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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土化过程中过多地受到媒介中心主义的局限,政治学应该树立杰出学科人才培养优先的理念

教学理论的学理性、科学性、实践性及基于此的学科地位,根本上取决于理论解释力。

“本土化”自西方传播学理论舶来之初,就是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该问题有着多元的语境和价值取向,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通过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引介来促进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从而在世界传播研究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笔者认为,作为交叉和综合性学科的新闻传播学,在理论创新上必须结合三方面要素: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适性、新闻传播学科的特殊性和新闻传播实践的情境性。我们在本土化过程中过多地受到媒介中心主义的局限,而忽视了向上寻找普适性的社会哲学理论和向下结合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社会情境。

作者简介:张桂林,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北京 100088

教学理论;解释力;理论品质

新闻传播;媒介;受众;源头;传播学

内容提要:随着国家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战略部署的实施,中国政治学学科又一次迎来了重大发展契机。在走向世界一流之始,学界应该围绕着学科建设目标、学科价值定位、学科文化建构、学科人才培养等关键问题进行充分的思考、交流以达致共识。在学科建设目标上,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在价值上无分轻重,逻辑上先后有序、事实上相互蕴含;在学科价值定位上,现阶段中国政治学“求理”和“致用”两种取向同等重要,政治学人应该在承载这两种取向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之间维持平衡的张力;在学科文化建设上,以组织形态存在的政治学应该重视树立学科信仰、培育团队精神、健全学科制度;在学科功能上,政治学应该树立杰出学科人才培养优先的理念,以涵养德行、孕育情怀、拓宽视野、创新模式等作为打造人才培养特色、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着力点。

原题:教学理论解释力及其提升

“本土化”自西方传播学理论舶来之初,就是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该问题有着多元的语境和价值取向,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通过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引介来促进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从而在世界传播研究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笔者认为,作为交叉和综合性学科的新闻传播学,在理论创新上必须结合三方面要素: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适性、新闻传播学科的特殊性和新闻传播实践的情境性。我们在本土化过程中过多地受到媒介中心主义的局限,而忽视了向上寻找普适性的社会哲学理论和向下结合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社会情境。

关 键 词韦德国际 ,:学科建设/世界一流/中国特色/学科价值/学科文化/学科功能

作者简介:杨晓奇,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合肥 241000

理论创新三要素:以受众研究为例

随着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实施,政治学和其它学科一样,又一次获得了国家最直接的政策支持和最充裕的资源配置。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明确要求,又一次赋予了政治学学科发展繁荣、走向世界一流的活力和动力。值此难得的历史契机,中国政治学应该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一流”以及“怎样建设世界一流”等问题进行充分的思考、研讨以求取共识。这既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的逻辑起点,也是其自立自强的现实需求。

内容提要:教学理论的学理性、科学性、实践性及基于此的学科地位,根本上取决于理论解释力。然而,由于本体解释的“时间忽略”,要素解释的“关系割裂”,场景解释的“情境抽离”,属性解释的“泛教育化”,实践解释的“理论误解”以及方法解释的“单调划一”等原因,削弱了教学理论解释力。提升教学理论解释力的基本策略在于:基于理论本体解释,夯实理论解释的共通性;完成理论解释的思维转变,赋予理论解释以透彻性;重视理论解释的情境性,释放理论解释的鲜活性;恪守理论解释的学科边界,增强理论解释的针对性;面向理论解释本身,检视理论之于实践解释的成效性;注重解释方法的多元,拓展理论解释的丰富性。

受众研究一直是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在西方传播学进入中国的四十多年间,成果最丰富的也正是受众研究。①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受众实践的全新特点也给理论创新提供了机遇。而从实际情况看,原有的两大研究阵营美国经验主义学派和欧洲批判主义学派表现迥异。一方面,批判主义学派在新媒体时代如鱼得水,而经验主义阵营却踯躅不前,仍然在用传统的诸如“使用与满足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等来解释受众在新媒体时代的参与动机等问题。这种差异局面的出现,可以促使我们对学科理论发展的动因问题做出深层次的思考。

