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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新史料整理与研究,科举文献学

中国童蒙文化有个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全面梳理其每一时段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内涵,为构建中国童蒙文化学科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首当其冲。

内容摘要: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推动着蒙学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高田时雄介绍了他发现的孤本《直音汇韵》,展示了海内外图书馆所藏《杂字全书》《相对杂字》《训蒙图汇》等珍贵蒙学研究史料,并对此类蒙书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说明。

科举制度始于隋唐,迄于清末,在中国存在了近十三个世纪。这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教育、思想和文化等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美国汉学家卜德(Bodde)在《中国思想在西方》一书中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最珍贵的知识礼物。”厦门大学 刘海峰教授则盛誉科举制度乃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近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许多学者为建立一门新兴学科——“科举学”而不懈努力。

中国童蒙文化;蒙学热;童蒙教育

关键词:童蒙文化;家训;家规

至晚从北宋开始就有了“科举学”这一提法。当时是指“科举之学”,即“应举或备考科举的学问”。刘海峰先生则是现代“科举学”的首倡者,始于1992年发表的《“科举学”刍议》一文。而后陆续发表了《“科举学”发凡》等数篇带有建构性质的论文,2005年又出版了“科举学”的扛鼎之作《科举学导论》。他把“科举学”界定为“以科举为研究对象的专学”。今天,“科举学”已被许多学者所认同、接纳和欢迎,日渐成为一门显学。

原标题: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

作者简介:

旧时,本无“文献学”之名,人们习惯上把从事整理、研究古文献的工作称之为“校雠学”,所以校雠学乃文献学之别名。“文献学”这一提法始于1930年郑鹤声、郑鹤春兄弟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它实际上包含了古籍整理、研究中有关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以及中国书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作者简介:韦德国际 ,金滢坤,男,甘肃白银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89)。

  近日,中国童蒙文化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广岛大学举行,来自中日两国的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童蒙文化与东亚”会议主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至于“科举文献”,骆兆平、沈登苗等先生曾有论述,刘海峰先生也于2003年在第32期《台大历史学报》上发表过《科举文献与“科举学”》一文,并在《科举学导论》中专辟《科举文献论》一章,认为“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历史的文献”,其涵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方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学热”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蒙学”研究成果快速涌现,但良莠不齐,呈杂乱、无序的发展状态,急需整合学界力量,对“蒙学”与“童蒙文化”概念有个明确界定。“童蒙文化”概念是针对学界和社会流行的“蒙学”“童蒙教育”,而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旨在扩大对中国古代“童蒙”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童蒙文化,强调多学科协同研究,避免“童蒙”研究囿于儿童教育的范畴,并对其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都有明确的思考和认识,解决童蒙文化史研究的困境。“童蒙文化”的概念,不像“科举文化”已经被学者广泛接受,目前还是个新生名词。鉴于两者有很多的类似之处,“童蒙文化”的概念和研究方法①,可以比照和参考学界研究“科举文化”的成功经验②。2014年,笔者与张希清先生、徐勇教授一起商议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下筹划成立一个有关童蒙教育的二级学会,几经讨论,比照“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2015年,笔者在起草学会成立章程的时候,大致拟定了一个童蒙文化的概念,但比较含糊,尚不能概括“童蒙文化”的含义。因此,2016年9月,笔者在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申报书中重新提出了“童蒙文化”概念,并请各子项目负责人修正,最终正式的表述为:童蒙文化,是指以儿童启蒙教育为核心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主要包括儿童养育、启蒙、教育、生活、健康、心理、文学、艺术、服饰、游戏、交友、礼俗、劳作和选拔等一切与儿童相关的社会活动、制度和文化传统,以及相关文化、思想、风俗和文物遗存等。

  加强新史料整理与研究

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我深深地认识到:随着“科举学”研究的细化、深化和国际化,亟须建立一门分支学科——“科举文献学”,或者说是“科举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

