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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把它看做是知识的模型,这影响了对外传播话语权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建构进程

如果课程改革缺少制度来规约和调整其中的权力关系、价值关系以及利益关系,那么就会造成权力的压制、文化的霸权以及利益的失衡,这不利于课程改革的合理开展,因此课程改革需要走向制度化。

摘要: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自主新闻功能标准尚未建立,对国家政策的依赖使新闻专业标准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非专业化状态,这影响了对外传播话语权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建构进程。

来自新浪博客:莫测评论

课程改革;社会属性;教育观;文化资本;课程改革制度化

传播;话语权;制度化;权力;话语

知识型是提供了评价和产生新的经验和信息的框架,构成和产生的具有结构性的知识形态,也可以把它看做是知识的模型,或知识的范式。

原标题:论课程改革的社会属性

摘要: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自主新闻功能标准尚未建立,对国家政策的依赖使新闻专业标准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非专业化状态,这影响了对外传播话语权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建构进程。如何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新知识体系,科学地进行国际话语权建构是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亟须解决的问题。对外传播须遵循话语传播规律,建构强知识系统,科学有效对外传播,建构民族真实。

话语构成或话语实践受制于“一组匿名的历史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一时期的时空中通常是确定的,而且对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地理和语言领域来说,是陈述功能运作的条件”。在《词与物》中,福柯把这种规则系统称为“知识型”,在《知识考古学》中更名为“历史前提”或“档案”。“历史前提”不能看作是一种凌驾于话语实践或话语事件之上的不变的非时间性结构。其本身就是历史性的,而且与话语实践相互依存,渗透在话语之中。“档案”就是指一切话语的历史累积。而考古学也因其任务是“剖析档案”而得到正名。

作者简介:肖磊,教育学博士,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特聘副教授。开封 475004

关键词:对传传播 制度化建构 知识权力 话语知识

知识型是一个时期所有知识生产、辩护、传播与运用的标准,是那个时期所有知识分子的知识问题。什么样的问题为知识更新问题?即范畴、性质、结构、方法、制度及信念的本体。

内容提要: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从政治视角观之,多元权力推动改革并通过改革而实现;从文化视角观之,课程改革是多元教育观的竞相登场并相互角逐的过程;从经济视角看,课程改革是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过程。课程改革是由具有特定教育价值观的权力主体所推动,围绕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实现权力的再生产、知识的阶层化以及利益的再分配。课程改革是知识、权力和利益共生的过程。如果课程改革缺少制度来规约和调整其中的权力关系、价值关系以及利益关系,那么就会造成权力的压制、文化的霸权以及利益的失衡,这不利于课程改革的合理开展,因此课程改革需要走向制度化。

国家话语权的建构是在特定的国家制度下进行话语生产,并通过话语传播建构社会现实,行使制度权力。特定国家运用制度权力建构“普遍真理”并框架其社会行为。所谓“普遍真理”,即 “知识” 框架,是社会制度权力的拥有者建构、传播以供人们应用的一整套社会标准和规范体系。媒介制度既是知识系统的参与建构者,也是话语知识传播的介质系统。话语的建构过程亦是知识系统框架社会行为的过程。

知识的模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不同的变化的,那么这个变化的过程就称为知识转型。所谓只是转型就是知识型的转变,就是知识的范式、知识的形态或知识整体的转变或者被颠覆。原有的知识型出现了问题,新的知识型逐渐出现和替代原有知识型的过程,这个知识型的转变意味着原来被认为不是知识的东西现在可能获得了知识的合法地位,所以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经验,在前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邪恶的、是谬误,过一段时间它们就称为合法的知识,这主要是由于知识转型的结果。

关 键 词:课程改革 社会属性 权力 教育观 文化资本 课程改革制度化

知识系统对社会现实的建构

历史上大概有四种知识型:一种叫原始知识型,一种叫古代知识型,一种叫现代知识型,一种叫后现代知识型。四个知识型里出现了三次大的知识转型,即由原始知识型转变为古代知识型,由古代知识型转变为现代知识型,由现代知识型转变为后现代知识型。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教育学青年课题“课程改革制度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CHA140172)。

