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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改良主义运动,有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改良主义

我们史学界在9月28日开学术讨论会来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一天,因为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是在六十年前的这一天流血的。他们为反对反动封建势力而贡献出自己的鲜血,整个运动的日子里,这是最值得重视的一天。

十九世纪末叶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它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学说,冲击了封建文化,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

戊戌变法是怎样性质的运动?近年来颇有争论。有人认为是改良主义运动;有人则认为不是。持“不能称之为改良主义运动”的论者,认为列宁对改良主义进行过批判,而戊戌变法则有进步作用,说它是政治改良运动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不妥。认为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改革”,但不能叫“改良主义”;认为改良与改良主义不能混为一谈,改良是相对革命而言的,改良主义则是“革命的绊脚石”,它“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不能把任何条件下的任何改良统统称之为改良主义”。究竟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运动?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即改良主义运动。更大的一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运动。今天我们开这个会是讨论戊戌变法运动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如何评价戊戌变法,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一九五八年,为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在北京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肯定了这次运动挽救民族危亡和促使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也指出了它的阶级局限性,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尽管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在评价上也有偏轻偏重,但总的说来,是有成绩的。可是,自从戚本禹写出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说什么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只是“企图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对戊戌变法完全否定。后来,“宣传改良主义”、“吹捧剥削阶级”、“崇洋卖国”等等帽子随时乱戴,戊戌变法的研究几成禁区。直到“四人帮”被粉碎,随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贯彻,戊戌变法运动的再研究才被史学界重新提了出来。

一般说来,改良主义运动是反动性质的运动,但在戊戌那个时候,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因此,我们要纪念的仅仅是那个戊戌年的变法运动,要表扬的人物,也仅仅是按照他们在这个运动里所起作用而给以适当的历史评价。这同戊戌以后的改良主义运动和改良主义者,政治上有严格的区别,决不可以混为一谈,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评价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和推论出发。研究戊戌变法的历史,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戊戌变法运动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它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有进步意义。第二,戊戌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是从上而下进行改革的政治运动,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少数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得到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的支持,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它只能是一个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

列宁对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作过多次论述,根据列宁的教导,戊戌变法是可以称之为改良主义运动的。

韦德国际 ,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这些人还只算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还不可能提出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到了同世纪的末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有提出政治主张的要求,它企图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派,就是为适应这样的阶级要求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所以说,变法运动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的。

正由于这样,戊戌变法既要维护民族独立,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既反对封建顽固势力,又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它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列宁指出:“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这个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在一切历史问题的推断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这个界线不是一条死的界线,而是一条活的、可变动的界线,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个界线”(《列宁全集》第17卷,第97—98页。)。列宁在这里指出“改革”和“革命”两个概念是相对立的,同时也指出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据我理解,在哲学社会科学语词中,当改革或改良用来作为同革命相对立的概念时,改革或改良一般指事物运动的渐变、量变过程,或相对和平发展中的变化;革命的概念一般指事物运动的突变、质变过程,即显著变化的状态。而有些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一系列的改良、改革,也可达到革命的结果。至于社会革命中的改良道路,则一般指自上而下的、比较和平的变更;革命的道路则一般指被压迫群众自下而上的暴力活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方法的改良、改革,则一般指为争取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而进行斗争的结果,这种改良、改革只能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量的变化;而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则是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因此争取改良的斗争必须服从于革命根本任务的解决,改良或改革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辅助方法。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改良,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为争取日常的改良而进行斗争。

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决没有改良主义派可能幸获的前途。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某些帝国主义表示相助的姿态,当然是别有用心;封建顽固势力是资本主义的死敌,它表示暂时的容忍,只是待机而动。一群孤立无援缺乏实力的改良主义者,拥戴一个无拳无勇的光绪帝,发号施令,以为大有可为的时机已到,希望凭借光绪帝的谕旨条令来改变社会的面貌,正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运动也那样软弱无力。固然,运动曾是反对最顽固的封建势力,进行了斗争;感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急,表示了爱国的热情,但这都是徒然的,封建顽固派一动手,运动便消散失败,一蹶不复振。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中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取得“租借”海港和筑路、开矿等重要投资特权,并且划分“势力范围”,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这时候,我国的民族工业正开始初步的发展。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和百般压制,使得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其发展初期,就遭到严重的摧残。于是,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

至于改良主义,列宁曾经说过:“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第479页。)。这是对改良主义特点的概括说法。

中国人民要在革命运动的历史里吸取教训,也可以在改良主义运动中吸取教训。戊戌变法运动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即使是含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运动,也是要不得的。