值此笔谈机会,笔者进一步阐释童蒙文化的含义、对象、内容和研究范畴,阐述研究童蒙文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推动学科体系建设,探讨童蒙文化研究与历史、教育、经学、文学以及科举文化等学科领域的关系,勾勒童蒙文化核心价值,论述研究童蒙文化对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学术支持和指导。笔者主持的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就是组织历史学、教育学、文献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儿童学等多个学科专家参加课题的讨论和编撰任务,准备通过对大量有关童蒙文化的史料、文物遗存和风俗的调查分析,归纳其特点和规律,总结研究童蒙文化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童蒙文化研究与历史、教育、经学、文学、科举学等学科的关系,进而推进构建中国童蒙文化的学科体系的建设。笔者将从以下几个角度阐述研究中国童蒙文化的思路、方法、视角和突破点。

  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推动着蒙学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高田时雄介绍了他发现的孤本《直音汇韵》,展示了海内外图书馆所藏《杂字全书》《相对杂字》《训蒙图汇》等珍贵蒙学研究史料,并对此类蒙书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说明。

“科举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业师龚延明先生常对我们讲,已故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特别强调“古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职官、科举等名物制度的认知水平”。文献学家顾廷龙先生毕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清代硃卷加以搜集、整理和影印出版,他认为“硃卷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科举文献,尤其是其中的试录、试卷、题名碑等原始文献,是科举制度、科举史、科举人物等方面研究的基石。文献的匮乏,常常令我们束手无策。相反,新材料的发现、整理与阐释也可能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契机。因此,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把“科举学”研究推向深入,就必须从现存科举文献,尤其是原始文献——试录、同年录、履历便览、硃卷、题名碑等入手。

一、中国童蒙文化总体研究的思路和构架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通过对文献史料的爬梳,揭示了汉代女童教育的真实面貌,包括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和生活技能的学习与教育等,丰富了中国童蒙教育中的女性教育研究。

“科举文献学”的内涵是指研究科举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专门之学。它是“科举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也是“科举学”最基础的分支学科。“科举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科举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各类科举文献,即关于科举制度、科举活动及科举人物等各种方式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根据其自身特点,科举文献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原始科举文献,即核心科举文献。是对科举考试制度、过程、内容、结果及相关人物、事件的原始记录。一方面包括科举时代各种科举考试诏令、试卷、金榜、各种试录(主要包括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武举乡试录、武举录等5种)以及题名碑等官方科举考试档案。另一方面还包括各种同年录、履历便览、硃卷(个人刊刻)、书牍等私家记述。第二:专题科举文献,除原始文献以外的其他科举专门文献。包括以下几类:(1)关于进士、举人等科举名录的汇辑、剪裁与整理。如明清时期的《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类姓登科考》、《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等;(2)八股文、时务策、试帖诗等选本;(3)关于备考科举的专门书籍;(4)专门记载或研究科举的著作。第三:相关科举文献,即非独立存在的有关科举制度、科举活动及科举人物等记载的文献。这一领域可谓浩如烟海,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实录、起居注;(2)隋唐以后历代正史;(3)政书;(4)类书;(5)方志;(6)小说、诗歌、戏曲、笔记、文集;(7)其他文献。

中国童蒙文化有个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全面梳理其每一时段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内涵,为构建中国童蒙文化学科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首当其冲。因此,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以历史学、教育学和社会学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将其置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之中,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考察和探讨历代童蒙文化的特点、发展和变化。笔者认为大体要把握以下几条主线: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以传统史料为基础,提出中国历史叙述中“神童”局限性与借鉴意义,认为发展中国童蒙教育需要新的思考、知识与科技。

“科举文献学”的内容主要研究科举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具体包括它的刊刻、流通、庋藏、版本、目录、校勘、整理、研究、开发、利用、翻译及传播等。“科举文献学”的研究目的和任务:作为“科举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为“科举学”(它涉及到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研究提供最基础的史料支持,发挥好“基石”的作用。

其一,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变的角度,考察中国童蒙文化的多元性、延续性和一致性。一是多元性。中国自古以来幅员广阔,民族众多,东西南北文化差异较大。夏商周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历经无数次民族冲突与融合、外族入侵与文化交流,多种文化元素交汇融合,尤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竞相争鸣,造就了中国文化博大开放、海纳百川的多元性特征。中国童蒙文化孕育其中,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性的这一特征。童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不仅表现在民族、地域文化的多元性,更表现在不同观念、不同派别、不同时代对童蒙文化认识的不同。二是延续性。从夏商周至清末,4000多年来,中国历经了封建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的演变,其间不仅经历了秦、两汉、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统的王朝,也经历了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宋辽金等分裂割据时期,中华文明多次面临崩塌断裂、无以为继的险境,但最终均能依靠其深厚文化内在的先进性、开放性,而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中国童蒙文化便也在此历程中艰难成长,延续发展。三是一致性。西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无论是历代中原王朝的更迭,还是少数民族偏安一隅或入主中原,大都以尊崇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儒家文化是历代童蒙文化的思想灵魂。《论语》《孝经》是历代童蒙教育的最核心内容。延绵2000多年,基本没有大的改变。因此,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首先考虑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性,同时又有很强的延续性和一致性,这样才能抓住童蒙文化的主要特点,充分发掘童蒙文化的时代特点及地域特征。

