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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学习环境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构建出一套系统的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测评体系

《报告》从建设智慧城市、学习型社会等视角出发,综合考虑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城市人口及数据可得性等多个因素,选择68个城市作为测评样本,构建出一套系统、权威的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测评体系。该体系以市民为核心,围绕城市创新发展环境、场域智慧学习环境和市民智慧学习体验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包括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30个三级指标。《报告》认为,城市市民的“学习活动参与度”与移动学习参与率、场馆利用率、家庭图书拥有量、单位重视员工学习程度和家庭数字终端设备的普及度等高度相关,加强家庭、社区、单位和场馆学习环境建设能有效促进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总体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讯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发布了《2016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报告》从建设智慧城市、学习型社会等视角出发,综合考虑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城市人口及数据可得性等多个因素,选择68个城市作为测评样本,构建出一套系统的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测评体系。《报告》认为,市民的“学习活动参与度”与移动学习参与率、场馆利用率、家庭图书拥有量、单位重视员工学习程度和家庭数字终端设备的普及度等高度相关,加强家庭、社区、单位和场馆学习环境建设能有效促进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总体发展。

本文由《电化教育研究》杂志授权发布

智慧学习;学习环境;市民;测评城市;智慧城市;城市建设;城市创新;体验;终端设备;分布

学习环境;智慧学习;测评城市;北京师范大学;样本;智慧城市;研究院;终端设备;分布;发布

作者:庄榕霞、方海光、张颖、谢春荣、黄荣怀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5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发布了《2016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报告》从建设智慧城市、学习型社会等视角出发,综合考虑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城市人口及数据可得性等多个因素,选择68个城市作为测评样本,构建出一套系统、权威的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测评体系。该体系以市民为核心,围绕城市创新发展环境、场域智慧学习环境和市民智慧学习体验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包括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30个三级指标。这是全球首次有关城市智慧学习环境领域的权威测评分析,对未来智慧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讯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发布了《2016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报告》从建设智慧城市、学习型社会等视角出发,综合考虑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城市人口及数据可得性等多个因素,选择68个城市作为测评样本,构建出一套系统的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测评体系。

摘要

《报告》指出,“城市创新活力”与“市民宜居体验”是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双引擎”,城市智慧学习环境建设有助于优化“双创人才”的培养环境、提升城市创新力和竞争力。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是城市数字化学习环境的高端形态,是一个城市的学习型社会和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学校、家庭、社区、单位和场馆智慧学习环境。城市智慧学习环境建设对于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养和城市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

《报告》显示,68个测评城市中,智慧学习环境指数位列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杭州、青岛。测评城市的智慧学习环境建设各具特色,区域发展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现象,59.3%的东部测评城市、50.0%的中部测评城市、41.2%的西部测评城市和37.5%的东北测评城市的智慧学习环境指数高于68个测评城市的平均值。

城市学习环境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持。 “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理念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学习环境研究领域也从学校拓展到校外的家庭、社区、职场等不同场域,但以往研究仍以学校学习环境研究为主,将各种学习环境结合起来的实证研究较少。文章从城市“学习者”视角出发,以《2016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对城市中市民所处的学校、家庭、社区、职场、场馆等典型场域中的学习环境的发展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指出城市不同场域中的学习环境的发展并不均衡,各学习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人均GDP、人口密度等与学习环境的发展相关;市民参与社区学习和场馆学习的情况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

《报告》显示,68个测评城市中,智慧学习环境指数位列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杭州、青岛。测评城市的智慧学习环境建设各具特色,区域发展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现象,59.3%的东部测评城市、50.0%的中部测评城市、41.2%的西部测评城市和37.5%的东北测评城市的智慧学习环境指数高于68个测评城市的平均值。城市智慧学习环境的发展情况虽然与经济水平、城市规模、区域分布等客观因素有一定关系,但也有一批市民智慧学习体验较好的地级市处于发展前列。