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对帝国主义是什么态度呢?能不能说变法是“崇洋卖国”、“引狼入室”呢?康有为在一八八八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他鉴于祖国的领土沦丧而“忧愤悲切”。甲午战后,“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而发动“公车上书”。德国强占胶州事起,康有为又赶赴北京,迫切陈言“四邻交逼,不能立国”,“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敲起亡国危险的警钟。他们的基本态度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国的独立富强;是为了“要救国”,而提出变法维新的。他们不是“引狼入室”,而是想“拒外夷”,“挽世变”,想把封建的中国改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因此,他们倡导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要学习资产阶级的学说理论,这都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具有进步意义,怎么能说是“崇洋卖国”呢?

在近现代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潮,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有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改良主义,有右翼社会党人用来反对马克思社会革命论的社会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当然是极其反动的,所以列宁多次批判,如说:在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来代替它”(《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5页。)。

那末,可不可以把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因为它在政治上的无前途而予以抹煞呢?不可以。

那么,能否说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呢?也不能的。历史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甲午战后挽救危亡,除了发展资本主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失败;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并不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才开始产生,都还没有强大到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由资产阶级维新派承担这个政治任务,怎么能说是“阻挡人民革命运动”呢?显然,这种“评论”违反历史事实。

人们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显然不是说它属于列宁批判过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的“改良主义”;当然更不属于列宁讲过的,在一个国家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历史条件下,需要实行“革命的改良主义”,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革命的“改良主义”。

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清朝统治者,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失去头脑的作用,驯服在腐朽统治之下。这些毒品是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古文经学等等,所有保护封建制度的东西,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不许有人摇一摇头,其为害之广之深,与象征帝国主义的鸦片,可称中外二竖,里应外合,要中国的命。以康有为为首的思想家们,公然对清朝用惯了的毒品大摇其头,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当时一整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其中有些比较激进的人,跳出改良主义圈子,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戊戌变法运动也有挣脱封建束缚的要求。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政治任务是想挤进统治机构中去,分享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提出了“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等主张,都是帮助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的手段。为了打通参预政权的道路,就必须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观念进行冲击,这是一个有很大意义的进步。有人以为维新派利用“孔子改制”,就是宣传了封建文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康有为等力主“更新百度”,反对“率由旧章”,在当时“守旧亲贵”和“惑于旧俗”的群僚阻挠下,主张“守旧而不知变者斥之,习故而不能改者去之”,是反对封建势力的。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为“托古改制”,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正如范文澜同志所说,这“使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戊戌变法时期,对旧文化、旧教育的批判,特别是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体的抨击异常猛烈。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形成,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国家独立,要求保护工商业,要求清政府作某些民主改革,这显然也是一种改良主义。它也有防止农民革命的反动企图,但其主要斗争锋芒是针对当时的封建顽固派的。这种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潮流,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就其“变更”的性质来看,却是改良主义。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

戊戌变法的启蒙意义,是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不过,有人把“公车上书”和“五四”示威游行相类比,我认为这并不恰当。因为后者是辛亥以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前者却只是“启蒙”;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时发生的,前者传播的则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后者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前者则是从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者。戊戌变法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它的性质却是改良主义的。他们的领导者很软弱,既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又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阶级本质。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戊戌变法时期“旧有统治的主要基础”。康有为等不提土地问题,提倡的正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他们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走的正是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这些都说明康、梁确实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封建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看成是最终目的”,就称不起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就不会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就和当时的洋务派没有区别。至于戊戌变法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就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成为“革命的绊脚石”了。

康有为还写了一部“秘不以示人”的大同书,大意是说封建社会是据乱世,资本主义社会是升平世,公产主义社会是太平世。他描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表现出丰富的政治想像力。他向往的极乐世界是“公农”、“公工”、“公商”,消除私有财产的和平世界。他看到“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皆归之公”,去私产必须从“去人之家始”。这种大同思想,当然只是停留在头脑中的空想,他没有也不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但康有为所以高出当时的一切思想家,在政治思想史上占有卓越的地位,就是因为他能够说出这种高尚的空想。现在,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从社会主义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很快就要实现科学的大同之世。凡是真心服膺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人们,亲眼看见经过短短的六十年,大同之世从空想变成现实,将是多么兴奋,为中国的大跃进而欢呼而有所协助。