一、关于政治学学科建设目标的思考

关 键 词:教学理论 解释力 理论品质

新闻传播学作为交叉和公共性学科的内在属性,已经被学界广泛认同。施拉姆曾说,传播学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上的学科。②从西方受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每一次飞跃的背后都少不了社会学、心理学或是文学等其他学科的助力。因此,我们发现媒介素养理论中的“素养”概念其实发轫于文学领域;而媒介实践范式所借用的实践理论在社会哲学领域中早已是老生常谈。同样,对于经验主义理论来说,他们所关注的受众“认知状态”其实就是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这些为传播学所借用的理论或概念,都具有本体意义上的普适性特征。换句话说,它们大都可以用来解释超越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情境的人类行为特征和社会秩序。这些理论成为同样关注社会行动者和社会秩序的新闻传播学重要的理论源泉。

我们看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在将“世界一流”作为大学和学科建设终极目标的同时,也十分明确地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摆到了学科建设的核心地位,强调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故而,中国政治学学科在走向世界一流之始,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这一对学科建设目标范畴之间的关系。

标题注释:本研究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连片特困地区教育发展的‘内卷化’问题研究”的研究成果。

然而,过分依赖普适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也容易使得新闻传播学科丧失学科自身的独特性和内在品质。受众研究的经验主义学派所依仗的诸多心理学范式,以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人类的认知和心理状态,并预测人们的行为模式。实质上,这样一种理论范式从概念到框架都可以而且已经原封不动地被运用于很多其他学科领域,例如消费社会学、环境发展学等。于是,我们可以在很多心理学权威学术期刊中看到很多用新闻传播现象作为例证的相关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为我所用”而是“为他人做嫁衣”了。

在学科建设的目标层面思考“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关系,应该从学科特性、认识论和操作性三个角度切入。

理论解释是评判理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能否用强有力的理论解释形成对于现象或问题的“能解”“正解”或“深解”,是彰显理论解释力的基本前提。面对既有理论成果和不断变革的实践需求,在构建具有深度解释的教学理论进程中,教学理论研究者需要不断进行理论解释的“检视”“纠偏”与“深化”。实现此种理论解释预期的基础就是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责任持续提升教学理论解释力。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年来普遍为学界所诟病的“媒介中心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度”的把握问题。因为新闻传播自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内在的规律和逻辑也是在理论创新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在这一点上,受众研究的批判学派由于关注点在于受众媒介接受和使用行为的外在变化,因此在理论创新上也具有了先天的优势。例如,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益平民化,受众的媒介实践行为开始变得越来越丰富。于是,媒介研究开始尝试将社会学领域中的实践理论引入媒介实践研究。③④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学者注意到了媒介实践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已经被广泛地融入其他各种社会实践之中,因而具有了一种“中介”(mediation)的特征。因此,在媒介实践参与这一环节上,相关研究的发现对“实践参与”这一社会实践论的理论空白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最终形成了媒介实践论自身独特的研究路径。⑤⑥

首先,从学科特性的角度看,政治学学科建设尤其要重视对中国特色的打造。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谱系中,政治学无疑是最具制度属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学科。其鲜明的制度属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决定了政治学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中国特色予以比其它学科更高的重视。具体言之,中国政治学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进行科学的揭示;必须基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国情民情来进行政治价值的探讨;必须针对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重大需求来进行政治理论的创新;必须在政治学学科功能——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等纬度上设定中国标准。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政治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复建迄今30多年来,基本上是在对西方政治学的引介、吸收和运用的过程中成长的。其间除了一些老一代政治学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之外,大部分研究者采用的是舶来的概念、命题、方法和范式,而鲜有中国特色的原创。自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之后,中国政治学界充分认识到了学科发展的这一缺憾并开始了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积极努力。这一努力在建设世界一流政治学的过程中应该得到更自觉的强化而不是削弱。