《报告》认为,市民的“学习活动参与度”与移动学习参与率、场馆利用率、家庭图书拥有量、单位重视员工学习程度和家庭数字终端设备的普及度等高度相关,加强家庭、社区、单位和场馆学习环境建设能有效促进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总体发展。同时,城市智慧学习环境建设不仅需要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将其纳入到智慧城市总体规划中,还需要吸引企业、社会等多方参与,逐步建立健全长效发展机制。

关键词:学校学习环境;家庭学习环境;社区学习环境;职场学习环境;场馆学习环境

《报告》认为,城市市民的“学习活动参与度”与移动学习参与率、场馆利用率、家庭图书拥有量、单位重视员工学习程度和家庭数字终端设备的普及度等高度相关,加强家庭、社区、单位和场馆学习环境建设能有效促进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总体发展。家庭学习环境是市民开展阅读活动的重要场所,家庭图书拥有量与家庭数字终端设备的普及度、家庭学习环境满意度、场馆利用率、学习活动参与率、移动学习参与度高度相关。城市智慧学习环境建设不仅需要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将其纳入到智慧城市总体规划中,还需要吸引企业、社会等多方参与,逐步建立健全长效发展机制。“智慧学习”应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既是市民终身学习的有力支撑,也是城市系统“自我进化”的关键特征。发展“智慧学习”既能增强市民宜居体验,也能增强城市创新活力,体现一个城市的“智慧”品质。

一、引言

随着“智慧地球”理念的传播,我国也开展了智慧城市的试点工作,全国已有超过400个城市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1]。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发布的《2015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中提出以“市民宜居体验”和“城市创新活力”为双核心的智慧城市双核框架,并指出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服务于人的发展[2]。一个城市学习环境的建设和发展,是其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持。但在中国知网(CNKI)中以“智慧城市”并含“学习环境”进行“主题”“精确”检索,检索到9篇文章,其中8篇是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2015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和《2016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的成果发布与相关研究。这说明智慧城市中学习环境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学习环境研究伴随人们对“学习”的理解而不断发展。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理念得到广泛认同,而学习型城市是实现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基石。2013年10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教育部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举办的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通过了《建设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提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促进教育系统内的包容性学习、重振家庭和社区学习活力、促进工作场所学习、培育终身学习文化等;强调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的重要性[3]。这一宣言倡导在学习型城市建设背景下,学习环境的研究应从学校拓展到校外的家庭、社区、职场等不同场域,应从城市视角综合审视各类学习环境对市民学习的支持作用。

  

但已有研究多是关注学校、家庭、社区、职场等单一场域中的学习环境,而立足于城市整体,从市民角度对这些学习环境进行综合考察的实证研究还较少。在CNKI中,如果以“家庭学习环境”并含“学校学习环境”进行“主题”“精确”检索,能搜索到6篇文献,而分别以“家庭学习环境”并含“社区学习环境”、“家庭学习环境”并含“场馆学习环境”、“学校学习环境”并含“社区学习环境”、“学校学习环境”并含“场馆学习环境”分别进行“主题”“精确”检索,则搜索到的文献数均为0。

  

据此,本文尝试在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2016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从城市市民视角出发,探析城市各类典型场域中的学习环境的发展特征,为智慧城市中学习环境的建设提供参考。具体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1)城市典型场域中的学习环境的发展水平,即学校学习环境、家庭学习环境、社区学习环境、职场学习环境、场馆学习环境的发展水平是否一致,彼此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2)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如人均GDP等)与各学习环境的发展水平是否存在相关性?(3)社区和场馆学习环境是面向所有市民的公共学习环境,不同性别、年龄的市民,对社区学习和场馆学习的参与情况是否存在差异?