知识形成与社会建构

古希腊有位哲学家叫苏格拉底,后来被判了死刑,为什么会判死刑呢?原因就在于,他的认识论是古代知识型,他质疑了古希腊社会的知识型,苏格拉底整个的对话不是为了张扬深的意志,而是要树立逻辑的权威。你问什么是正义的,神会告诉你什么是正义的,那么如此这般就是正义的吗?通过不断地透过理性的分析,最后人们觉得神说得是不可靠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神说的不可靠,神是当时作为他们希腊国邦的制度基础,那么这个基础是什么呢?理性的东西是基础。所以判他死刑的时候,就说他腐化青年,苏格拉底也自我辩护,他说我从来也们教他们什么,但苏格拉底教了他们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思对于神话的信仰来说是致命的,所以她却是垫付了希腊的社会基础。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05-0071-11

知识是人类文化的凝结,它既包括构成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也包括人们为了达成特定目标而配合使用的特有方法和技术。所谓“知识”系统是社会权力的持有者建构、传播以供人们应用的一整套社会标准和规范体系。以知识应用来规范人类事务,对于主体来说是权力行使过程,对于客体来说则是一种统治行为。知识系统生成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关系系统,因此有其情境特性。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情境中,话语实践的权力关系模式形成了正式的“知识”系统(Peet & Hartwick, 1999, 130)。“知识”系统具有动态流通的特性,它呈现从“强权力”群体向“弱权力”群体流动的趋势,并且大多呈现单向流动的特征。弱权力群体对强知识权力的适应和内化既是一个获得认同的过程,也是一个接受权力控制的过程,因此知识系统是社会权力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知识”即“权力”。知识是社会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同样存在路径依赖,即知识能力越高,其拥有的社会权力越大。知识接受是一个从感知到认知,从接受到适应并最后内化成价值观的过程。因此认知度越高,知识的有效性越高。

《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于1966年,它主要的论点在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福柯称之为认识型(épistémè)),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人”做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识型形塑的结果,那么它也就会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

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1],其中充满权力的博弈、价值观的冲突以及利益的折中。这在根本上是由课程改革的核心对象——课程的属性所决定的。首先,课程是一种有价值的知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学校课程应该将哪些知识纳入其中?这历来是课程改革最基本的问题,也是课程主导权争夺的主战场。随着教育观的改变,最有价值的知识也在不断变化,因此课程也随之变革。由此可见,“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问题的确切含义应该是“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是从政治视角而言的。其次,课程是社会控制的手段。课程是不同阶级、种族、性别群体之间权力斗争与妥协的产物,最终体现社会主流阶级的权力、意志、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2]。许多主流阶级的价值观都蕴含在课程中传递给下一代,于是,课程就成为传递主流阶级思想、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工具。这是从文化视角而言的。最后,课程是一种文化资本。课程扮演着合法化知识的代言人,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化资本的分配者,文化资本多的学生将来的职业及社会地位相对来说会更好。阿普尔(Michael W.Apple)就曾指出:“学校课程在文化资本的分配上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因其决定着知识的类别和形式。”[韦德体育官网 ,3]这是从经济视角而言的。本文拟从以上三种视角审视课程改革,以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课程改革,在此基础上探寻课程改革制度化的立论基础,为课程改革的理性开展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支持。

知识权力对社会的建构流程

这里的“知识型”概念主要借自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他认为在特定知识的下面或背后,存在着一种更加宽广、更为基本的知识关联系统,这就是“知识型”(episteme,或译“认识阈”)。他指出:“认识阈(即知识型——引者)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成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于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②换言之,“认识阈”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③。由此看,“知识型”是特定时代知识系统所赖以成立的更根本的话语关联总体,正是这种关联总体为特定知识系统的产生提供背景、动因、框架或标准。不妨把“知识型”概念同库恩(Thomas S.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加以比较。“范式”在库恩那里被赋予两种含义:一种是在“综合”意义上指“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是在次级意义上指其中被“抽出来”的“特别重要的规定”。④从总体上说,“范式”是指“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⑤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革命”往往不是来自局部的渐进的演变过程,而是由这种“范式”的转换引发的整体转变。如果说,福柯的“知识型”概念突出特定知识系统得以构成的由众多话语实践系统及其关系组成的那种非个人的或无意识的关联性根源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概念则相当于注重建立在上述“知识型”基础上的特定知识系统与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紧密联系。不妨说,“知识型”相当于特定时代的具有话语生产能力的基本话语关联总体,而“范式”则相当于建立在它之上的有助于特定话语系统产生的话语系统模型。打个比方说,“知识型”好比绵延广阔的高原,“范式”则宛如高原上隆起的一座座高地或高峰。以具体的文论状况为例,“知识型”是指或明或暗地支配整个长时段的种种文论流派的更基本的知识系统总体,“范式”则是指受到其支配的具体文论流派或思潮。如果把20世纪初以来以语言和语言学为中心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主流称为“知识型”,那么在它的总体氛围熏陶下成长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等都可称为“范式”。《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的作者多斯就把结构主义思潮称做“结构主义范式”⑥。由此看,“知识型”所涉及的领域比“范式”更为宽阔而基本。“知识型”作为特定时代众多知识系统所赖以构成的更基本的话语关联总体,将决定知识系统的状况及其演变,并且在特定知识共同体成员的知识创造与传播活动中显示出来。

