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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怠政,万历皇帝喜欢别人对他歌功颂德

一、中枢瘫痪万历帝怠政造成严重的朝政危机,朝廷中枢濒于瘫痪。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上下解体;二是宦官肆虐;三是党争激烈。第一,上下解体。明朝中央政府主要由内阁、六部、都察院等机构组成。万历帝长期“三不”——不朝、不见、不批,造成朝廷中枢机构近于瘫痪。最典型的是政府官员的缺得不到补充。举一个例子:到万历四十年时,宰辅只剩下首辅叶向高一人,而且他也没法工作,奏章上去就留中不发,许多问题处理不了。这位大学士、首辅索性在家里头称病,三个月闭门不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有吏部赵焕一位尚书,户、礼、工三部各只有一位侍郎。都察院自都御史温纯罢去后,八年没有正官。因为刑部缺少处理刑法的官员,长期不能决案,积压案子数量多、时间长,引起在押人员及其家属的不满。于是犯人家属,集体在长安门前哭诉(《明史·方从哲传》)。吏部尚书赵焕多次上疏乞求补充缺少的官员,万历帝都不批示。这工作可怎么做?赵焕就写了个辞呈递上去,准备辞官回家,但还是等不到回音。赵焕“遂叩阙前,出城待命”,遥望等待,仍无结果。赵焕只好于第二年“拜疏自去”,就是上了一道辞官的奏章,离职而去。(《明史·神宗本纪》)。职能部门严重缺员,已经使政府机构运转不灵,而那些在位的阁臣,由于长期得不到皇帝的批示和接见,也无法开展工作。还是举赵焕为例子。赵焕自动辞职后,万历四十六年,因为吏部无人负责,朝廷还是要他出来任职,这时已经77岁的赵焕只得复出。第二年,就是万历四十七年,明军萨尔浒大败后,辽东告警,京师震惊,吏部尚书赵焕“率廷臣诣文华门,固请帝临朝议政。抵暮,始遣中官谕之退,而诸军机要务废阁如故。焕等复具疏趣之,且作危语曰:‘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帝由是嗛焉。考满当增秩,寝不报。焕寻卒,恤典不及”。就是说,78岁的吏部尚书赵焕,在明军萨尔浒大败之后,带领群臣跪伏在皇宫文华门外,坚请万历帝接见群臣,商讨守卫辽东的策略。他们一直跪到傍晚,得到的却是皇帝身体不适让他们回去的圣旨。赵焕情急之下说道:等到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陛下您还能说因为自己有病而让他们退回去吗!就是在这么危急的关头,万历帝还是不理朝政,而且从此衔恨赵焕。赵焕不久之后去世,朝廷没有给他任何恤典。一些正直的官员屡次给万历帝上疏谏言,有的写得很激烈。有一个官员叫雒于仁,他写了一个奏疏,叫《酒色财气四箴疏》,就是批评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样俱全。万历皇帝很生气,要严厉处置他。多亏一些官员挽救才得幸免。这些官员说,如果您对他加以重刑,外界会误以为您真的有他提到的那些毛病,还不如显示您的宽大包容,让他离开任所削职为民算了。结果,雒于仁被斥为民。总之,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万历皇帝喜欢别人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万历亲政之初,阁臣还敢提出不同意见。明朝制度:内阁的职责是“票拟”和“封驳”。“票拟”就是在奏章上草拟处理意见,供皇上决策时参考;“封驳”就是对皇上下发到内阁的批示,可以提出反驳意见。如万历帝册立皇太子事,夜里二更下诏,阁臣沈一贯认为不妥,加以封驳,说“万死不敢奉诏”,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是,自从惩治张居正后,内阁大臣,多为萎缩——“票拟”多被“留中”,“封驳”则多不敢为。有句话叫作“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因为万历皇帝喜欢的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奴才,久而久之,奸佞小人就围在他身边,特别是宦官。第二,宦官肆虐。明初朱元璋令镌铁牌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永乐帝在靖难之役时,宦官为他立了大功,此后重用宦官,遂为明朝埋下后来宦官干政的祸根。万历帝长期不理朝政,见不着大臣,上来的奏章又不批,也就听不到大臣的声音,那他的意旨就只能通过太监传达。太监的权力因此越来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这就为后来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一些正直的官员上疏请求严惩不法的宦官,结果大多反招祸尤。我举一个例子。太监陈增为矿税太监,骚扰山东,弄得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山东巡抚尹应元劾奏陈增二十大罪,却遭到罚俸的处罚(《明史·宦官二·陈增传》)。其实,认真说来,历朝历代的情况大同小异。宦官专讨皇帝的喜欢,忠臣则规劝皇帝的过失,所以皇帝大多喜欢宦官的阿谀谄媚,而不喜欢忠臣的耿直良言。只不过万历皇帝厉害罢了。因为朝中大臣不能跟皇帝直接沟通,官员升迁制度也混乱,朝廷中一些大臣就自立门户。于是,朋党竞起,互相倾轧,势同水火,扰乱是非。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党争日烈。第三,党争激烈。先是出现东林党:“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之名自是始。”(《明史·宦官二·魏忠贤传》)后来,楚党、浙党、齐党等相继而起,后又出现阉党。到万历四十年前后,朋党已成,各持己见,互相攻击,搅得朝政是非难辨,乌云翻滚。后面将要讲到的辽东大员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的任免、升降、荣辱、死生等,都同党争有直接的关联。页码1韦德体育官网 , 2 3 明亡清兴六十年

