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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国际对我国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中建立整合性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以促进多元化的早教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推进保育士专业化制度建设,应采取提升经济待遇、提高职业声望、改进考试制度、制定保育士专业标准等制度创新策略。

日本“幼保一体化”对我国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中建立整合性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制定一体化的保育教育课程标准,重视教保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建立与托幼一体化配套的支持系统等方面都提供了借鉴。

制订0~3岁儿童早教事业发展政策,理顺管理体制,明确管理主体,加强监管,完善早教师资培养体系,以促进多元化的早教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日本学前教育;保育士专业化;保育士培养;保育士考试;保育士研修

韦德国际 ,日本;学前教育;幼保一体化

0~3岁儿童;早期教育事业;发展状况

原标题:日本保育士专业化制度建设及其成效

作者简介:胡洪强,陈旭远,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索长清,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原标题:我国0~3岁儿童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概况及分析

作者简介:何京玉,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山东 青岛 266000);孙玉洁,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副教授(山东 青岛 266000);权赫虹,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研究生(日本 广岛 7398522)。

内容提要:近年来,“幼保一体化”成为日本学前教育的重要改革举措。日本“幼保一体化”通过政府主管机构及幼托服务提供者的整合、师资培训及任用的整合、设备标准及设施的整合、教保服务内容的整合,以及相关立法保障和财政经费的支持,试图实现“幼稚教育”与“托育服务”两个制度和两种机构的整合。日本“幼保一体化”对我国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化改革中建立整合性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制定一体化的保育教育课程标准,重视教保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建立与托幼一体化配套的支持系统等方面都提供了借鉴。

作者简介:王磊,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杭州 310012);刘晶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保育士在日本学前教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日本在保育士专业化制度的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具体体现在多元化的保育士培养体制、保育士国家考试制度、保育士资格证书制度、政府严格监管与高度自主并存且与政府财政补助挂钩的在职研修制度等方面。同时,参加保育士考试的考生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缺失、保育士实践能力偏弱、新任保育士的培训制度不够完善等因素又都制约着保育士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推进保育士专业化制度建设,应采取提升经济待遇、提高职业声望、改进考试制度、制定保育士专业标准等制度创新策略。

关 键 词:日本 学前教育 幼保一体化

内容提要:20世纪前,我国的0~3岁儿童早期教育都由家庭承担。进入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经济和政策的发展推动了机构化的0~3岁儿童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发展水平远落后于3~6岁的儿童教育。我国的0~3岁儿童早教机构经历了育婴堂、蒙养园、幼稚园、托儿所、幼儿园托班和亲子中心等多种形态;0~3岁儿童早教师资在育婴师制度建立之前一直未曾有专门的培养机构,至今职前培养体系也尚处于萌芽状态;历史上,曾经按照“年龄段”或“保教业务”确定过0~3岁儿童早期教育主管部门,但由于长期以来0~3岁儿童早教政策既未单独制订也不健全,导致主管部门长期不明确和监管无据可依。近年来,部分发达城市对0~3岁儿童早期教育的管理工作在逐步加强。据此,建议加强相关研究,制订0~3岁儿童早教事业发展政策,理顺管理体制,明确管理主体,加强监管,完善早教师资培养体系,以促进多元化的早教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关 键 词:日本学前教育 保育士专业化 保育士培养 保育士考试 保育士研修

基金项目: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城市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事件分析”(课题编号L14BSH009);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立项课题“幼儿绘本阅读行为与早期阅读指导研究”(课题编号JG15DB011)。

关 键 词:0~3岁儿童 早期教育事业 发展状况

基金项目:山东省省属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学前教育本科专业全程实践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5-215);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化变革视野中幼儿园课程实践的基本形态和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5CJYJ05)。

