清朝史等同于中原王朝史的成见,并使众多边地民族跻身于历史大视野焦距下的中心。

[iv] [日]上田裕之. 评刘小萌着《清代北京旗人社会》[J]. 东洋文化研究,2010.

清朝的统治具有满洲元素,但不能看成是以满洲为中心。在我看来,清朝的统治是一个帝国的政治结构。这是有事实依据的,首先,清朝有皇帝的统治,皇帝不仅仅指一个人,更是代表一种统治制度。皇帝制度的存在是帝国统治的第一个特性。其次,清朝政府结构很特别,拥有三种政府管理体系——第一种是满族自身所特有的八旗制度,这是军政合一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二种是蒙古衙门,后改称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第三种是从明朝沿袭而来的管理体制。清朝将以上三种不同的政府管理体系纳入到一个帝国之内,是帝国统治的第二个特性。最后,清朝统治的疆域非常辽阔,将许多不同的文化纳入一个帝国统治之下,这是帝国统治的第三个特性。

第三,研究观点。新清史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大多比较宏观。其宏观既表现为研究专题的从“大处着眼”,还表现为一些学者将清史置于世界史和比较史的范畴内,与其它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帝国、现代化、殖民、身份等问题。例如,濮德培(Peter C. Perdue) 在《中国向西进军: 1600—1800 年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Harvard UniversityPress,2005) 一书中,有关满洲的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比较。

[v] 定宜庄. 有关近年中国明清与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A]. 载于《中日古代城市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在清帝国统治者所构建的天下秩序观中,皇权的表达具有“共主性”,清帝国成功地将几种不同的统治方式糅入皇权之中,并在不同的地域空间和价值体系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在这样的天下秩序观之下,谈论“满族中心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清朝的皇帝绝大多数时间里,把满洲人仅仅看作是多民族帝国的一份子而已。一个真正的帝国不是隶属于某一个文化的,而是超越文化的存在,帝国的皇权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7世纪的乾隆皇帝作为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拥有征服者、家族首领、神权领袖、道德典范、律令制定者、军事统帅、文化艺术赞助者等多重身份,这多种身份既相互联系又具有混杂性,但是又集中统一于乾隆帝一身。乾隆帝不仅仅是满洲人的大汗,更是全天下的共主。

新清史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以其新颖大胆而风靡一时。关于满族形成,传统观点认为,天聪九年 清太宗皇太极改“诸申”为“满洲”,是满族形成的标志。对这种观点,新清史提出要重新审视。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满族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在这之前只是文化共同体,到乾隆年间始形成血缘共同体;还有学者认为,满族到清末民初才形成,正是在汉人反满思潮的强大压力和刺激下,满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关于满族是否“汉化”,以往学者,往往将满族“汉化”简单理解为汉族一方的主动灌输与满族一方的被动接受。新清史则指出: 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有清一代,满族尽管与汉族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但并没被汉化; 没被汉化的原因,是因为八旗制度的保障; 满洲精英集团依靠八旗组织,成功维持了本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认同意识,是清朝统治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vi] 认知人类学是在认知心理学和结构语言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个人类学分支,主要关注文化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组织的应用。参见黄平等主编:《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133-134页,“认知人类学”词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满族文化与满族史都是整个清帝国史的一部分,清帝国的文化包括汉族文化、满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甚至还涵盖了各种宗教文化。我在《半透明之镜》一书中就明确指出:清朝是一个帝国,清帝国的文化涵盖了其统治之下的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清帝国的皇权则是超越文化的一种存在,清朝的皇帝是天下所有臣民和文化的共主。

新清史与八旗史、满族史研究关系密切,因此从它崭露头角时起,就引起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一旦陈陈相因的“成见”或“定论”被新清史打上问号,也就意味着新研究的起步。从这个角度讲,新清史的异军突起,的确给清史研究的发展带来某种契机。

[vii] 需要指出的是,刘小萌先生研究满汉关系从起步算起至少也有二十几年了,1985年他在王钟翰先生指导下做硕士论文写八旗开户人,就是研究满汉关系。而这一研究角度,实际是王钟翰先生早就奠基的。刘文鹏的书评将之归结为新清史的影响,或者说回应新清史,是不准确的.

5“阿尔泰中心论”缺乏立论根据

二、如何回应新清史

[viii] 刘小萌. 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J]. 清史研究,2010.

侯德仁:您如何看待“重视满族文化就必须重视阿尔泰文化”的观点?