一、如何理解教学理论解释力

除了普适性社会科学理论和新闻传播学科特殊性的联姻之外,媒介实践的情境性也是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源动力。这种情境性指的是新闻传播实践所处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在这一点上,受众研究的经验主义阵营由于过多地向内寻找超自然属性的心理认知参数,就忽略了媒介实践外在的社会情境因素。因此,他们对于新媒体时代媒介实践特征和外在情境的变化只能视而不见,循环往复地在抽象的心理认知领域和机械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中转圈子。而批判主义学派则不然,他们的研究取向和理论创新深受具体的社会情境影响。实际上,在英国最先兴起的媒介素养理论和研究,就和政府所大力推行的媒介素养教育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再比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区隔”和“惯习”理论,也是以上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阶级构成特点为背景和土壤而诞生的一种“地方性”色彩较强的理论。

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有机关联,不可以相互遮蔽或彼此取代。具体来说:

理论担负着解释现象或问题,进而帮助人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的重任。然而,“理论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立刻就能理解的,因而要求做出解释的努力”[1]p2。能否用独立、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对理论本体、实践样态和发展成果做出深度解释,综合反映出理论思维能力、理论发展程度及理论成熟状况。就此,在指向理论本身的研究中,理论解释就成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理论所释放的解释力就被视为衡量与判别理论有效性的基本指标。谈及解释力,英国学者吉登斯(Anthonv Giddens)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所有社会科学无疑都是解释学,因为它们能够描述任何情境‘某人正在做什么’,而这就意味着能够了解在行动者或行动者活动建构中他们自己知道并应用了什么。”[2]p65吉登斯的看法无疑揭示了解释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其实,不仅社会科学如此,在关乎人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以及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社会活动及其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中也概莫能外。

马克思·韦伯曾经说过,学术理论的创新目的是在于发现和解释客观世界和事实的规律。⑦具体到新闻传播领域,媒介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塔洛克(John Tulloch)指出,媒介研究的理论创新必须和广阔的社会科学理论发生深刻和密切的联系。⑧同时,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写道,“任何一门学科理论的发展必须既具有和其他学科的联系性,同时又具有学科自身的独立性”。⑨而英国媒介研究学者尼克·库德瑞(Nick Couldry)则更激进地认为,媒介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并没有自身独立的价值,除非该理论能够针对媒介实践的现实特征提出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问题。于是,我们发现这些针对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和框架,在受众研究理论的转型过程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也就是说,作为交叉学科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应当是在综合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和新闻传播学科自身特性的基础上,以服务具体社会情境下的新闻传播为转移的一种“求真”的科学活动。

第一,在价值层面上,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同等重要。从中国特色方面看,政治学学科成果和其它一切社会科学的学科成果一样,唯有本国的,才是国际的;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唯有首先对本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有用的,才有走向世界一流的意义。人类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昭示:凡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学学科成果均是在回应特定国家和时代的重大问题中产生的;凡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学学者均是因其适时回答了其国家和时代的课题才享誉世界或留名史册的。即便是像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W.F.Hegel)那样高度思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们的“纯粹理性”和“绝对观念”等抽象外衣之下,也一定是德意志民族的现实利益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现实需求。从世界一流方面看,如果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仅仅强调本国特色而忽略了世界一流,其学术思维没有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广阔视野,学术话语没有超越个性的共性表达,学术成果没有超越特殊性的普遍解释力,学术群体没有享誉中外、引领创新的名家大师,学术评价没有国际共同的衡量标准,那它可能只是一个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孤立存在,永远抵达不了世界一流。政治学作为特定知识体系,其独立性、科学性与合理性等均会受到大大的质疑。所以,政治学应该向着“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这两个目标同时趋进,无分先后。