日本于1946年开始实施“幼保一体化”,其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结合幼稚园的教育和保育所的养护功能,强调婴幼儿时期的养护教育是不可分割的,应注重保育的一贯性以及维护儿童利益,让幼儿能有良好的身心发展。1975年,行政管理厅向文部省和厚生省提出改善幼稚园和保育所的建议。1977年,日本成立了由文部省和厚生省共同参与的“有关幼稚园和保育所问题的恳谈会”的专门机构。1997年大藏省、文部省和厚生省研究幼、保二元合一与设施共享等问题。从2004年开始,日本政府提出“幼保一体化”的“综合机构”构想,并于2006年付诸实施[1]。2012年,日本公布《综合幼儿园法案》,拟在2015年推行“综合幼稚园”制度,尽管目前日本“幼保一体化”没有完全实现,但融合的趋势已日益明显。日本在“幼保一体化”改革中的有益探索及经验对我国仍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19世纪前,准确地说,自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1840年,我国的学前教育处于自发、随机、非组织化形态,基本在家庭中进行。虽未建立社会化的学前教育机构,但在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丰富的婴幼儿保教思想。19世纪末,西学东渐,近代中国第一次在学制上确立了学前教育的地位,诞生了第一批幼儿园,学前教育开始从家庭走向社会。从公元1903第一所幼儿园设立至今,我国专门化的学前教育已有110多年的历史了,此间,面向3~6岁儿童的幼儿园教育占主导地位,而面向0~3岁儿童的早期教育事业则若隐若现,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初步发展。

日本学前教育一直以来主要由幼儿园和保育所两种机构承担。①幼儿园是针对3~5周岁的幼儿,提供以游戏为主的教育活动,幼儿的在园时间为4小时左右。保育所是为了满足家长参加工作、学习等需求,对0~5周岁的婴幼儿进行保育和教育的场所,婴幼儿的在园时间为8小时左右。因这两种机构的作用、形式、任务以及幼儿的年龄都有所区别,所以师资的培养中专业能力和技能要求上的侧重点也不同。保育所的师资为保育士,其培养中更侧重0~5周岁婴幼儿的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专业能力;幼儿园的教师则以3~5周岁幼儿的教育能力为主。两者之间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分,资格证也不能互相代替。

一、日本“幼保一体化”改革的背景

一、近现代我国学前教育机构的初创及早期教育事业发展概况

日本自从建立保育所制度以来,围绕着保育士职业是否为一种专业,以及保育士是否为专业人员,是许多学者和社会大众始终讨论和争议的焦点。随着对婴幼儿身心发展的认识逐渐深刻,对婴幼儿时期的保育质量对其个人一生发展和国家人才质量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人们普遍认为保育士队伍应该是专业人员。特别是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少子化的危机不断深刻,以及《国际儿童公约》的影响,婴幼儿保育的问题备受关注,日本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进行保育士专业化制度的建设。本文从历史的视角考察日本保育士专业化制度的建设历程,分析现行的保育士专业化制度的体系,并提出专业化制度建设中的成效及改进策略。

近年来,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明显,“少子化”现象突出,学前教育设施相对过剩;城市化过程加快,监护人对幼儿教育的要求提高,不再满足于保育的功能;幼稚园和保育所的功能趋向合一。有鉴于此,1997年日本大藏省、文部省和厚生省研究幼、保二元合一与设施共享等问题,推动二元渐趋整合。

19世纪末至民国末年,近现代中国开始萌发“公养公育”思想,并在学制规定下有了初步的学前教育机构创办实践。出于公益、慈善、发展教育和战时看护等目的,多方人士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学前教育机构,既有慈善家、外国教会办的,也有教育家乃至军队办的,但由于学制无涉3岁前儿童,因此该时期的学前教育机构中儿童年龄段尚未分化,3岁前儿童极少参与,6岁以下儿童混龄保教。教师有普通乳妇、外国教师、受训妇女,也有幼师女毕业生。教育活动提倡“保教结合”,精细化和科学化初见端倪。

一、日本保育士专业化制度建设的历程

“少子化”现象导致学前教育设施相对过剩

清末概况

二战结束后,1947年公布的《学校教育法》中,将幼儿园正式纳入到学校教育体系,幼儿园教师也被纳入到教师的行列,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成为上岗任教的基本条件。[1]而同年厚生劳动省②制定的《儿童福祉法》中规定“保育所的目的是受家长的委托,对家庭中缺乏保育的婴幼儿进行保育”,[2]把保育所纳入到儿童福祉事业中,从此保育所制度正式成立。