维新派和封建势力有矛盾,但又与之有着密切联系,不能和不敢摧毁封建制度。他们虽认为“天下百物皆出于农”,“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但根本不敢提出土地问题,只是请求设农会、办农学堂以“兴农殖本”,小心翼翼地避免损害封建统治权力,希望取得封建势力的合作来从事某种改革。在舆论宣传上,提不出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纲领,仍然以“托古改制”的态度提出;所提倡的“民权”,实际上还是“绅权”。维新派所争取团结的,只是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依靠的也只是一个并无实际权柄的光绪皇帝,从而只能用发指示、下命令的办法来变法维新,只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他们所理想的新政,也只是建立在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妥协之上的君主立宪制度。

是否称戊戌变法“是一次失败了的资产阶级改革”,就比改良主义好一点呢?也不见得。人们称戊戌变法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或改革运动,同样说明它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如果康、梁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戊戌变法中的改革,还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改革。康、梁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确有一整套反映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愿望,和具有当时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思想特色的理论体系。他们害怕革命,但积极要求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具有资产阶级性的改良,称之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区别于稍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理论,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上述变法思想、大同思想,都是依附着儒家学说来表现的,这正是当时资产阶级还不能自立,还得依附封建地主阶级而行动而言论的证明。到了资产阶级已能自立,而思想还不肯同封建主义分家,那就成为反动顽固的思想了。

维新派不止对封建主义是妥协的,对帝国主义也是妥协的。他们不能认识中国的衰弱落后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而归结到中国自己不争气,“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只要中国发愤图强,有了成效,那时就会“海内回首,外国耸听”,中国就不会受外人轻视,可以通过“谈判”来改订条约了。维新派幻想不经过严重斗争,就可以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解决帝国主义压迫、束缚中国的问题。只要“内政振兴”,就可以“消除外患”;并且企图依靠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来反对另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由于这样,维新派在试图解决民族独立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就只能选择他们看来是最可行的改良主义道路。

戊戌变法运动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此后,按照社会发展程度的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次比一次广泛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里简单地叙述如下: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的力量兴起,表明单纯的农民推动历史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反帝反封建的广大力量仍蕴藏在农民手中。维新派不但和农民的斗争各不相谋,而且与之对立,康有为即以“陈涉辍耕于陇上”,“揭竿斩木,已可忧患”为虑,把自己的运动看作具有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意义。他们敌视农民,完全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当然经不起反动势力的一击,这正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表现。

戊戌变法运动是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和发动的。康有为等在戊戌变法时期所制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属于改良主义性质。

1905年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同盟会,揭橥着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对封建主义的清朝进行了革命斗争,这是资产阶级已经自立的表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产生了中华民国和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并产生了一个临时约法。不管革命派存在着多大的弱点,比起改良派来,无疑是大进了一步。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里指出:“这个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有进步意义的。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辛亥革命通过临时约法,建立起旧民主主义的观念来,知识分子受到影响,广大人民群众也受到影响,在思想解放过程中,这是较广泛较深刻的一次解放,拥护君主立宪的改良派思想,自然为人民所抛弃。

戊戌变法是改良运动,怎能说具有进步意义呢?这要从当时历史条件来寻求答案。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充当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只是从地主阶级转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僚。维新派之所以采取改良的形式,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况和阶级力量决定的。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兴起,当革命形势尚未形成、革命要求尚未提出之前,进行这种改良的尝试,不能说它不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不能因为它是改良运动而削弱了它的进步性质。

康有为等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为此,他们反对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说是“朝夕之晷,无刻不变”,“故天惟能变通而后万物成焉”,“至变者莫如天”。既然“天地不变且不能久,而况于人”(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光绪二十一年朝考卷,见《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上海时务报馆石印本。),那就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挽救危亡,“更新百度”。

自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开始进入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便依据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领导起新文化革命。以鲁迅为主将的文化生力军,在党的领导下,针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进行着坚决的锐利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这个新文化革命,伴随着整个革命的继续发展而发展,经过多次的政治运动和学习运动,中国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根本性的划时代的大解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残留的腐朽文化思想,将彻底地被扫除,旧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也为人民所抛弃。