  

二、相关研究基础

(一)国内外学习环境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习环境”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反映了学者们对学习环境的解读,而“学习环境”研究文献在不同学科或场域上的分布情况,则反映了研究的重点。因此,这里着重对“学习环境”的国内外研究热点、学科或场域分布等进行分析。

  1. 学习环境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借助科学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 3.8,R1[4-5],分别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CNKI中 1987—2016年间国内外“学习环境”相关文献的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进行分析。其中,以“Learning Environment”为主题词,类别为“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or Education Scientific Disciplines”,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检索获得文献题录3824条。以“学习环境”为主题词,学科为“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在中国知网中检索获得文献题录6000条。

  

本文分别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检索获得的“Learning Environment”主题文献、中国知网中检索获得的“学习环境”主题文献进行主题词共现分析,发现国内外研究热点体现了对学习环境技术要素的关注,如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等;对学习者体验的关注,如学生感知、学习体验等;对学习形式和学习活动的关注,如学习过程、学习成果、课堂教学、自主学习等;关注了环境的技术建构和设计开发工作,如网络学习环境、虚拟学习环境、在线学习环境等;以及对学习理论的关注,如建构主义等。这些研究关注了物理环境、技术、资源、学生、学习活动等,强调学习环境中多种要素间的相互作用。

  

通过对“Learning Environment”主题文献的共被引聚类分析发现,中心位置聚类为“社会交往”(Social Interaction),这一聚类共包含37 篇文章,其中有多篇高被引文献,如:Vygotsky的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Lave和Wenger的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以及Brown,Collins和Duguid的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Culture of Learning等。这些文献都与社会交往有关,其中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Lave 和Brown等人的情境认知学习理论等都是当今重要的学习理论,为学习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理依据。

  

突现词探测分析可以得到频次变化较大的主题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某一时期的学术前沿。图1列出了中国知网“学习环境”施引文献关键词中位于前10 位的突现词。从时间上来看,我国关于学习环境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关注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研究,如1994年侯毅文发表的《学习动因分析》,对学生学习过程中情境、情感、意志、目标等四方面学习动因进行了分析[6];在20世纪末,随着教学设计理论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引入和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网络建设等成为研究的关注点,如1999年张文兰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师角色的再定位》一文,分析了教师角色在以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通讯为主要认知工具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转变[7];此后,网络教育、虚拟学习环境等相关研究成为热点,如2003年韩庆年等人发表的《网络游戏在网络教育中的角色探讨》,从知识载体、认知工具、学习过程、角色扮演、创造活动等方面分析网络游戏在网络教育中的价值,对游戏学习环境展开分析[8];当前翻转课堂、移动学习和微课正成为学习环境研究的重要议题,如2015年孙峰等人在《翻转课堂的理性反思与本土化建构》中,通过反思和剖析翻转课堂模式的困境,探索我国翻转课堂模式的本土化创造[9]。

  图1 学习环境研究关键词突现情况(前10位)

城市学习环境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构建出一套系统的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测评体系。  

  1. 学习环境研究的学科和场域分布

  

为了了解我国城市学习环境研究的情况,以“城市学习环境”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分别进行“主题”“精确”检索,结果均仅有《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下)——广州市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创新探索》一篇文献,可见城市学习环境的研究在我国学习环境研究中较少。

  

中国知网可以显示检索结果的学科分布,因此以“学习环境”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中进行“主题”“精确”检索,截至2016年7月12日,共检索到36303条结果,学科分布为:学前教育(724篇)、初等教育(4370篇)、中等教育(9609篇)、高等教育(2251篇)、职业教育(1044篇)、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943篇)、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7301篇)、外国语言文字(8136篇)。

  

为了了解各种类型学习环境的研究情况,分别以“课堂学习环境”等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中进行“主题”“精确”检索,截至2016年7月12日,共检索到“课堂学习环境”或“班级学习环境”相关文献464篇,“学校学习环境”文献81篇,“家庭学习环境”文献89篇,“社区学习环境”14篇,“职场学习环境”或“企业学习环境”文献8篇,“场馆学习环境”或“博物馆学习环境”文献3篇。

  

总体来看,城市学习环境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学习环境研究关注的重点;研究者对学校学习环境(包括课堂和班级学习环境)的关注度远高于家庭学习环境、社区学习环境、职场学习环境等。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检索结果也与此相似。

  

  1. 国内外学习环境研究现状小结

  