由于近年来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学前教育设施相对过剩。日本的出生率在战后第一次婴儿潮(1947-1949年)及第二次婴儿潮(1971-1974年)之后开始递减,根据日本文部省统计,1980年日本全国学龄前儿童有1100万,到1995年则减少到730万,目前持续在低点。加之日本经济波动,物价高涨,民众工作薪酬固定,使得普遍性的生育欲望下滑,核心家庭(由夫妇两人或由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构成一切家庭形态基础的最小单位)逐渐增加,日本“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2012年,日本官方公布的“待机儿童”(日本当前幼儿托育政策专有名词,意指排在保育所入所候补名单,等待机会进入保育所的幼儿)有24825名,“待机儿童”集中于3岁以下的情形非常明显[2]。而由于“少子化”的关系,加上职业妇女增多,导致日本合格的保育所逐渐倒闭,有质量保证园所的缺乏使得很多“待机儿童”没有合格园所就读,而0-2岁保育所却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对此,日本政府在财政紧缩的形势下,通过民营化的导入以改善保育服务在量上的不足,并将如何提升经济效益,解决“待机儿童”问题列为优先考虑的目标,从原本以提升儿童更好的保育教育质量的立场,转变为“节省政府支出”和“方便父母就业”的角度来推行幼保一体化。

1904年,晚清政府颁布并实施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学制,即“癸卯学制”。从此,我国学前教育逐步向着社会化机构教育的形态发展。彼时的学前教育机构通常称“蒙养院”或“幼稚园”,有公立的①也有私立的,有独立设置的也有附设在育婴堂②、敬节堂③等慈善机构或女子学校中的。

在1948年公布的《儿童福祉法施行令》中的第13条规定“在保育所从事儿童保育的女子称保姆。③还规定“保姆是受家庭中缺乏照管婴幼儿的家长的委托,对其婴幼儿进行保育”。[3]在此法令中保姆的“保育”工作停留在单纯地照管婴幼儿。该法中还规定“保姆应毕业于厚生劳动省指定的保姆养成学校;或是通过保姆考试合格”。[4]之后,长期以来只建立了大阪府立保姆学院、名古屋市保育专门学院等几所保姆培养院校,因战后极其困窘的经济状况下无法顾及其发展。另外,虽说保姆考试,就是参加小学教员的资格考试,能够通过考试合格者寥寥无几。[5]所以,这些规定只是“应然”的观点,“实然”的现象是保姆培养院校与保姆考试远远满足不了保育所发展的需求。为了缓解保姆的严重不足,1954年厚生劳动省公布《基于儿童福祉设施最低标准的保育所保姆特例令》,并规定允许通过短期培训、简易考试等措施选拔保姆。以1954年为例,全国8859人的保姆中,通过简易考试合格从事保姆者为7617人,占保姆总数的86%。[6]可以看出,只能依靠临时、短期培训来补充保育士队伍的不足。

幼稚园与保育所二元管理体制存在许多弊端

癸卯学制不包含3岁前儿童的蒙养,也即并没有刚性要求举办社会化的0~3岁儿童早教机构。另外,蒙养院制度以“蒙养与家教合一”为宗旨,提出3~7岁儿童的教养应以家庭为主、蒙养院为辅。[1]可见,除育婴堂等少数慈善机构外,彼时3岁前的教养事务主要放在家庭中由家庭成员负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开始对儿童的保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体现为1963年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长和厚生劳动省局长联合发布通知,“保育所的3岁以上幼儿的教育以《幼儿园教育要领》为基准”。这意味着要求保育所对3岁以上幼儿进行保育的同时还要进行与幼儿园相同的教育,即“保育”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保姆的工作由单纯的照管儿童转变为对婴幼儿进行照管的同时还要进行教育的双重职能。