一、政治视角:多重权力的共同运作

从社会制度权力的行使到知识系统建构再到社会现实建构是一个不断放大和扩散的过程,就如同一条河流从源头到建立分支再到最后的百川入海。当知识系统在群体间流动时,会受到接受知识群体一方的反抗,这种反抗力量来自接受群体固有的文化惯习和其他话语知识选择。新知识系统的建构对“强知识权力”的反抗,需通过解构和重建“知识系统的标准或规范”来实现,这种反抗的机会成本较高,需要足够的社会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积累才能实现。新闻制度权力既是知识系统的参与建构者同时也是“强知识权力”流动的传播系统,因此在传播知识和建构社会现实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926年生于法国的普瓦蒂埃小城,194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后攻读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学位,曾任教于克莱蒙—菲兰特文学院、巴黎大学文森学院,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思想系统史教授,直到逝世。

美国社会学家奥罗姆(Anthony M.Orum)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4]98政治指涉权力关系,是将权力结构化的安排。课程改革作为国家公共事业,有着明显的政治特性,这种特性的表现之一就是多元权力通过改革而得以实现,同时,权力本身也促进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充满了权力的斗争、竞逐和妥协[5]。

制度对话语的社会建构

福柯一生著述浩繁、涉猎广泛,研究主题多变,涉及哲学、历史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诸领域。知识、权力和主体是贯穿他的著作始终的基本论题。主要著作有:《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癫狂史》(1961)、《诊所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史》(4卷,1976~1984)。

课程改革中的权力内涵

话语控制系统

福柯思想发展分为两个时期:考古学时期(1970年以前)和系谱学时期(1970年以后)。

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存在着权力关系,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权力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含所有事物,而是因为它来自各处……权力不是制度,不是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力量。”[6]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权力,人们却众说纷纭[7]。马克思立足于阶级冲突论,认为权力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对立的产物,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权力来控制社会思想、经济生产以及政治运作等,权力的主体拥有绝对的支配力,并借此强迫他人服从,因此,权力就是一种压制他人的工具。有别于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韦伯将权力视为组织内部成员克服他人抵抗,实现预定目标的能力。马克思和韦伯对权力内涵的分析,都将权力视为传统的上下对立与压制,体现了较为明显的科层行政管理的线性思维。而福柯对权力的探讨则认为权力不应是一种传统宏观结构的霸权概念,我们不应将其仅局限于禁止与压制上面,而相对地主张权力是一种可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行为模式的微观力量。这种力量源自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正向或具有生产力的微观互动,它足以和传统的政治与社会宏观力量相提并论。具体来说,福柯的权力观如下:权力是自下而上的。福柯认为权力并不是上下二元对立的产物,生产机构、家庭、团体和制度下所产生的力量,才是造成社会差异的基础。这些社会差异进一步促成对立的多方联合起来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以权力网络取代单一的权力。权力的架构不应是由上而下的线性的权力链,而是一种会相互影响的权力关系网络。因而,权力并非某些人的专利,更不是人们占有并遂行其目的的能力。主张从压抑走向生产性的权力观点。福柯认为以往的权力观强调权力的压制、否定的一面是片面的,主张权力应该是具有正向的建设性效果。如果权力只是压抑和否定,人们就不会服从它。权力之所以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能够引起愉悦、形成知识、产生论述[8]117。权力与知识从对立转变为共生关系。传统的权力观将知识和权力视为相互对立的,认为如果知识受到权力的影响就不再成为“纯粹”“客观”“中立”的真理,有可能沦为专制主义压迫他人的工具。然而,福柯认为权力需要通过知识来实现,而知识则在权力的运作中产生,二者通过话语(discourse)①相互联结。