从学习环境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人们对学习的理解已发生变化,情境观等已成为重要的学习理论基础;人们所讨论的学习环境已从学校正规教育学习环境向非正规、非正式学习环境扩展;人们对学习环境开展了从硬件、软件到潜件的多层面研究。从城市角度来看,人们已经认识到多种学习环境的重要性,但目前研究仍以学校学习环境研究为主,家庭、社区、职场等场域的学习环境研究正在不断发展中,而将各种学习环境结合起来的实证研究仍很少。

(二)城市典型场域中学习环境的研究框架

  1. 学习环境内涵

  

目前,人们对学习环境的含义尚未达成统一认识,很多学者依据各种理论提出不同理解,而生态学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对学习环境有深入研究的Hannafin指出,“对于我来说,‘环境’意味着一个生态——资源、工具等的集合,它们之间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排斥”,他指出学习环境不仅包括技术、教学材料和评价技术等,还包括在其中开展学习活动的学习者和教师等,且他们彼此之间还会进行互动,如学习者之间、教师和学习者之间以及学习者和材料之间都会发生互动[10]。陈琦等也基于生态观提出了对学习环境的看法:“学习环境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与之发生相互作用的周围因素及其组合,它包括学习者可能要利用的内容资源、技术工具,包括可能会发生交往关系的人,如教师、同学等,也包括作为学习活动的一般背景的物理情境和社会心理情境。”[11]黄荣怀等则在总结国内外学习环境构成要素的基础上,指出智慧学习环境的六个构成要素:资源、工具、学习社群、教学社群、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12]。

前述国内外学习环境研究热点分析中也发现当前学习环境的研究热点包括技术、资源、群体、学习方式和学习活动等,这些热点与上述定义的表述具有一致性。一个城市中的学习,不仅有发生在学校中的学生的学习,更多的还有校外市民的学习。上述定义主要是从学校教育中学生的视角来解读学习环境,但也可以推演到城市这一更广泛领域中的市民所处的学习环境。

  

  1. 典型场域中的学习环境

  

Lewin在其场论(Filed Theory)中提出一个行为公式B=f(P,E),其中B表示行为,P表示个人,E表示环境,强调人的行为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13]。该理论是学习环境研究的重要基础[14]。Lewin认为,个人行为随自身及所处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同一个体处于不同环境中,或不同个体处于同一环境下,均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因此,在探究学习行为时,有必要对人们所处的不同环境进行分析。在本文中,场域可以理解为城市中的一类特定人群,基于其相对稳定的时间规律,开展生活、学习和工作等社会活动所处的特定空间环境,它包括各种条件、环境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场域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从个体出生到老年的终身发展来看,处于各年龄阶段的群体具有不同的发展性任务,这是社会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如婴幼儿时期的发展性任务主要包括游戏、与父母和同伴交往等;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社会性发展任务包括接受正规教育,发展知识技能和观念,发展与父母、同伴、教师关系等;成人时期的社会性发展任务包括职业选择适应与发展,组建和维持家庭等;老年时期的社会性发展任务包括适应退休,适应家庭变化,与其他老年人建立联系等[15]。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发展性任务有所不同,主要活动场域也有所差异,这就在城市中大致形成了家庭、学校、社区、职场、公共场所等若干典型场域。

  

本文中,场域中的学习环境可以理解为人们基于场域开展学习活动时所对应的学习环境,指的是不同场域中具有相似发展性任务和特征的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与之发生相互作用的周围因素及其组合,包括不同场域中学习者可能要利用的内容资源和技术工具、可能会发生交往关系的社群、学习方式等,也包括作为学习活动一般背景的物理情境和社会心理情境。

  

城市典型场域中的学习环境主要包括市民在家庭、学校、社区、职场和公共场所等场域中开展学习活动时对应的学习环境,也可分别简称为学校学习环境、家庭学习环境、社区学习环境、职场学习环境、公共场所学习环境等(在本研究中用场馆学习环境来代表公共场所学习环境)(如图2所示)。这些学习环境支持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学习,构成了由政府供给的学校学习系统和由社会供给的城市学习系统,能为市民的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提供支持。