日本幼稚园与保育所二元的双轨制由来已久,早在1947年3月及12月,日本政府先后公布“学校教育法”“儿童福祉法”,确定了幼稚园与保育所的双轨制度。幼稚园属日本文部科学省管辖,是学校教育事业,招收3岁至小学入学前幼儿;保育所属厚生劳动省管辖,为社会福祉事业,接纳0岁至6岁婴幼儿[3]。日本幼稚园和保育所分属于两个行政单位、两个不同的法令,但是年龄层却有重叠的部分。由于幼稚园与保育所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导致日本学前教育的不一致性和不统一性;在对幼稚园与保育所的经费投入方面难以协调投资关系,产生不公平现象;而且,当前日本社会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家庭和社区的教育功能下降,虽然幼稚园和保育所有相互合作,但仍不能满足家长、社区对学前教育的需求。此外,幼儿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幼稚园和保育所的招收对象都是学前儿童,因此有必要强化他们之间的合作。日本社会大众认为应该把幼稚园和保育所合二为一,“幼保一体化”的呼声逐渐高涨。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也出现了极少数被称为“婴儿园”的私立早教机构,招收3岁前儿童,最早由外国教会开办。④如1912年浙江湖州的“民德妇女职业学校”内就附设有“民德婴儿园”作为该校学生的实习基地,招收0~8岁儿童;因多数儿童是该校妇女部学员的子女,所以这里“母子同校”。该校学员学习家事及婴儿教育,她们既是学生又是母亲还是教师。

同年,《保育问题的中间报告》中指出:保育的理想是为追求优质的保育质量,给婴幼儿提供良好的保育环境,应由专业人员进行保育。[7]这就阐释了保姆的保育工作与一般的照管养育不同,其不同点体现在为儿童发展创设的有准备的环境,以及以儿童保育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进行保育。由于“保育”内涵的变化,人们开始探讨承担保育工作的保姆职业是否应为专业,保姆是否应为专业人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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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概况

紧接着第二年,在第2次《保育问题的中间报告》中指出:婴幼儿时期是对其个性的形成起着重要影响的阶段。对婴幼儿进行集体保育,必须具备专业的知识、技能,保姆应以专业人员来确定其地位。[8]这就从婴幼儿时期的重要性出发,向国家和政府提出了保姆职业为何应为专业的问题,但这一说法显然有点笼统,没有充分的说服力。于是,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婴幼儿的活动根据时间与地点的不同千变万化,保姆的工作是动脑观察、进行养育和教育的创造性活动,保姆应不断研究和提升自身的业务。国家应从法律上规定和完善保姆的资格,只有人格、知识兼备的专业人员才能取得保姆资格,保姆职业才能获得社会的信任。[9]这就具体从保育内容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等特点,提出了国家应进行保姆专业化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二、日本“幼保一体化”的主要内容

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蒙养院更名为“蒙养园”,以招收3~6岁儿童为主。该学制大体仿照“癸卯学制”,但有明显进步之处:一是改变了清末将蒙养园主要附设在育婴堂和敬节堂的做法,而将之单独设置或附设在各级学校内,并增加了数量。二是从制度上明确规定了蒙养园师资培养在整个师范教育中的地位,出现了一批保姆养成所和幼稚师范学校。⑤但该学制仍未提出要对3岁前儿童进行公养公育,也未规定相应的师资培养规格。[2]

受上述报告的影响,1965年制定的《保育所保育指针》中规定,保育所的保育任务是养育和教育一体化,培养具有丰富的人性的儿童。[10]从此,在国家层面上明确了保育所的保育具有养育和教育的双重意义,为保育士职业寻求专业地位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情形下,1979年厚生劳动省终于废除了《基于儿童福祉设施最低标准的保育所保姆特例令》,取消了保姆培养中的短期培训和简易考试。从此,保育士的职前培养全部过渡到由厚生劳动省指定的专门院校承担。

日本“幼保一体化”不单只是共享设施而已,课程、幼稚园与保育所的管辖部署、设施名称、师资配置标准、保育费等都是整合的主要内容。

“五四”运动后,我国的学前教育从主要学习日本转向了主要学习欧美。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该学制将蒙养园更名为“幼稚园”,招收6岁以下儿童。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幼稚园大量出现,既有设在城市的,也有建在乡村的;公立园以各地大学和女子师范附设的幼稚园为主,但数量和规模远不及私立园。此时,几乎所有幼稚园都以3岁后儿童为主,少量接收3岁前儿童。⑥其间,最早按年龄段举办的3岁前儿童早教机构当属熊希龄于1919年成立的“北京香山慈幼院”。该园起初为了慈善和保育目的,收容遭难孤儿、弃婴和附近贫困家庭儿童,之后开始对他们开展教育。该园包含招收0~4岁儿童的“婴儿保教院”、招收5~6岁儿童的“幼稚园”,并开设幼稚师范学校等,将儿童的保教和师资培养融为一体。[3]