十几年来,新清史的影响逐渐扩大,但迄今为止,除了若干译著和介绍文章,中国学者尚很少提出严肃的学术性批评。如何对新清史作出回应,并通过对话实现与新清史的互动,共同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已经提上中国清史研究界的日程。

柯娇燕:欧立德、濮德培等人认为满洲文化隶属于阿尔泰文化,阿尔泰文化则是比满洲文化更为古老和深奥的祖先文化,满洲人也应该被当做阿尔泰人来理解。欧立德甚至还用“阿尔泰学派”来称谓清史研究学者,用“阿尔泰中心论”来重述清史。他们的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阿尔泰文化。

笔者认为,回应新清史,首先要端正我们的态度。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学术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围绕新清史的一系列新观点,中国学者完全可能持有不同看法。不过,我们首先应致力的,不仅是求其“异”,而且要求其“同”,从新清史的研究( 无论是研究角度、理论方法,还是具体观点) 中汲取有益启示,以矫正思维和观点的偏差,毕竟我们久已习惯在一种比较封闭的学术环境下工作,而传统的惯性往往会消磨思维的敏锐。

欧立德等人的这种看法是受到了语言学上“阿尔泰主义”假说的影响。根据这一假说,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族,满语则是通古斯语族的一支。一直以来,支持阿尔泰主义的学者都在仔细寻找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间具有语系关系的证据,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因此,欧立德等人的有关观点是不正确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日本学者为了论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领土的合法性,以及他们建立“满洲国”的正当性,曾经大肆宣扬阿尔泰主义语言假说,他们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回应新清史,应就基本概念予以澄清。概念是历史研究的支点,概念涵义不清,就无法阐明历史现象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探讨满族是否“汉化”,首先应对“汉化”的涵义、“汉化”与汉文化“涵化”的差别作出说明③。否则,概念模糊,言人人殊,各执一端,讨论难以深入。再如考察八旗问题,不能不涉及“旗人”、“旗族”、“满人”、“满洲”、“满族”诸名称。清初已有“旗人”、“满洲”、“满人”之谓,清末出现“旗族”一称,辛亥革命后提倡“五族共和”,始有“满族”的流行。“满人”、“汉人”、“蒙人”等称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族类概念,而作为民族专属名称之一的“满族”,则是自西方辗转传入的现代概念。这些概念,在涵义上有衔接又有差异,有重合又不能简单等同。目前流行把满族概念等同于清代的“旗人”、“满人”或“旗族”,表述固然便利,但在许多场合,却可能造成“今人”对“古人”的一种理解错位。

另外,“新清史”学者的研究较多地运用了族群理论,重点考察了历史语境中的满族、蒙古族等其他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这种研究取向被某些学者认为是“中国研究的族际转向”(ethnic turn in China studies)。但在我看来,满族的形成是一个内在的历时性发展过程。“满洲人”的概念,是乾隆时期,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人为建构起来的;与皇室贵族上层不同,满族下层内的族群意识与认同是在清末才产生的。满洲人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才转变为一个民族。我反对用“族群”这一术语指称早期的满洲人,但欧立德与我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满洲”名称的出现就已意味着满族的形成,自八旗创设伊始,女真族就有了民族认同,到皇太极将女真改称满洲,满族就已经形成了,八旗制度在满洲族群的认同中起到了制度化的作用。但我却认为满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回应新清史,应承认研究取向上的差异。关于满汉关系,新清史侧重从满汉对立的角度展开讨论,中国学者则习惯于从满汉融合的角度来思考。关于清朝特色,新清史强调满族的主体性,中国学者则兼顾“清承明制”与“满族特色”两个方面。关于八旗社会,新清史强调八旗制度的特殊性和封闭性,中国学者则关注八旗制度阻隔下旗民关系的实际发展。关于民族认同,新清史似乎只关注满族的自我认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从满族的多元认同入手,揭示它与汉等民族的诸多共性,而非单纯对立。这些差异的形成,有着复杂的背景与原因,在此无须展开。重要的是,承认差异,明确差异,进而通过讨论,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在弥合差异的基础上求得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共识。

6“新清史”研究有助于矫正“大汉族主义”倾向

有些差异,通过讨论是可以弥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异,即使通过讨论恐怕也难以陶融。中美学者,各有自己的国情,存在着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学术环境、研究角度、理论方法的诸多差异。新清史无论怎么强劲,毕竟是在异文化的视野中观察中国,而运用西方理论和话语系统诠释中国历史,始终存在一个是否符合中国实情的问题。如有学者套用美国国内族群理论诠释满族形成,声称满族先是文化共同体,后来成为血缘共同体,与满族的历史实际显然枘凿不合。再如把自我认同,作为近代满族形成的基本尺度,是否合理,也值得思考。其实,与民族、族群相关的诸多概念,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在中国的民族学界,围绕这些概念已争论了至少几十年,聚讼纷纭,迄今仍未有穷期。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都离不开从国外学术界的批量引进,与之相比,中国史研究则是一门带有鲜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学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论方法概念观点,但毫无疑问,它们只有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才会有落地生根的可能。

