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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为泰山府君,日本钟馗信仰的这一特点

姚琼:传入日本的钟馗信仰研究

一、中国巫文化的分布

相较于日本对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受容与认可,中国道教思想是否曾对日本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虽然日本学者对道教的研究颇多,成果亦颇丰,但其主旨多是通过道教研究来认知中国文化,鲜有以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为切入点的有力论证。部分日本学者否认道教信仰对日本古文化的诸多影响。例如,福井文雅在其编著的《道教事典》中不仅否定道教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影响,甚至直接否认道教曾传入日本。日本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认为,虽然中国道教的部分知识传入了日本,但没有在日本人的生活世界产生影响并形成信仰。笔者则试图通过对泰山府君祭的道教属性的解读,探讨道教思想对古日本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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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各地,无论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和民族,还是比较落后的氏族和部落社会,这种文化现象随处可见。巫文化又是一切现代文明的源头。现代文明,追本溯源,无不和巫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老的天文、历算、医疗、文字、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无不渗透着巫文化的影响。在古代和现代一些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之中,巫文化的传承者巫师,实际上掌握着民间全部文化知识。如此说来,巫师还是人类知识阶层的祖师爷。之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文化的分工显得越来越精细,于是巫文化必然地分化和形成各自不同的文明领域。

祭文具备道教属性

Yao Qiong;East Asia College,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巫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融合各种信仰观念,不断产生嬗变,最后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和分布。从地域上划分,这一体系主要是北方的萨满文化(分布于黑龙江、辽宁、吉林各省及内蒙古、新疆)和南方的傩文化(分布于江苏省南部、皖南、川东、滇东以及浙、赣、湘、黔、桂、粤、闽各省)。

泰山府君是泰山神之一,其称谓始见于东晋《搜神记》,最初源于人们的自然崇拜,后作为道教神仙信仰的形式存在。在中国,泰山府君称谓历经多次变更,魏晋时期为泰山府君,唐代为天齐王,宋代为东岳大帝,明清时期为碧霞元君。东汉时期已有魂归泰山之说,魏晋年间,泰山府君被认为是主管地府、治理鬼魂之神。泰山府君信仰传入日本后,其被信众当作具有掌管生死与荣辱法力之神。该信仰后与佛教融合后,泰山府君被认为是阎魔王的侍者。从平安朝到明治时期的近千年时间内,关于日本天皇、上层贵族和武士的泰山府君祭祀的记载共有400余次,由此可见泰山府君在古日本信仰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浙江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在中国,萨满文化主要传承在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包括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西北地区的锡伯族和哈萨克族、维吾尔族、阿尔克孜族、塔塔尔族等。但它们的传承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其中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一直保持着原始面貌,很少受到其他宗教信仰的影响:蒙古族原笃信萨满,随着西藏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民间的萨满信仰,有一部分逐渐和佛教习俗相结合;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原来曾信仰过萨满,后来由于信奉伊斯兰教,原有的萨满信仰遂被伊斯兰教所取代,现在只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民间生活中,留下部分与伊斯兰教习俗相结合的萨满信仰遗迹。由此看来,萨满曾是中国北方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普遍信仰。决定这一信仰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是这些民族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居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民族,以往过着森林狩猎、渔猎、游牧和半农半牧生活;在社会结构上,又大都是氏族、部落式群体。萨满,作为氏族和部落的保护神,自然得到普遍的信奉。

泰山府君祭的都状是施祭者向诸神表达祭祀、祈愿目的的路径之一。与日本佛教中的愿文及神道教中的祓词形式相通,均为祭文的异称。祭文在祭祀者内心具有通神性,故其内容表述真实可靠。相较于通过经后人编撰、流变的书籍来考证日本泰山府君信仰,都状无疑更能直接、客观地反映祭祀者的真实诉求与信仰。天皇与贵族施祭的泰山府君都状中,多次出现息灾延命长生久视保万福于百年之间等道教思想祷词。例如,位居官阶正四位右大辨的藤原伊房,为救治重病爱女而祭祀泰山府君的祭文中有三壶闻名,宁觅仙药于蓬岛之月一句,与道教经典《抱朴子内篇》中的丹药思想如出一辙;藤原实行在祈求高升的祭文中有藐姑射之春华,唯喜德馨之及家园,其中的藐姑射山出典于道家经文《庄子逍遥游》,本意指远方有神人居住的仙山,在祭文中则喻指太上皇的御所,并借此祝愿太上皇能够像神仙一样长寿。由此可见,泰山府君祭祀目的多与道教中的消灾祛病、长生不死等信仰相关,异于佛教的涅槃灭度。此外,泰山府君都状采用黄纸朱书的写作形式,与道教上章时使用的黄表形式类同。

钟馗信仰形成于魏晋,在唐代进入宫廷傩仪,成为国家瘟疫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宋元伴随着傩仪走入民间开始逐步世俗化。隋唐之际,遣隋使、遣唐使开始往返于中日之间,钟馗信仰遂东传日本。然而传至日本的钟馗并未出现在国家祭祀中,而在形成初期即以民间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日本钟馗信仰的这一特点,不仅反映出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方式,更体现出日本对中国道教吸收的特点。

  中国北方萨满文化的传承,以中国东北地区的诸民族最为稳定和具有特色。其中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以及迁徙到新疆地区的锡伯族中,仍能看到萨满传承的原始形态。不过,历史上由于受社会政治、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萨满信仰有时也存在不能完好保存的现象,甚至自生自灭。其中保存比较完整,有历史文献档案可稽的,是满族的萨满信仰习俗。这是因为有清一代,特别是清代乾隆时期,皇帝曾颁布诏书,命令有关部门搜集整理历代传承于民间的萨满神辞和祭祀仪式,经皇帝亲自审定,汇集成《钦定满洲祭天祭神典礼》,这样就将民间松散的萨满祭祀仪式礼仪化和系统化,变为清代宫廷的满族祭祀,延续了260多年,直到清代灭亡。北京紫禁城故宫内的坤宁宫,在清代便是专门祭神祭天的神圣之所。