如上所述,戊戌变法运动促使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传播了资产阶级学说,抨击了封建文化,尽管顽固派拚命扼杀,而风气既开,不可阻挡,所谓“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沸,不可遏抑。”(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变法失败后,人们深深知道“维新终未可从容晏然以得之,则仍不得不望诸民党之崛起。”(《苏报·驳革命驳义》)“而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过去受康、梁思想影响的人,有不少投身到革命行列中去。所以,这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作用是不能抹杀的。这和戊戌以后的改良主义和改良主义者有严格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康有为等也反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而不能“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一”,那种“枝枝节节”的改革,只是“变事”,不是变法。主张“择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梁启超也指出变法不是重弹洋务派“富国强兵”的滥调,而是需知本原,变法的“本原”是“变动科举”和“工艺专利”。前者旨在摧毁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封建科举制度,后者要求给予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一些条件,他们要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过,一切剥削阶级虽然消灭了,剥削阶级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将会在某些顽固分子的头脑里残留一个时期,还有待于彻底的消灭。事情如此明白,在马克思主义的照耀下,全国人民以共产主义的风格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还有人对资产阶级思想有所留恋,甚至还妄想一逞,那末,时代的巨轮同过去一样,对落后将是无情的。

因此,肯定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仅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估价,决不意味着我们同意改良主义;对于康有为等维新派,也只能按照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予以适当的历史评价,决不宽容他们此后的反动堕落。

康有为等对顽固派、洋务派的反对,即反对地主买办阶级主张走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道路。同时,他们也反对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除历言帝国主义侵略日急,“瓜分豆剖”,民族危机外,又说:“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各地会党,发作待时,加以贿赂昏行,暴行于上,胥吏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他担心“金田之役,将复起矣”,对农民革命是反对的。对正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图防范。他们要求的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而不是民主共和政体。

我们为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全民思想得到彻底解放而欢欣鼓舞。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回顾到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对思想解放的成就,又从而回顾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辛亥革命对思想解放的影响,再从而回顾到戊戌维新思想对抗完全封建思想的意义。我们可以得这样的结论,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低级思想必然为高级思想所代替,停留在原位上的思想必然为时代所抛弃。历史多么无情而又有情,不遗忘每一个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宽容每一个对历史的障碍。

过去,有人说:“使戊戌政变不致推翻,行二十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从“惋惜”这一运动的失败,企图证明改良主义在中国可以实行,这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臆断。脱离当时的社会条件作种种可能的假设,只会陷入唯心论的泥潭。戊戌变法的事实,恰恰证明,在中国即使含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也是行不通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反封建的事业只能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完成;而且在二十世纪的条件下,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完成。

以康、梁为代表认为通过改良,可使中国富强,制造了一整套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愿望和具有中国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思想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称这种政治派别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区别于稍后兴起的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出现资产阶级前身时开始,到资产阶级消灭的今天为止,它享寿一百岁。在它的一生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衰老了,不能领导革命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领导过两次政治运动,严格说来,它只领导过一次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虽然是含有进步性,但不属于革命的范畴。我们在资产阶级已经寿终的时候纪念它第一次对完全封建主义所作的斗争,为的要作为一个例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可抗拒性。资本主义思想必须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犹之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反对资本主义思想。顺而行之是进步,逆而行之是反动。我们既然因资产阶级反对完全封建主义而纪念六十年前的戊戌变法运动,那末,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毫无疑问,一切进步力量必须为彻底消灭障碍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共同努力。单纯地纪念过去,那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戊戌变法运动,简单的否定,固然不是科学的态度;只看到它改良的一面而忽视其启蒙作用,或者以为戊戌变法运动不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也都是值得考虑的。

只要看,康有为等为变法维新提供的理论根据,是利用儒家今文经学的旧形式来“托古改制”。这在儒家思想笼罩、“积习深矣”的形势下,在用“祖宗之法”来压人,用孔子之经来骗人的情况中,确曾起过一种打破迷信,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但他们要进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捧出的仍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只是把孔子乔装打扮,“托古改制”。要改封建之制,却又“托”封建之“古”,仍旧想从儒家经籍中找出变法的依附,想借孔子的亡灵给他们以帮助。以便使迷信孔子的人,信奉改良派改装了的孔子的“神”;想使迷恋经书的人,咀嚼改良派揭橥的“微言大义”。以便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场面。那么,康有为等改良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又不能摆脱封建的束缚;要改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又和封建势力有联系。他对封建卫道者的借孔子以维护封建秩序极为不满,又想依援孔子儒经推行他的维新大业。从而塑造出“维新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要的是新制,用的还是旧经。这样,就注定了他“救中国”的办法,不是采取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办法,而是采取在不根本动摇封建专制制度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的改良办法,演成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反映了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全部历史的。这就是说,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准绳,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观察事件和人物在那种情况下所表现的行为,对社会起了什么作用。是非功过是事件和人物自身作出的结论,爱而欲其扬,恶而欲其抑,都不免徒劳而无益。所以,同一的事件和人物,在某种情况下是进步的有功的,如果情况改换,就会变成反动的有过的,其次,进步与反动也不可一概而论。说是进步,不等于所含某些反动的成分可以免除,说是反动,也不等于所含某些有益的成分可以抹煞,这只有认真作分析才能求得其平。再其次,一个进步的人,到后来反动了,这是从好变坏,反之,一个反动的人,后来进步了,这是从坏变好,历史将以他们最后的表现作出最后的论定。一切在于本身的行动,历史只是公正的记录。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80年6月20日。)