另外,1986年,日本实施《男女雇佣均等法》,保姆行业中逐渐出现了男保姆。在这种情形下,1999年施行的《儿童福祉法施行令》中把“保姆”的名称修改为“保育士”,并在保育士的定义中把“女子”删除,打破了1948年以来“在保育所从事儿童保育的女子称为保姆”的规定,保育士成了不再受性别限制的职业。

教育与保育机构的整合

二、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的我国早期教育事业发展概况

虽然文部省与厚生省进行了一系列的“幼保一元化”合作,但至今幼稚园与保育所仍分属两个部门管辖。2006年,在幼稚园、保育所主管的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之外创设管辖二者的部会,暂时名称为“儿童家庭省”。2004年12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了《关于幼儿教育、保育一体化的综合机构》的咨询报告,报告阐述了幼儿教育、保育一体化的意义与理念。相对于管理机构的分离,日本“幼保一元化”更侧重于保教理念与内容的一体化。为满足多样化的托育需求,解决日益严重的“待机儿童”问题,2006年3月通过《推动学前儿童的教育、保育的综合提供的相关法律案》,亦简称为《认定幼儿园法案》[4]。“认定幼儿园”依其申请转型认定幼儿园前的不同类型机构,在保有幼稚园或保育所原有的教育或托育功能的基础上,分为“幼保联合型”“幼稚园型”“保育所型”“地方裁量型”四种类型。日本政府借由“认定幼儿园”的幼保综合结构的设置,扩充既有制度下幼稚园和保育所的功能,并为家庭和社区提供育儿支援,从而使得幼保一体化改革迈向了一个新台阶。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80年代末,中央政府逐渐从政策上鼓励同时兴办面向3~6岁幼儿的幼儿园和0~3岁婴幼儿的托儿所,极大地推动了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

2012年,日本公布《综合幼儿园法案》,预计3年后的2015年正式实施幼保一体化的“综合幼儿园”制度,并规范私立在3年内、公立在10年内,幼稚园和保育所都必须转换成综合幼儿园。《综合幼儿园法案》的宗旨为:提供入小学前的幼儿之幼儿期的学校教育和托育,以及提供家长育儿支援的综合性服务的“综合幼儿园”相关设施设备以及其营运等其他必要事项的相关规定。而今,“综合幼儿园”又是日本另一个新的幼保制度,未来日本将不再单方向推行幼保一体化政策,而是整合现行的幼稚园、保育所、认定幼儿园三者趋向于“综合幼儿园”的一体化。

20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政策推动托幼机构分立,公立早教机构出现

20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我国大陆地区出现了两次“婴儿潮”,同时,政府鼓励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因此,此时婴儿的看护及教育问题较突出。但3岁前儿童的早教仍以家庭为主。不过,此时3岁前后的托、幼机构开始分立,招收0~3岁婴幼儿的托儿所开设单位多样,规模大小不一,教育要求较低,以看护、喂养和保健为主要职责。

从1951年起,大陆的企业、机关、学校、街道和私人开始举办托幼机构。此时,虽然国家政策并未明确要求开办早教机构,但已有个别城市开始举办面向0~3岁儿童的“托儿所”,个别幼儿园也开始举办招收3岁前儿童的托班了。1954年,国家教育部颁发了《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从制度上规定了幼儿园一日生活和学习的各个环节,并规定幼儿园采用分科教学法。当时的托儿所婴幼儿一日生活制度和集体活动模式以此为参考。[4]到了1956年,教育部、卫生部、民政部下发了《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通知指出:“为帮助母亲们解决照顾和教育自己孩子的问题,托儿所和幼儿园必须有相应增加。城市中提倡工矿、企业、机关、团体、群众举办,农村提倡农村合作社举办。而且,提倡不拘一格、发展多种多样的,要求不宜过高的,以全日制为目标的托幼机构。”[5]此后,包括招收0~3岁儿童的早教机构在内的托幼机构整体蓬勃发展。“文革”后⑦,托幼机构开始恢复发展,到了1979年,教育部、卫生部、劳动部、全国妇联等在《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中要求恢复发展卫生、教育部门举办的托幼机构,农村也要多形式开办托幼机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