福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套自发的由制度管理的话语系统。话语形成有其内在和外在的规则控制系统,内在规则系统决定了“要说什么”和“什么能说”,而外在规则系统则框架了话语的“什么最重要”。

(一)考古学时期

阿普尔认为,我们无法在真空的状态下谈论课程、教学或者学校。当我们在思索决定诸如“什么知识值得传递给下一代的学生,而哪些文化可以被忽略”这样的问题时,很清楚地和什么人在社会中拥有权力有关。因此,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各种不同的力量都会侵入到课程与教学的核心之中[9]。课程改革在决策与实施的过程中,处处都是权力的表征及运作。课程改革是一个权力生成、转换、消长、竞逐的循环往复的过程,通过符号仪式与场域行动,形成权力结构的建构、解构与再建构。权力的拉扯和竞逐形塑出一个绵密的网,让课程改革在其中发生,但也在其中缓慢地产生变化。综上所述,课程改革中的权力内涵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权力在关系中生成。所谓权力就是一套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权力主体占有某种资源,从而影响、制约和控制权力客体[4]108。课程改革中的每一项社会关系都是一种权力的方程式。权力是人类建构的产物。权力是在关系互动中不断生成与建构的,因而权力如何运作的问题要比何谓权力以及谁拥有权力重要得多。尤其是课程改革中由权力所传达的真理效应,更加凸显国家借由改革生产权力的问题。权力是一种多元而动态变化的存在。权力存在于一切社会领域,对一切人都发挥作用,因而也就具有多元的表现形态。而且,权力并非一成不变,“权力和能量一样,必须被看作是不断地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10]4,课程改革中的权力可能在某个时空背景下发挥着维持统治主权的作用,但在另一个历史脉络中却又成为流传在平民之间的话语。权力以潜在的强制力作保障。权力的运作以权力对象的服从为标志,因而所有权力都具有一种潜在的强制性,当权力对象不能按照权力主体的意愿行事,权力主体就会运用强制手段来迫使其服从自己的意志。权力与知识、利益共生。权力通过界定合法性知识而再生产主流价值观、维持社会优势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合法性知识又可通过真理的制造强化和建构权力,形成一个“真理政权”(regime of truth),因此课程改革就是这种知识、权力与利益共生的过程。

话语的内在控制系统界定了话语的生产规则,包括话语实践者自身的作用、学科间的界限以及对知识权威的尊重等。在福柯的话语研究中,话语的内在控制通常被认为是正向的权力建构系统,而外在控制系统通常被认为是权力建构的负面控制系统。事实上,话语的内在控制系统为社会行为人提供的是与社会权力关系配置相一致的自我建构技能。因此,话语行为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社会“认同”,而是隐含在权力统治下的一种“建构认同”。话语的外在控制系统是以界定权力的社会合法性的方式将某些“认同”排除在外,即以强制的制度权力关系配置来建构话语的社会认同。从社会或国家管理视角来看,话语的内在控制系统与外在控制系统不存在绝对的正负面之分,只是共同建构社会“真理”的两个方面。

在福柯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中,许多著作被冠以“考古学”之名,如《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副标题是“医学感知的考古学”,《词与物》的副标题是“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以及作为这一时期总结的《知识考古学》。

课程改革中的权力类型

福柯所讲的“考古学”,并不确切地指一门学科,而是指他要考查的一个研究领域。他要考察西方社会特有的作为知识、理论、制度和实践之深层的可能性条件的认识。他所谓的“知识”,也不是狭义的各门学科中的具体的见解和认识,而是人类对于自己所面对世界的全部理解和把握。福柯在其考古学中关心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这些“知识”是如何形成的,不是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是什么东西构成了所发生事件的基础。其目的是“重新发现在何种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是可能的;知识在哪个秩序空间内被构建起来;在何种历史先天性基础上,在何种确实性要素中,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得以在哲学中被反思,合理性得以塑成”。

课程改革由权力推动、实施,改革结果也引起权力的变更,严格来讲,这句话仅是一句高度抽象了的理论话语,从中我们不能了解到有关课程改革中权力的具体样态,也就不能对各种权力的运作进行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分析。我们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将权力分为不同的类型,这些权力在课程改革过程中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课程改革的权力网络。