  图2 城市典型场域中的学习环境①

其中,家庭作为个人的首属群体,为人们的社会化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场域,家庭学习环境也是人们的基本学习环境;学校施予人们的影响是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这段时间正是一个人学习和塑造自我的重要过程,学校学习环境是人们社会化最基本的工具和学习环境[16]。社区是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基地,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等多重功能[17],社区中的文化教育活动对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等都能够产生重大影响。职业生涯中工作任务的开展、绩效的提升和职场培训等对于在职人员的个体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职场学习环境(企业学习环境或单位学习环境)是成年人学习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公共场所中公众能进行工作、学习、文化、社交、娱乐、体育、休息、旅游等多种社会生活活动,公共场所学习环境是城市市民学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教化物质条件和精神文明的窗口。

  

这里的学校学习环境、家庭学习环境、社区学习环境、单位学习环境(即职场学习环境)和场馆学习环境,是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2016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的重要基础,该报告构建了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测评框架和指标体系,基于这五类学习环境,对不同城市学习环境的发展情况进行评测,其中五类学习环境对应的测评指标见表1[18]韦德体育官网 ,。各类学习环境的测评指标大致也体现出硬件、资源、学习者的活动、学习者体验等方面的特征,这也与前述学习环境的含义、研究热点等相一致。本文正是利用这个测评指标体系,对五类典型场域中的学习环境的特征进行分析。

  

表1 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测评指标体系中各学习环境对应的测评指标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

  

本文正是基于表1 中的五类学习环境所对应的测评指标,在《2016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所开展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城市市民视角出发,探寻城市典型场域中的各类学习环境(包括学校、家庭、社区、职场和场馆等学习环境)的发展是否均衡,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人均GDP等若干因素与各类学习环境的发展是否存在相关。此外,从市民的个体特征出发,尝试探究性别和年龄特征是否会影响他们参与社区和场馆学习。

  

在《2016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所开展的调查研究中,综合考虑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城市人口及数据可得性等多个因素,选择了68个城市开展测评,其中包括4个直辖市、26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和33个地级市。此外,68个城市中有16个城市不在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前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上。

  

确定作为调查对象的68个城市后,根据上述测评指标,通过调查法进行数据收集。其中,部分指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68 个城市相关统计年鉴等公开发表的数据,包括上述指标中的5个:“1.1中小学计算机指标”“1.2中小学多媒体教室指标”“1.3中小学数字资源指标”“3.4社区教育发展指标”“5.1学习场馆数量指标”。

  

其余调查数据则根据对应的测评指标开发了相应的调查问卷,委托第三方专业调查公司制定科学的调研方案,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通过随机取样和方便取样的方法,对68个城市18~70岁常住居民进行电话访谈,每个城市各采集了200个有效样本。电话调查所对应的11个指标分别为:“2.1家庭数字终端指标”“2.2家庭图书资源指标”“2.3家庭学习满意指标”“3.1社区学习场所利用指标”“3.2社区信息化平台利用指标”“3.3社区学习活动参与指标”“4.1单位网络环境指标”“4.2单位学习激励指标”“4.3线上在职学习参与指标”“5.2场馆市民利用指标”“5.3场馆信息化环境指标”。

  

《2016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报告》在调查所得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指数计算,完成中国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测评工作。在本文中,采用测评所得的各学习环境指数数值来表示它们的发展水平。

  

测评中抽样调查的有效样本为13600人。在性别分布上,女性5919人,占43.5%;男性7681人,占56.5%。在年龄分布上,18~35岁5892人,占43.32%;36~60岁6437人,占47.33%;61~70岁1271人,占9.35%。

  

  1. 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本文针对研究问题,在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测评框架、指标体系和68个城市的数据基础上,运用SPSS Statistics 20.0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如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来诠释城市五类典型场域中的学习环境的发展建设水平,并利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来比较五类学习环境相互之间的相关性;利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分析人均GDP等因素与各学习环境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利用列联表分析和卡方分析,来判断性别和年龄特征对18岁以上市民参与社区和场馆学习的影响。