对于教学理论而言,由于其归属于兼具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双重学科属性的研究范畴,从而决定了其理论解释也需兼顾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的双重属性,方能形成科学合理的理论解释。这就意味着教学理论解释一方面要基于教学现象或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学科属性予以普遍性解释,同时也要把教学现象或问题作为人文学科独特精神存在的特殊现象或问题予以解释。依此,教学理论唯有把教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真理性”与“价值性”加以综合解释,并不断在与教学实践相互锁定与滋养中,形成兼顾足够抽象与丰富具象的理论解释时,才能形成富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在此意义上,教学理论解释的抽象程度越高,其普适性与结构化解释力就越强;教学理论解释的生动程度愈强,其鲜活性与描述性解释力亦就越高。鉴于此,在构建教学理论的解释体系和解释话语时,理论解释需同时具备理论的高位建构、体系的科学阐发与实践的深切关照,方能形成较强解释力的理论体系。

媒介中心主义的缺憾:普适性与情境性

第二,在逻辑层面上,中国特色在先,世界一流在后。所谓“在先”与“在后”的含义是:中国政治学应该首先具有中国问题意识,研究中国政治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努力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中国政治学应该秉持“西为中用”之宗旨对待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①中国政治学应该对悠久厚重的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的优秀内涵做现代性的阐释与创新性的转换,推动民族思想成果走向世界并为国际同行所接受,实现其由中国特有到国际共享的自然演变。

“一般而言,影响理论解释力的因素主要有六个:其一,从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关键因素在事实中的地位及抽象的程度;其二,对具体事件场域的把握是否全面、准确;其三,理论本身概念、体系的内在逻辑关联度;其四,理论构建前提的特定性及对外生因素的有意识筛弃与选用的合理性;其五,理论的可践行程度;其六,产生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及其合理性等。”[3]依照上述判断,可以将影响教学理论解释力的主要因素归纳为:一是对于从教学事实中抽象而来的理论抽象程度的本体性解释;二是对于教学理论本身内在逻辑关联的概念、体系的各教学要素间的关系性解释;三是对于教学现场能否全面、准确把握的情境性解释;四是对于教学理论构建前提的特定性及对外生因素有意识筛弃与选用后所形成的理论边界性解释;五是教学理论之于教学实践的实践性解释;六是教学理论研究方法及其合理性的方法与方法论解释。倘若从上述维度综合审视教学理论的解释问题,解释力不足依旧是制约教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而且留存较大的提升与拓展空间。

如果说新闻传播理论创新路径已经在西方受众研究理论新媒体时代的华丽转身中得到了印证,那么对照我们自身的受众研究理论创新,还存在哪些误区或不足呢?

第三,在事实层面上,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有机融合不可分立。任何学科的知识,都是循着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路径生成的。换句话说,知识总是始于对特殊现象或个别事物的探讨,止于普遍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的获得。根据知识形成的普遍规律,我们对中国政治实践的研究,哪怕是对微观的政治现象和政治事物的研究,其最终成果一定要具有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或微言大义的学术价值,一定要对同类的政治现象有着超时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这样的研究成果必然会被认为达到了政治知识或政治真理的境界,而不是柏拉图所说的“意见”或“洞见”;也必然会引起国内外政治学同行的关注和讨论,最终在平等的沟通交流中占据话语优势,引领相关领域的研究方向。所以,在学科建设的事实层面,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和谐一体。

二、为何强调教学理论解释力

我们多年来所倡导的本土化运动可能在理论的源头上就出现了偏差,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将什么理论进行本土化。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译介工作成果甚为丰硕。“借船出海”的理论创新路径,也一直是本土化话语的一种内在的自觉意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本土化的视野问题上我们多多少少固步自封地囿于“媒介中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过多地将眼光集中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而忽视了更具有本体认识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对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作用。这种局限性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寻觅一星半点的本土新闻传播现象,以削足适履的方式为西方理论充当注脚,而忽视了我国新闻传播实践自身的丰富性和特殊性。