从他们的组织形式来说,虽然有强学会、保国会一类组织,对争取团结一部分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和促使光绪皇帝对变法的赞助,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没有坚强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因此它只能是一个成份复杂、组织松懈的政治团体,不能起到应有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以强学会为例,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早年的政治团体,康有为等改良派打着“变法图强”的旗号,要求挽救民族危亡,从而“开风气”、“广人才”,筹设学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的“开风气”,主要是利用报刊,进行文字宣传;“广人才”,又主要是联络官僚士大夫。这样,他们所“合”的“群”,也就局限在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僚中间,而远远地脱离了人民群众。

诚然,改良派也曾对封建专制制度严加抨击,也曾口口声声嚷喊“民权”、“民主”。但是他们所说的“民权”,不是真正的民权。梁启超说:“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间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湖南广东情形》。)。可知他们所伸之“权”,只是“绅权”;所合之“群”,只是绅士;而“以之为起点”的强学会,也就具有官僚士大夫的性质,成为一个脱离群众的组织,很容易被大官僚利用,作为政争的工具。北京强学会后来就被李鸿藻系一度窃据,成为一群戴着各色官衔的人物攘取权力之所。软弱的资产阶级刚刚登上政治舞台就暴露了他们对封建势力妥协的根本弱点。

从他们的变法纲领来说,康有为等要求“定立宪开国会”,要求变“农国”为“工国”,要求废除旧的腐朽的东西,建立新的有生气的东西,改革方案比较全面。但他们只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他们所理想的新政,只是建立在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妥协之上的君主立宪制度。例如:改良派虽认为“天下百物皆出于农”,“急宜思良法以救之”(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但他们根本不敢提出土地问题,只是请求设农会、办农学堂以“兴农殖本”。要设“新衙门”,又对旧人员留有出路,甚至把办事权拱手让人。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损害封建统治权力,希望取得封建势力的合作来从事某种改革。改良派在变法过程中丝毫没有触及封建统治的根基。

从他们的活动方式来看,除开学会、办报刊,以争取团结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外,向光绪皇帝不断上书,争取光绪进行政治改良。想叫一个封建皇帝“变”为“维新”皇帝,使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他们提倡的是事物运动的渐变、量变,是“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

照此说来,康有为等在戊戌变法期间,坚持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积极主张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他们有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戊戌变法是可以称之为一次改良主义运动的。

称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是否就贬低了它的进步作用?没有。评价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和推论出发。研究戊戌变法的历史,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戊戌变法运动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它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所以有进步意义;另一方面,戊戌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是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政治运动,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少数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它只能是一个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

然而,戊戌变法运动是十九世纪末叶发生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发生在欧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是要求封建的中国,通过改革,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运动;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或右翼社会党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不能因为列宁批判过的与机会主义等并称的改良主义,就认为称戊戌变法为改良主义是“不光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

历史上确有各种不同性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说自上而下的改良都是改良主义,都必然失败”,是对的。但又有哪一位严肃的历史学者这样说过呢?过去,曾有人说:“使戊戌政变不致推翻,行二十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胡适:《留学日记》。)。从“惋惜”这一运动的失败,企图证明改良主义在中国可以实行,这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臆断。脱离当时的社会条件作种种可能的解释,只会陷入唯心论的泥潭。戊戌变法的事实,恰恰证明,在中国即使含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运动也是行不通的。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也不能救中国,已为历史事实证明,应该承认是真理。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是科学分析的结论。如果符合历史实际,就无所谓褒贬。毛泽东同志称康有为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把戊戌变法视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历史事件,这些“褒”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称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为“中国改良派”,说“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这个改良派中的康、梁,后来堕落为保皇党,也是历史事实。不能因为康、梁日后的堕落忘掉他们戊戌变法时的劳迹;也不能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改良主义来等视戊戌变法。

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之所以采取改良的形式,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况和阶级力量决定的。当革命形势尚未形成、革命要求尚未提出之前,进行这种改良的尝试,不能说它不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不能因为它是改良运动而削弱了它的进步作用。这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作用是不能抹杀的,这和戊戌以后的改良主义和改良主义者有严格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