  

四、数据分析结果

  1. 五类典型场域中的学习环境指数间的相关性分析

  

五类典型场域中的学习环境指数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表明,参加测评的68个城市整体来看,各城市的家庭学习环境和单位学习环境建设水平相差不大(均值或中位数相对较高,且差异系数相对较小),而在学校学习环境建设水平上差异较为明显。

  

  表2 五个典型场域的学习环境指数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注:**. S-W正态性检验在 0.01 水平上显著。

通过对五类学习环境指数分别两两计算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发现多个学习环境指数之间成正相关。其中,家庭学习环境指数与职场学习环境指数的相关性最强(等级相关系数为0.783),场馆学习环境指数分别与家庭学习环境指数、学校学习环境指数、社区学习环境指数和职场学习环境指数显著相关(等级相关系数均大于0.5)。

  

  1. 人均GDP等因素与各学习环境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城市典型场域中的学习环境的发展水平与多种因素有关,本文尝试就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值)、城市人口密度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与各学习环境指数值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城市的人均GDP值与五类学习环境指数值均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学校学习环境的相关强度最高(等级相关系数为0.774),其次是场馆学习环境(等级相关系数为0.578),而与职场学习环境指数的相关性相对较弱(等级相关系数为0.276)。

  

(2)城市的人口密度值与学校学习环境指数值(等级相关系数为0.504)、场馆学习环境指数值(等级相关系数为0.430)、社区学习环境指数值(等级相关系数为0.379)呈显著的正相关。

  

(3)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与学校学习环境指数呈显著的正相关(等级相关系数为0.491),与场馆学习环境指数的相关显著,但强度仅为弱相关(等级相关系数为0.252)。

  

  1. 市民参与社区学习与场馆学习的性别和年龄特征分析

  

受访者回答了多个问题,由于篇幅有限,本文选择两个题项进行重点分析,以进一步了解市民参与社区学习和场馆学习的特征。

  

(1)市民参与社区组织的学习活动的性别和年龄特征

  

对于“您最近一年中是否参加过社区组织的学习活动(关于养生、健身、安全、生活等专题活动或讲座等)?”这一题项,11.2%的受访者表示“参加过”,而88.8%的受访者则表示“没参加过”。

  

①通过卡方检验发现,受访者的性别与他们是否参加过社区组织的学习活动无关联(χ2=0.246,p=0.622),即男士和女士参加社区组织的学习活动的比例无显著性差异。

  

②受访者的年龄段与他们是否参加过社区组织的学习活动有关联(χ2=102.604,p=0.000),即18岁以上的市民中,随着年龄段的升高,市民参加过社区组织的学习活动的比例也在升高,18~35岁的为9.0%,36~60岁的为11.7%,61~70岁的为18.6%。

  

③结合“您家里是否有同住的未成年小孩?(0~17岁左右)”进一步分析发现,在61~70岁年龄段的市民群体中,表现出随着同住孩子的年龄段从“0~3岁”“4~9岁”到“10~17岁”的增长,市民参加社区组织的学习活动的比例也显著升高,这一比例依次为16.9%、24.7%和31.6%(卡方检验中χ2=29.953,p=0.000)。

  

(2)市民参与场馆活动的性别和年龄特征

  

对于“2015年,您是否去过目前居住城市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歌剧院或文化艺术馆(不包括电影院)?”这一题项,39.5%的受访者表示“去过”,而60.5%的受访者则表示“没去过”。

  

①通过卡方检验发现,受访者的性别与2015年他们是否去过各种场馆有关联(χ2=6.967,p=0.008),即男士在2015年去过各种场馆的比例(40.5%)显著高于女士(38.3%)。

  

②受访者的年龄段与2015年他们是否去过各种场馆有关联(χ2=292.324,p=.000),即18岁以上市民中,随着年龄段的升高,市民在2015年去过各种场馆的比例却降低了,18~35岁段为47.1%,36~60岁段为35.5%,而61~70岁是25.3%。