1.癫狂与理性

根据课程改革的要素结构,可将课程改革中的权力划分为课程决策权、课程管理权、教科书审查权、教科书选用权、课程实施权与课程评价权。所有这些权力类型都涉及哪些人有权力进行活动?有权力的人想要在活动中达成什么目的?这些目的是否与课程改革的目标指向相一致?有权力的人如何运用权力?课程决策权是所有课程活动的起点,是课程领域中最重要的权力类型[11]184。课程决策权的运作直接决定着课程改革的方向、方法与质量。课程决策权涉及谁有权力做决策?有权决策的人,是随意使用权力而拍脑袋决策还是认真对待、谨慎使用权力科学决策?课程管理权是协调改革中人、财、物之间的关系,使其达到优化组合,发挥最大功效的一种权力。课程管理究竟是采用中央集权?还是中央集权和地方适当分权相结合?抑或是完全的地方分权?这不仅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民族文化有关,而且与教育目标、教育工作者素质以及教育的阶段性有关[12]。但是,课程管理权的有效运作应做到权、责、利的统一,如果只赋予相关主体课程管理的权力,然而其承担责任的能力不足或受到人、财、物等方面的限制,那么管理权就不能很好地运作,甚至赋权本身也是一种假象。教科书审查权是确保教科书编制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为学生的重要学习材料把关的一种权力。在我国实行“一标多本”政策之后,国家成立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对不同版本的教科书进行审查,这中间就存在着审查权运用合理与否,即审查是否依照教科书的编排规律,也即审查的科学性问题;审查权运用是否合法,即审查是否做到一视同仁、不掺杂私利,也即审查的民主性问题。教科书选用权是为了保障地方和学校能够选择适合自身的教科书版本,这是与教科书“一标多本”政策配套的一项重要权力。与教科书选用权相关的问题是,教科书选用权到底赋予什么层面的主体合适?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还是学校说了算?因为教科书选用权的分配不仅关系到教科书的适切性,而且其背后也有着复杂的利益纠葛。防止教科书选用为利益所绑架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的。课程实施权是促使课程改革由理想走向现实的重要权力类型。课程实施需要根据具体情景灵活变通,行政权力作为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权力类型,只能作为保障课程实施权顺利运行的力量,而不宜直接干涉课程实施,应相信实施者的专业能力或者在教师教育阶段着力,否则课程实施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课程评价权是一种评价课程改革全过程,诊断其中存在问题的权力,对改革起反馈和调节作用。课程评价权应该由谁来运作关系着改革方案的后续调整,我国的课程评价一般由政府开展,自我评价虽然重要,但出于政绩考虑和担心担责,有时不免失之客观,因此课程评价权应下放给部分有资质的社会力量,由其秉持客观的态度、科学的原则运作。

应用考古学方法的第一部著作是《癫狂与文明》。在这部著作中,福柯试图通过对欧洲中世纪以来与精神病有关的话语、机构和制度的分析,揭示癫狂是如何历史地被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理性又如何在这种对立中获得凌驾于非理性的权威。福柯的研究表明,精神病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癫狂”是理性排斥的结果,“癫狂”的知识是理性权力建构起来的。福柯以详尽的历史材料为佐证,描述了从中世纪末叶经文艺复兴时代和古典时期到19世纪西方人对待癫狂和癫狂者的态度的变迁。在17世纪以前西方社会和文化尚能接受癫狂现象,癫狂也不被当做异己的和“非理性的危险”应受理性排斥的疾病,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癫狂才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罪恶,应当受到社会的管辖和理性的审查。由此反对和压抑“癫狂”现象的话语结构和社会制度同时被建立了起来。

福柯试图表明,精神病的历史是一部“理智”压抑“癫狂”的历史,一部“理性”将“非理性”造成“他者”的历史;精神病学的话语,表达的是理性对癫狂的暴虐,是理性关于精神病的独白。过去300年里处置精神病的意义既不是科学性的增加,也不是更有人性的观念和方法的扩展,而是对“理性”的不断效忠。而一向作为“理智”与“癫狂”区别基础的“科学真理”实质上只是一种掩饰,一种合法的外衣,在精神病的发现、区分、处理、治疗的整个过程中,表面上起作用的是知识、科学和真理,实际上则是权力和统治。