  敦煌文书蕴藏着丰富的童蒙教育文献,为人们理解历史上的童蒙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杨秀清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敦煌文书中童蒙教育文献的价值,认为这些童蒙教育文献反映了唐宋时期教育相对普及、知识传播趋向大众化、平民化的历史趋势。

“科举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要借鉴传统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诸如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等。另外,结合其自身特点,还有它独特的研究方法。例如,历代各类题名文献及登第人员数量众多,可以采用统计、图表等量化而直观的研究方法。原始科举文献,当时属于官方科举档案,今天大多已是国家文物,可以结合档案学、文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试录、硃卷、选本或文集中的大量科举范文都是优秀的文学之作,可以借鉴经学、文学等学科研究的方法。科举文献中大量家族史料,还可以效仿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等。总之,缘于科举文献内涵的丰富性和外延的广博性,对它研究的方法也应当多样化,应当具体而灵活。

其二,着重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考察童蒙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演进。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社会变迁都建立在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基础的改变之上,社会变迁不仅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直接带动童蒙文化紧随社会变革而改变。尤其在隋唐科举制度创立后,童蒙文化很快转向为科举服务,表现为明显的科举应试特征。③因此,研究中国童蒙文化,要充分考虑历朝官僚制度、选举制度等政治和典章制度的变革对其的影响,也要深入分析经学、文学、教育、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对童蒙文化的具体影响,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童蒙文化向社会下层普及过程的影响。

  探究中国童蒙文化输出

感谢古人,他们凭藉东方人所特有的智慧创造性地发明了科举制度,也为今天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科举文献,留下了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文献学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大量科举方面的研究成果。感谢今人,他们培养了大批科举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开创了“科举学”这一新兴学科体系,架起了打通学科分野的桥梁,影印出版了大量原始科举文献,创作了大量科举研究成果。感谢时代,当今是文化繁荣、学术自由、实事求是的时代。我们理应肩负起历史和时代的重任,与时俱进,把“科举学”研究引向深入。

其三,探讨社会结构变化与童蒙文化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社会结构、阶层和组织的变化跨度非常大,从三代到清代,社会结构和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有部落、诸侯国、郡国、家庭、家族、世族、宗族等各种社会结构的组织和单位,也有诸侯、卿、士、大夫、平民、奴隶、女婢、工、商、士、农等各种社会阶层。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人有贵贱、士庶之辨,不同时期社会的结构、阶层和组织差异非常大,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组织对童蒙文化的需求也各不相同。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在充分考虑童蒙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从历代社会阶层和组织的变化、城乡居民结构的改变等社会学视角,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和组织对童蒙文化的认知及其所形成的童蒙文化的特质和差异,更加准确、切实地把握童蒙文化的时代特点。

  与会学者表示,中华文明对古代东亚各国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宗教信仰、教育文化等领域影响深远。童蒙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向外传播的重要内容。历史上东亚各地区在学习和借鉴中国童蒙文化的同时,也受到各自地域文化及政治状况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教育。

其四,考察中国童蒙文化对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在东亚世界处于文化领先地位,在文化输出方面一直占据优势。朝鲜、日本、越南、琉球以及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都深受中国文化、典章、制度的影响,中国童蒙文化也伴随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远播周边国家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播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差别。从现有资料来看,在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同时,也输出了大量的童蒙读物、教材等童蒙文化载体。因此,若从国内外发现的双语童蒙教材入手,考察中国童蒙文化外播的具体情况;以日本历代童蒙教育中所使用的《孝经》《蒙求》《千字文》等中国蒙书为线索,来探讨中华童蒙文化与外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更能客观、立体地深入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