中国政治学要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向着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双重目标共存共进的理想状态,尚需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教学论如今已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解释体系与解释范式,也累积了丰硕的解释成果。与此同时,由于教学本体解释的“时间忽略”,教学要素解释的“关系割裂”,教学活动解释的“情境抽离”,教学属性解释的“泛教育化”,教学实践解释的“理论误解”以及理论解释中的“方法单一”等诸多原因,致使教学理论解释本身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理论解释滞后与缺陷,从而造成了理论解释力在透彻性与适切性方面的双重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确实在尝试使用社会学、心理学相关理论来研究我国的媒介现象,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需要注意到媒介实践的情境性问题。比如,我们一些媒介研究的相关著说中经常出现布尔迪厄或是吉登斯。⑩⑾但我们也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布尔迪厄和吉登斯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取向,比如布尔迪厄的阶级区隔论和吉登斯的以规则和资源为转移的现代性社会秩序理论,又有多少能够适应或解释当前我国新闻传播的政治文化环境呢?由于媒介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我们在本土化过程中只注重解释或服务本土的媒介实践,却对我国媒介实践身后的社会情境考虑甚少。这不但有损于新闻传播学科的公共品质,而且也使得我们的本土化研究犯了机械主义的认识论错误。因此,目前看来,无论是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还是普适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给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创新带来了一个内在冲突。而造成这一冲突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所谓的“本土情境”或“中国经验”认识不够。而这些“本土情境”和“中国经验”,应当从社会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特点、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乃至深层次的东西方哲学取向等方面着眼。

第一,进一步强化中国问题意识,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研究深层次的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意识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的第一要求,是“中国特色在先,世界一流在后”之逻辑关系的首要体现。虽然近年来中国政治学人的中国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烈,研究领域越来越延展,但研究者们聚焦的基本限于微观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行为层面的问题,研究成果基本限于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对于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等深层次的重大问题,政治学研究者们仍然缺乏深度关切和深刻思考。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结构复杂、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所面临的问题无不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而不可能与其它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同步同样。以当下而论,我们面临的问题既有现代性的、也有后现代性的,甚至有前现代性的。所以,中国政治学者的问题意识不能仅局限于微观的操作层面,也不能亦步亦趋于西方政治学的研究足迹,而必须全面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尤其是政治发展中最深层次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总之,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的特殊性,我们应当秉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过分局限于新闻传播狭小的圈子,但也不能忽视媒介实践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向上寻找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源头,向下落脚于我国新闻传播的社会情境,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新闻传播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实践特征去进行我国新闻传播的理论创新。本土化下一步的重心,应当是关注西方传播学理论创新背后所透射出的普适性理论、学科框架和传播实践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简单停留在理论的译介和套用上。这种互动关系实际上正是孕育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土壤,也必将给我国新闻传播理论创新路径的探索带来重要借鉴。

第二,进一步深化对国情民情的认识,选择和形成关于中国政治现象的合理解释模式。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现象,都有基于自己国情民情的形成机理和演变规律。不同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对某种政治现象普适性的解释模式。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国民心理、思维习惯等共同决定了中国政治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机理,不了解中国国民政治表达的含蓄方式,仅仿效某一种解释模式或采用单一的观察视角只能得出偏颇和肤浅的结论。即便是像民意调查或词频分析这样现代科学性的研究方法,也不一定能够完整地反映某些政治现象的真相。中国政治现象的合理解释模式一定是多元化的,是对政治社会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地理学、政治心理学、比较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故而,尽快形成并善于运用对中国政治现象的合理解释模式,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建设的内在要求。

注释:

第三,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学理性研究,推动兼具学理性、逻辑性和开放性的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早日形成。中国政治学虽然具有鲜明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属性,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政治学研究可以满足于政策解说和单纯意识形态立场的论证,将学术研究等同于政策宣传,忽略了学科的知识性和学术性。更具体地说,政治学对当下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设、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等最根本问题,以及村民自治、社区治理、网络问政、腐败治理等中观层面问题的研究,都不能仅仅止步于对事件的议论、历史的追溯、数据的分析、政策的诠释,而应该在议论、追溯、分析和诠释中融入理论的智慧、思想的神韵,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升理念、升华价值、启迪思维,从而推动具有学理性、逻辑性和开放性的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逐渐形成并走向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现象学理性研究的完美范例。学界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人类政治现象、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的深刻分析和逻辑推论,才逐步建构起了涵盖阶级→国家→政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正因其深刻的学理性、严谨的逻辑性与鲜明的开放性而产生了久远的世界性影响。