“万历怠政”即指万历十年,张居正逝世,万历帝亲政。万历十四年后,明神宗朱翊钧长达30年时间不上朝。《明史》认为,经此一事,明王朝内政近于崩溃,走上灭亡之路。甚至在《明史・神宗本纪》中提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万历怠政,是指明朝明神宗当政期间的怠政现象。明神宗的长期怠政主要是执政中后期,因其对政事心灰意懒,加上久病不愈无法处理政事,造成了其长达20年的怠政。数十年的怠政造成当时明政府政务废弛的现象,在女真族兴起并侵占明朝东北领土、扩张势力的同时,明神宗依然称疾不上朝,是导致明朝逐步步向灭亡的原因之一。

  • 第一讲崇焕之死
  • 第二讲万历怠政
  • 第三讲朝政危机
  • 第四讲成梁守辽
  • 第五讲满洲崛兴
  • 第六讲辽事初起
  • 第七讲四路丧师
  • 第八讲开铁失守
  • 第九讲明宫三案
  • 第二十五讲崇祯登极
  • 第二十六讲平台奏对
  • 第二十七讲天聪新政
  • 第二十八讲宁远兵变
  • 第二十九讲督师蓟辽
  • 第三十讲斩毛文龙
  • 第三十一讲北京危机
  • 第三十二讲保卫京师
  • 第三十三讲平台落狱
  • 第三十四讲阉孽翻案
  • 第三十五讲崇焕死因
  • 第三十六讲崇焕精神
  • 第三十七讲大寿降清
  • 第三十八讲林丹大汗
  • 第三十九讲建立大清
  • 第四十讲松锦大战

明万历帝上台亲政,初始时是个兢兢业业、恪职尽守的皇帝。万历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五月,京师大旱,万历帝亲自祭天祈雨。万历帝步行十余里至天坛,不顾劳顿,拒乘龙辇,所做所为,让百官和百姓大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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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所谓“明君”的做为,在万历十四年之后就基本上与万历皇帝绝缘了。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张居正卒,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李太后年纪渐大,对神宗也实在无力管束。

万历十四年九月,万历帝以“头晕眼黑,力乏不兴”为由数日不朝,就算服药之后依然称“身体虚弱,头晕未止”,甚至连太庙祭祀也不去了。万历十六年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万历帝整日花天酒地,选美,大兴土木,甚至筹建陵园——什么都理,就是不理朝政。

万历十七年元旦,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阁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请罢官。最后明神宗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万历四十三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

万历十七年元旦后,适逢日食,万历帝找到新的由头,免去了元旦朝贺。对于皇帝如此作为,大臣们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时任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就上疏,对其耽于享乐表达了不满,紧接着,就有阁臣上疏请求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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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帝大兴土木,屡次选美,引起百姓不满,矛盾激化,时有民变发生。他三十年不理朝政,导致朝廷官员缺失异常严重。没有万历帝制衡,百官人人自危,拉帮结派,只是顾着争权夺利,政府职能陷于瘫痪。百官就人事布局,各党派之间相互倾轧,那也怪不得编纂《明史》的人也要说一句:“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但是万历帝在1600年以前很有作为,他直接进行“万历三大征”军事指挥,明朝人霍九思在《万历武功录》中评价说:“唐宋以来一大伟绩”,由此可见万历帝并非对朝政懈怠[6]。学者常认为是由于国本之争,神宗被群臣所迫,不能立自己爱子朱常洵为储君,连选择太子的皇帝权力也失去,因而以这种方式向朝臣们示威、抗议。史学家曹国庆认为万历帝患有龋齿、牙周病和氟牙症等多种牙科疾病,颌骨发育不良,面部凹陷而左右两侧不对称。学者樊树志认为神宗疾病缠身。1958年,北京定陵的地宫被打开,万历帝尸骨“背微陀,腿部残疾”。右腿明显比左腿短。吴晗曾怀疑万历帝因身体不好吸鸦片。

万历四十三年,万历帝勉强到金銮殿,许多朝臣竟然是第一次见到皇帝,如此荒废朝政,国力衰退,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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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朝臣党争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最恶劣,当数“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东林党因为一次朝臣人事变动引发其他所有朝臣的围攻,再被阉党严重打击,被直接驱逐出了权力阶层,直至崇祯时期,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而国本之争,指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之间关于权力的争夺,而朝臣们则分为两个派系,一派支持长子,一派支持福王,朝野上下对立谁为太子争论不休,就算后来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福王一派仍然不肯死心,直至梃击案发生,福王失势,国本之争才算上划上了句号。史家常认为是由于国本之争,神宗被群臣所迫,不能立自己爱子朱常洵为储君,因而以这种不上朝的方式向朝臣们示威、抗议。