侯德仁:最后请您简要总结一下“新清史”研究的积极意义。

回应新清史,不必回避它的某些偏差。新清史在“矫枉过正”的同时,有时难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否定满族所建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以汉满民族冲突对立取代彼此融合的主流,或强调满族特色却无视汉族和汉文化的主导作用。这些观点或倾向,有失偏颇,不仅中国学者难以认同,实际上在美国学者中,也有分歧和争议。

柯娇燕:“新清史”研究者注重以满洲为中心研究清代历史,有利于纠正学术界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有利于从多元文化视角看待清朝的历史发展。它注重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清朝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助于我们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待清朝历史发展的时代意义。另外,“新清史”研究者非常注重满文资料,特别是满文档案在清史研究中的利用,重视满文档案资料的独特价值,常常可以从满文档案资料中发现汉文资料没有的信息。这一点尤其值得肯定。

新清史的兴起,加快了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与此同时,也给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的清史研究者,要在国际化大潮中继往开来,作出更大成绩,笔者以为,以下三点应该重视:

侯德仁:向您学习满语的过程令我收获颇丰,能谈谈满语学习的重要性以及您满语教学的方法吗?

一是要有全局意识。中国大陆、台湾与日、美、韩、法、俄等国学者,在研究清史方面各有自己的传统、优势和特色,但多年以来,国内学界似乎过于偏重对新清史的关注,对他国学者的研究和贡献却往往疏于了解。信息来源畸重畸轻,明显失衡,不能不制约中国清史学界的国际视野,偏见的产生也在所难免。其实,日、俄等国对八旗史、满族史、满语文的研究均堪称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包括其学者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乃至严谨作风,颇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和借鉴。清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实有待于中国学者全局意识的提升。

柯娇燕: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满语在清朝被视之为国语。清朝给我们留下大量的满文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既有满汉合璧形式的,又有纯满文形式的。其中所包含的信息,有时甚至会颠覆我们之前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所以学习、阅读、研究满文档案和满文资料就特别重要。

第二,要有主体意识。中国学者研究清朝史和八旗史,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与实际,坚持研究的主体性,才能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至于那种将西方理论方法观点盲目照搬,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对本国研究却抱着虚无主义态度的倾向,显然不值得提倡。

现在满语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濒危的语言,除了少数专家学者可以认识和掌握满文文字之外,在民间几乎很难找到能讲满语的人。令人高兴的是,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政府和高校开始为拯救满语而努力,积极倡导和组织满语学习班,促进满语的传承。我自己多年来也一直坚持学习和用满语进行研究,同时为来自中国等地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开设满语课程,和他们共同阅读满文档案。在教学过程中,我打破常规,在教授他们认识满文字母之后,直接通过阅读原始的满文档案文献进行教学,特别重视满语语法教学。让学生在领会满语语法的基本要旨之后,能很快地分析满语的句式结构,从而通过查阅字典,独立地阅读满文档案资料。多年的实践也证明这种教学方式确实可行,我也很高兴能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满语和满族文化的传承贡献一点力量。

第三,要重视少数民族文献。在八旗史、满族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中,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利用尤为重要。近十几年来,特别是自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以来,国内在满、汉文档案、档案目录的整理翻译出版,满汉文辞书编纂等方面,都取得突出成绩,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刊布的满文档案数量庞大,能够利用它从事研究的学者却很少,后续人才严重匮乏。对照日、美诸国高度重视非汉文史料运用,并加紧对多语种人才培养的现状,中国清史界差距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成为扼制研究正常发展的一个瓶颈。

以上以清史中的八旗史研究为重点,就研究现状、国际交流、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想法或建议,未必妥当。敬祈中外同行不吝赐教。

①中国的介绍文章主要有,定宜庄: 《美国与台湾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满族研究》2002 年第1 期; [美] 欧立德著,华立译:《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清史研究》2002 年第4 期; [美] 盖博坚著,王湘云译: 《西方学者近期对“满洲”之释义》,《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版; 马钊: 《满学: 清朝统治的民族特色———1990 年以来以英语发表的清史著作综述之一》,载《清史译丛》第1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孙静: 《满族民族认同的历史追寻———柯娇燕满族研究评价》,载《清史译丛》第3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李典蓉: 《清代满洲认同的几个问题》,载《清史译丛》第6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美] 盖博坚著,孙静译《谁是满洲人: 综合书评》; 张瑞威: 《谁是满洲人———西方近年来满洲史研究述评》,载《清史译丛》第7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刘文鹏: 《清朝的满族特色—对近期清代政治史研究动态的思考》, 《清史研究》2009 年4 期。

②参见[美]卫周安: 《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 期。

③参见王成勉: 《没有交集的对话》———论近年来学界对“满族汉化”之争议,汪荣祖、林冠群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台湾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2006 年版。

[作者简介] 刘小萌(195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