  《千字文》《蒙求》《三字经》等蒙书在东亚各国流传甚广。四川大学教授郑阿财表示,蒙书在输入国流行后,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初期仅是转抄、翻刻,而后出现了批注和图绘等便于学习理解的形式。此外,因文化环境差异,他们为满足实际需求,还对中国传统蒙书进行了补编和改编。更有甚者以本国、本民族为主体,模仿中国蒙书形式自行创作。日本江户时代出现过多种《蒙求》的仿写作品,这体现出中国传统蒙书的强大生命力。

其五,总结中国童蒙文化的基本特点和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包含了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思想,汉代以来又融入了佛教内容,汇通了世俗伦理道德、风俗民情,内容包罗万象,凝练了成人世界的精华,进而将其传输到儿童的世界。研究中国童蒙文化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总结其时代特点、基本内容和核心价值,探讨童蒙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在明清之际被称为“蒙学之冠”的《三字经》,成为与会学者研究的焦点之一。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凤玉表示,日本对《三字经》的仿写有一部分与原作内容相关,专门用于童蒙教育,而大部分是与原作无关的内容新编,且用途也不限于童蒙教育,模仿本具有内容专门化、用途专业化的特点。

二、研究的方法和视角

  丰富家训与家规个案研究

中国童蒙文化的内容跨越历史学、教育学、文学、语言学、文献学、文化学、儿童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儿童学等多学科,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借助多学科的研究手段,跨学科、多角度来观察、探讨,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丰富和深化童蒙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有鉴于此,对中国童蒙文化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须要多学科协同研究,兹按各学科的相关性大小依次说明其与童蒙文化研究的关系和作用。

  家训、家规是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文献,也是优良家风的传承载体。对家训等的个案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家庭教育的社会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施克灿以《郑氏规范》为个案进行研究,提出世家大族对郑氏家族的效仿,以及统治者对郑氏家族的旌表起到了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郑氏规范》倡导的孝义治家、积德行善、睦族扶困等伦理观念,对于当今树立文明家风、维护社会稳定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加强新史料整理与研究,科举文献学。其一,历史学研究方法与视角。中国童蒙文化研究首先是个历史选题,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本项目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借助唯物主义史观,结合童蒙文化史发展的历史背景,确定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的重点问题,找出突破点,探讨核心问题,避免研究走向误区,确保相关研究顺利进行。用历史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童蒙文化的时代性,理清童蒙文化发展规律,深入分析问题起因、发展变化与影响。特别是把童蒙文化的相关问题,放在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厘清其时代特点和本质,拓展问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用历史学考据法,从基本史料入手,鉴别史料真伪,为其他学科视角的介入奠定坚实的基础。

  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田澍考察了晚清甘肃通渭地区的《牛氏家言》。他认为,《牛氏家言》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倡导知行与忠孝合一,是贫困地区自强不息的家风样本,值得当今社会借鉴。

其二,文献学研究方法与视角。中国童蒙文化的史料类型与文献分布纷繁复杂、杂乱无章,必须利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将收集来的有关史料进行归类、考订和整理,甄别真伪,考订讹误,判定其学术价值,为利用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进行观照提供保障。考虑到有关中国童蒙文化的史料,除蒙书比较集中之外,其他相关资料特别分散,即正史、典籍中记载甚少,而在笔记小说、墓志碑刻及其他野史中的记载反而较多。此类记载的可靠性相对较差,史料价值有限,因此,需要借助文献学的方法,辨伪存真,谨慎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太行山文书中新发现的不少蒙书,多是些残破废弃的文书,抄写杂乱,普遍缺乏纪年,需要依靠文献学、敦煌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确定其历史年代,对文字进行释读、校订和整理,方可作为史料来使用。此外,传世典籍中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蒙书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同一本书有很多来源和版本,它们或为名家私刻,或为书商所印,或为学郎抄写,或为儿童习字,其内容精美程度与外形的完整性都存在差异,需要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比对、分类、整理和校订,以便用于学术研究,或整理出版后提供给当代青少年儿童阅读、学习。

  闽江学院历史系教授毛晓阳以清代循吏李彦章的童蒙教育实践为个案研究,认为清代地方官员在促进当地童蒙教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次研讨会由日本广岛大学、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首都师范大学共同主办。

  记者 张春海 实习记者 强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