北洋大将吴佩孚清末少年秀才,从恩师王绍勋参研明史,王提及万历帝怠政三秩,感叹曰:“无为而治兮不必生一神宗三秩”,吴佩孚居然立刻应声对仗:“有明之亡矣莫非杀六君子七贤。”认为天启帝宠信魏珰,滥杀忠良,才是明朝亡国的主因。

当然,“万历三大征”,才是万历皇帝的得意之作,不过这三场战争虽然都胜了,却耗时费力,明朝末期国力衰弱,难以抵抗清军的攻势,与这三大征实在有很深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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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与明朝决裂。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抚顺,朝野震惊,万历帝仍不以为意。万历四十七年,辽东总兵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方从哲奏请“速下章奏、发帑金。”大臣跪在文华门外,哀求万历皇帝增派援军,急发军饷,神宗毫不理会。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皇帝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上奏章说:“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赵焕之言,不幸而言中。

1582年张居正一死,神宗摆脱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开始亲政。此外,神宗亦进行政治清算,冯保率先被抄家,张居正去世两年后获罪,也被抄了家。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朝廷只给张居正母亲留下一所空宅和10顷薄田。

人们对万历怠政的原因分析,可谓是众说纷纭,但理一下头绪,可以大体归纳出四点:摆脱戒尺,居功自傲,缺乏竞争,体弱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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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尺,说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和太监冯保一干人等,这些人尽心辅佐,但死的死,疏远的疏远,皇帝没有了“戒尺”,做事情就随心所欲了很多;

为害最大的是“矿税”一项,神宗先后派出内监多批征收矿税,几乎遍布中国各地,虽统名为矿税,实际远不限于矿业,两淮有盐监,广东有珠监,扰得民不聊生。

居功自傲,说的就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

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派出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掠夺商民,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开矿时若果挖掘不到矿苗,附近的商家会被指控“盗矿”,必须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矿监所到之处,民穷财尽,据记载:“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而“帝不问”,这成为明代一大恶政。首辅朱赓在上疏的时候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大学士沈鲤在《请罢矿税疏》 中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批评:“以金钱珠玉为命脉。”

缺乏竞争,是因为他登上皇位,是没有经过与兄弟竞争的,他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自然要舒服了许多。懈怠,看起来也是人之常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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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弱多病这一点,从他二十出头就开始给自己建坟茔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

万历二十五年至万历三十三年,万历帝所榨取的矿税使内库银增加将近三百万两,更多的财物流人了宦官之手,沉重的赋税亦不断激起民变。万历四十八年,朝鲜使臣李廷龟出使中国,遇上万历帝驾崩、泰昌登基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他曾见到万历帝的遗诏,其中包括对矿税的记载:“封章多滞,僚采办公,加以矿税繁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建言废弃及矿税注误,诸臣酌量启用,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烧造等悉停止”。因为矿税问题十分突出,故万历帝在遗诏中特意加以交代。

不过这里有一个误区,不上朝不等于不理朝政,实际上万历皇帝还是在处理政务的。万历三大征这样的大事,若没有皇帝出面,又有哪个大臣敢于擅自做主呢?

由于神宗不上朝,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叶向高曾疏曰:“今六部止有五人,都察院遂至空署。”且“候补科道久者二三年,近亦数月,旅食长安,茫无职事,销向用之心伤,平政之明所宜即行。”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因此明史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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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指挥的万历朝鲜之役使朝鲜保全了国家,避免了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尽管朝鲜人对万历皇帝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鲜使臣的记录中,更多的还是对万历帝消极怠政、贪婪奢侈等恶劣行径的批评。而朝鲜使臣塑造的万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叶之后朝鲜对中国社会集体想像的转变,大明帝国的形像已经由朝鲜前期塑造的“狂热乌托邦”,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环,而走向了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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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后期处理政务的效率降低,与他的健康状况也有很大的关系。学者指出万历好饮酒,又好女色,长期的酒色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使其疾病缠身。但是他不以为戒,依旧沉迷其中,导致其病愈益严重,逐渐丧失处理朝政的能力。执政后期经常因病无法处理朝政而传谕辅臣。他久病不愈,加上又纵声酒色,导致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虚弱的身体使他不能正常处理政务,面对文官集团严厉的指责,万历皇帝索性以健康问题,心安理得地与朝政决裂。不见其臣不理其政。

清史学家阎崇年认为万历帝怠政的表现为“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朝理事和批阅朝臣奏章是皇帝了解政局,执掌朝政的主要手段,不朝不见不批,相当于与朝臣断绝了联系,成了一个隐居皇帝。万历帝身体胖,他给太后请安,要“膝行前进”。胖易懒,使他更加厌倦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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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黄仁宇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帝虽然不上朝,但如同嘉靖帝一样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宦官、外戚干政的局面,明朝内阁中也没有严嵩这样的权臣把持朝政,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抵抗日本丰臣政权的朝鲜之役、女真入侵和梃击案,万历帝都有反应,表示重要奏章依旧批阅,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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