  

③结合“您家里是否有同住的未成年小孩?(0~17岁左右)”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各个年龄段的市民群体中,均表现出家里有同住未成年小孩的市民去过各种场馆的比例显著高于没有未成年小孩同住的市民,见表3。

表3  家里是否有同住的未成年小孩与2015年是否去过各种场馆的年龄段交叉表

五、研究结论

在城市生活中,市民开展各种社会活动的典型场域包括家庭、学校、社区、职场、公共场所等,市民在场域中开展学习活动时就处在相应的场域学习环境之中。本研究对城市典型场域中的学习环境,即学校学习环境、家庭学习环境、社区学习环境、职场学习环境和场馆学习环境的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一是各城市五类典型场域的学习环境发展水平并不一致。相对来说,68个城市在家庭学习环境和职场学习环境上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小,而学校学习环境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反映出部分城市的学习环境建设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可能是由于学校学习环境的发展需要政府投入相应的教育经费,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学校学习环境的发展水平存在相对较大差异。这也与后面城市人均GDP值与学校学习环境发展水平成正相关相对应。

  

二是多个学习环境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家庭学习环境指数与职场学习环境指数呈显著正相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信息技术的支撑,促使市民在家庭学习环境中的一些学习行为和学习习惯,与其在职场环境中的学习行为相互迁移,使得他们在两种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家庭学习环境指数与场馆学习环境指数显著相关,这说明家庭和场馆中的非正式学习日益得到市民的认同和重视。

  

学校学习环境指数与场馆学习环境指数显著相关,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和场馆的建设与发展均与城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和场馆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且这一观念也被家长所接受。此外,学者和研究人员也开展各种尝试,将博物馆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如张剑平等就指出,要把博物馆活动与学校课程相结合,使博物馆成为连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桥梁[19];纽约“城市优势项目”把课堂、家庭和博物馆学习环境连接起来,促进中学科学探究教学活动的开展[20]。这些将多个学习环境相整合,以促进学习者跨情境的学习,也会增强相应学习环境之间的关系。

  

三是城市人均GDP值、人口密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也与城市学习环境的发展密切相关。

  

其中,城市人均GDP反映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各学习环境的发展均成正相关,且与学校和场馆的相关性相对较高,这说明家庭、社区和职场学习环境的发展更需要发挥社会各界的能动性和作用。

  

人口密度更多地影响着学校、社区和场馆学习环境的发展。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更多的与需要市民更多的个人经费投入的学校和场馆学习联系在一起。刘欣欣在其论文中指出,农民工家庭因家庭经济收入有限,难以为孩子提供理想的家庭学习环境,也会忽视家庭学习环境的重要性[21]。

  

四是18岁以上市民参与社区组织的学习活动比例超过10%,且没有性别差异。随着市民年龄段的升高,他们会更多地参与社区组织的学习活动,而61~70岁年龄段市民的参与比例相对最高。对于61~70岁的市民来说,如果有未成年人与他们同住,那么随着未成年人年龄升高,他们会更多地去参与社区活动。已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参与社区学习受其年龄、性别影响[22-24],但本研究中发现没有性别差异,这就需要今后的研究进一步扩大取样年龄和范围,以进行深入研究。也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帮助子女带未成年孩子,会影响他们的时间安排,进而影响他们参与社区活动[25-26],这一结论和本文一致。

  

有近40%的市民表示,2015年去过各种图书馆或科博文馆等场馆,且男士去过场馆的比例明显高于女士。尽管随着年龄段的上升,市民去过各种场馆的比例在下降,但在各年龄段均表现出有未成年孩子同住的市民会更多地前往各种场馆。这也说明市民已认同各种场馆是孩子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场所。

  

总体来看,本文是站在智慧城市建设角度,从市民作为学习者的角度,对一个城市五类典型场域中的学习环境,即学校学习环境、家庭学习环境、社区学习环境、职场学习环境和场馆学习环境的特征进行总体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以扩大取样范围,并就五类学习环境之间相关性的原因、人口密度与各类学习环境之间的关系、老年人参与社区学习活动的影响因素等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包兴安.我国400多个城市宣布建设智慧城市[N].证券日报,2014-09-05(1).