①徐耀魁:《大众传播新论》,苏州出版社,2005年版

第四,提升学科境界,开阔学术视野,铸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必备的宏大、包容与开放的品格。一方面,中国政治学对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模式的探究要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上,在坚持“以我为主”“西为中用”原则的同时,自觉地把中国政治发展融入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势之中,寻求两者的一致性和契合点,争取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奉献出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人还要努力摒弃狭隘民族主义的思维,自觉培育世界主义的视野和人道主义的情怀,使自己能够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积极主动地思考全球共同问题的解决之道。

②威尔伯·施拉姆著,何道宽译: 《传播学概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最后,从操作性的角度看,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充分尊重国际通行的大学和学科评价标准,并按照这些标准形成的导向来趋近世界一流。显而易见,当我们把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目标界定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时候,关于如何评价政治学学科建设的两个判断已经内含于其中:一个判断是政治学既迥异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人文学科,它的学科评价指标体系中必须要有中国要素的考量,决不可以机械照搬国际通行的任何一种评价指标体系,否则无以体现中国特色。另一个判断是中国政治学必须高度重视国际通行的大学和学科评价体系中的共性指标,按照这些指标形成的导向去建设自身,否则无法达到世界一流。因为“世界一流”是同一个参照系下的比较性概念,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何来共识性的学科排序?事实上,国内很多进入“双一流”建设的大学和学科已经将国际通行的ESI②排名直接拿来作为自己学科建设的衡量标准。

③ Couldry,N..Theorizing media as practice,Social Semiotics, 14

按照国际通用的关于大学和学科排名的几大评价体系中的共性标准③,中国政治学应该在四个方向上向世界一流学科趋近:建构国际主导性的学术话语。学术话语是涵盖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和基本命题的表达方式,是一个学科籍以和其它学科区别开来、体现自己特殊存在意义的标志和前提。学科的话语越是独立,学科就越成熟;学科话语的可交流性越强,学科就越强。因此,话语体系相较于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着基础性的重要意义,学科建设首先是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首要标准就是学科在国际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孕育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按照国际通行的认识,学术大师是那些以原创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以新开辟的领域、路径和方向对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国际性和历史性影响的人。放眼世界,凡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学科,都有被国际学界公认的学术大师。反之,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一个学科,在没有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或学术流派的情况下,就被认为是世界一流。试想,如果没有萨缪尔·亨廷顿(Samul P.Huntington)、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N.Shklar)、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等政治学大师,哪里有世界一流的哈佛政治学?没有威廉·邓宁(William Archibald Dunning)、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eal Waltz),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又何谈世界一流?产出国际公认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学科研究成果得到国际的认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这是所有国际通用的评价体系对大学和学科的基本要求和主要考量。中国政治学应该努力在国际性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更多的成果并争取各类研究成果更高的正向引用率。相较于当下不尽如人意的状况,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培养国际认可的杰出学科人才。由于人才培养彰显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关乎着学科的社会声誉。所以国际通用的几大评价体系均将涉及人才培养的要素不同形式纳入其中。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学科,就不可能被认为是世界一流学科。

④王宜燕: 《阅听人研究实践理论转向初探》,《新闻学研究》,2012年10月

⑤Postill,J..Introduction: Theorising media and practice.In Theorising media and practice,edited by B.Bruchler and J. Postill.New York:Berghahn Books.

⑥顾洁: 《YouTube用户能动性:媒介实践论的角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年版

⑦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⑧Tulloch,J..Watching television audiences.London:Arnold

⑨Kuhn,T..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p75.

⑩黄时进:《论科学传播受众的网络时代特征——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学术界》,2008年2月

⑾王辰瑶:《结构性制约:对网络时代日常新闻生产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0年7月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媒体研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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