祭祀神灵多为道教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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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南方的傩文化。它不仅是巫文化的一种,而且以戏剧的形式传承于中国南方广大的地区。傩戏,是一种戴面具的戏剧表演。但它的原始状态不是这样的。傩戏实则是傩文化历史演变的结果。最初的民间傩仪,是一种驱鬼逐疫的巫术行为。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这种驱鬼逐疫的巫术活动,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普遍举行。当时的傩分为两种:宫廷举行的傩仪称为国傩,民间举行的傩仪叫乡人傩。傩仪的形式非常简单,由一位叫做方相氏的巫师,戴着面具,率领其他戴面的,被称为十二兽或十二神的人物,在宫廷的各个角落驱鬼逐疫。这种仪式到了汉代以后,达到鼎盛时期,形成宫廷内定期举行的一套完整礼仪,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代以后,古老的傩仪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傩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祭祀仪式,古老傩仪中起主要作用的巫师方相氏,渐渐被面具代表的神灵和世俗人物所代替。傩仪逐渐由祭祀活动转化为简单的戏剧表演,这就是大家所说的面具戏(傩戏)。南宋偏安于浙江临安(今杭州市),这使中国傩文化的中心也随政治中心的南移而南迁。在南宋长达150多年的历史中,原来产生和形成于中原地区的傩文化,和南方的民间巫术习俗有了充分的结合机会。另一方面,在这1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北方处于辽、西夏和金的统治之下。从文化背景上看,这一地区当时被信仰萨满文化的民族所管辖。等到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少数民族政权元王朝,北方原有的傩文化,便从宫廷到民间消失殆尽。与此相反,在南方地区,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边陲,傩文化却得到稳固地传承。这就是我们今天仍能在长江以南地区的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西和云南农村地区,仍能看到众多傩文化现象的根本原因。

泰山府君祭主要祭祀十二座冥道神,即泰山府君阎罗天子五道大神天官地官水官司命司禄本命同路将军土地灵祇家亲文人。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以上诸神源自佛教的十王信仰。

2015年度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一般课题“钟馗信仰东传日本及其影响研究”(Y201534509)成果

  除以上巫文化的两大体系之外,在中国,由于受本土宗教道教的影响,民间还存在着各种杂巫信仰,如汉族的巫婆、神汉、巫医、打卦、算命、看相、风水等。傩文化难免不受到它们的染指。但从中国巫文化的两大主流来讲,萨满文化主要受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而傩文化主要受道教的影响。

然而,笔者经考证后认为,此十二冥神多出自中国的民间信仰,与道教之神同源。例如,天官地官水官合称三官大帝,为道教斋醮仪式中不可或缺的解厄除灾之神灵;司命为《北斗经》《太平经》与《云笈七签》等道书中掌管人的生命之神;司禄源于民间信仰的文昌帝君、梓潼神,在道教思想影响下转变为掌握功名利禄之神灵。本命神源于中国民间的求顺星,后道教将其发展为六十甲子六十元辰之信仰,且设本命醮祭祀本命神,其在早期道教典籍《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中被视为支配人的命运之神。家亲文人属传抄中的笔误,应为家亲丈人,是道教与中国民间信仰融合后产生的一种祖先崇拜形式。此外,从日本平安后期阴阳师主持的四十余种阴阳道祭祀的名称来看,所祭祀神灵也多为中国的道教神仙。故而,某些日本学者把十二座冥道神归于佛教之神确有不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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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与章醮相似

日本泰山府君祭祀的行使者为阴阳师,而道教章醮的执行人一般为高功,二者虽有各自特点,但阴阳师与道教高功在职司上具有重叠之处。从事祭祀的阴阳师虽没有道观,但其归由政府主导的阴阳寮机构管辖,二者均在团体组织下行使宗教事宜。阴阳师除了负责祭祀,还掌管着漏刻、天文等技术,其职责范围与早期道教高功相近。东京博物馆所藏《不动利益缘起绘卷》中的一幅图描述了泰山府君祭祀场景:穿着官服的阴阳师席地而坐诵读着都状,其旁边燃着一堆柴火,正对面摆放着长条供桌,桌上摆着用纸扎成的银钱白绢等贡品,桌子前上沿粘着画有鞍马勇奴等的纸符。整个祭祀场景与《隋书经籍志》记载的道教章醮仪式类似,并具贽币,烧香陈读。云奏上天曹,请为除厄,谓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饼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仪以奏之,名之为醮。泰山府君祭祀时间多为月星见,天与善谓哉,与道教章醮时间夜中,于星辰之下亦相似。

由此可鉴,泰山府君祭祀的都状内容、神仙思想、祭祀过程等均蕴含着浓郁的道教文化印迹。据此可推测,至少在日本平安朝时期道教思想已开始影响天皇和贵族的个人生活,并证实了在平安时期,中国道教信仰对日本文化确有浸染之处。

历史上,日本常参照周边强盛国家文化来发展自身文化,古代中国曾对日本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随着近代中国的衰落与西方列强的崛起,日本学习的目光由中国转向了欧美。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放弃儒教精神,脱离中国思想,吸收学习西方文明的脱亚思想盛行。受此思想的影响,日本学者对诸多历史文化遗产采取了规避中国化的倾向,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更是尽量剔除道教文化的影响。诚然,日本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乏创新,但也应尊重历史上的文化传播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