[2] 黄荣怀,刘德建,樊磊,等.2015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R/OL].(2015-09-20)[2016-05-31]. guo/yanjiubaogao/2015/1225/79.html.

[3] 建设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全民终身学习:城市的包容、繁荣与可持续发展[J].高等继续教育学报,2014, 27(1):2-5.

[4] CHEN C. Searching for intellectual turning points: progressive knowledge domain visualization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4, 101(suppl 1): 5303-5310.

[5] CHEN C.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 57(3): 359-377.

[6] 侯毅文.学习动因分析[J].上海教育科研,1994(2):50.

[7] 张文兰.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师角色的再定位[J].电化教育研究,1999(4):17-19.

[8] 韩庆年,李艺.网络游戏在网络教育中的角色探讨[J].中国远程教育,2003(15):73-75.

[9] 孙峰,龙宝新.翻转课堂的理性反思与本土化建构[J].电化教育研究,2015(9):83-88.

[10] 郑太年,马小强.学习环境的设计——对话Michael F. Hannafin教授[J].中国电化教育,2010(2):1-6.

[11] 陈琦,张建伟.信息时代的整合性学习模型——信息技术整合于教学的生态观诠释[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 1(3):90-96.

[12] 黄荣怀,杨俊锋,胡永斌.从数字学习环境到智慧学习环境——学习环境的变革与趋势[J].开放教育研究,2012,18(1):75-84.

[13] 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4] FRASER B J. Classroom learning environments: retrospect, context and prospect[M]// FRASER B,TOBIN K, MC ROBBIE C J. Secon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cience education.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2: 1191-1239.

[15]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16] 王瑞鸿.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第二版)[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17] 周沛.社区社会工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8] 刘德建,唐斯斯,黄荣怀,等. 城市智慧学习环境指数研究[J]. 开放教育研究,2016(5):22-33.

[19] 张剑平,夏文菁. 数字化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机制与策略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2016(1):79-85.

[20] 鲍贤清,杨艳艳. 课堂、家庭与博物馆学习环境的整合——纽约“城市优势项目”分析与启示[J]. 全球教育展望,2013,42(1):62-69.

[21] 刘欣欣. 辽阳农民工子女家庭学习环境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D].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 2015.

[22] SEONG H Y, CHUL S K. Factors affecting the frequency of senior center participation in Kore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 2005,15(1):63-73.

[23] 李宗华,李伟峰,高功敬,等.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1(3):112-117.

[24] 卢玉娟.城市社区学校的学习参与问题研究——以上海市闸北区为样本[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25] 肖阳阳,项莹. 杭州市老年教育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市场开发研究[J]. 经营管理者,2016(2):133-134.

[26] 王正东,琚向红.老年人参与社区教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综合版),2016,36(5):50-56.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City's Typical Fields

ZHUANG Rongxia1, FANG Haiguang2, ZHANG Ying1, XIE Chunrong1, HUANG Ronghuai1

(1. Smart Learning Institut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2;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a cit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mart city, and is also the important support of a learning city. Since the concepts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learning society are widely accepted, the studies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expand to those of off-campus fields, such as family, community, and workplace.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mainly center on schoo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not many empirical researches are about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learning environments. Based on 2016 Report of Index of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ers in the city,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typical fields in a city, such as school, family, community, workplace, museum and so 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fields is not balanced, but there is some correlation among those learning environments. GDP per capita and population density of a city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Moreover,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learning and museum learning shows difference in gender and age.

  [Keywords] School Learning Environment; Family Learning Environment; Community Learning Environment; Workplace Learning Environment; Museum Learning Environment

作者简介:庄榕霞(1972—),女,福建福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智慧学习环境、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与教学等的研究。黄荣怀为通讯作者。

转载自:《电化教育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