2.知识型

在《词与物》中,福柯对现代人文科学进行了考古学分析,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直至20世纪初的整个西方文化和知识史进行了深度的梳理和剖析,他研究了人文科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特定的话语结构和规则,批判了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理论形态——人类学主体主义,最终的目标是对当代思想中的人文科学的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定位。

福柯认为,知识史是由具有不同“知识型”特征的基本上间断的历史时期组成,一个特定时期的所有智力活动遵循某种知识译码的规律。“知识型”是《词与物》一书中的核心概念,指的是在某个时期存在于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所有关系,是在一个既定时段内各种知识和学科共通的基础和可能性条件。它是一套先验的构成规则,这些构成规则构成了既定时期的全体异质话语的基础。福柯将“知识型”定义为一套在任何既定时刻决定能够思想什么,不能够思想什么,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的先验规则。“知识型”所揭示的是西方文化特定时期的思想框架,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并能决定词如何存在和“物”为何物的知识空间,是一种先天必然的无意识的思想范型。

福柯认为,在西方文化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知识型”,而每一种“知识型”都有自己的确定性原则,并赋予某些特殊的科学知识以确实性。关于语言学、生命科学和经济学的历史不是一种逐渐完善的历史,而是一个“知识型”不断变换的历史。福柯试图表明,知识或科学发展的历史是非连续性的,不同的“知识型”之间存在着“断裂”,而“考古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力图确定这些断裂发生的确切位置和年代。

福柯把“知识型”划分为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和当代知识型。

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知识构成的原则是“相似性”。相似性构造了关于文本的诠释和解释,将各种符号组织起来,决定人们在事物中能够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以及如何把所知道的东西表达出来。知识就是发现物与物之间的相似,通过相似性,宇宙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语言类似于他物,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词与物是同一的。

在古典时期(17世纪和18世纪),同一与差别原则取代了相似性原则,分析取代了阐释,差别的区分代替了相似的综合,知识的本质变为表象世界,再现世界。“知识型”由“相似性”变成了“表象分析”。表象分析是按照事物的秩序来再现它们,人的认识活动不再是将事物联系起来,而是区分它们,然后在区分的基础建立起同一和差别。如同文艺复兴时期解释是知识的核心,古典时期观念秩序成为知识的核心,知识在于给表象以秩序。表象分析的实质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试图为世界建立起一种科学秩序,自然科学是古典时期的主要知识形式。

在现代时期(始于19世纪),历史原则取代秩序原则,“知识型”以探求根源的历史性为特征,表象变成自我表象,构成世界的不是由同一性和差异性原则连接的孤立要素,而是有机的结构与总体发挥功能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语言方面,古典时期语言是表象的直接展现,与表象密不可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有通过语言的中介才能够认识;但是在19世纪以后,语言开始关心自身,开始获得了自己的独特实在性,开始展示自己的历史、客观性和法则,词之序不再表象物之序,语言本身成为研究的对象和思想的对象,词与物相分离。

福柯认为,现代时期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人的诞生”。现代知识型以“人”为核心。随着古典时期“表象”模式的解体,人类自身第一次不仅成为知识的主体,而且成为知识的客体,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对象。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与万物是相似的,人是万物中的一个部分。在古典时期,人虽然是知识的主体,但不包括在知识之中;只是到了近代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发展才使得人文科学成为可能,“人”在此时才成为知识的对象,“人”这个概念才得以出现。因此,福柯说“人是19以来的产物”,“人只是一个近来的发明”。

这种晚近诞生的人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知识的主体。如果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现代思想主张人赋予世界以秩序,赋予全部知识以确实性。人取代了上帝的地位自封为王。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人取代上帝自封为王的东西竟然是人的“有限性”。福柯认为,人只有通过他的语言、他的生物有机体和他的劳动产品才能了解他自己。就人作为知识客体而言,人的具体存在依赖于生命、语言和劳动,并为它们所支配。正是在这里,人的“限度”被发现了。只有人被当做一种有限的存在,“人”才能诞生,人的知识才能有其确实性和确定性。但是把知识奠基在作为有限存在的人之上是理性的非法使用,基于有限之上的先验是不可能成为作为无限的真理的。

如果说,人的诞生是“知识型”变化的结果,现代知识型造成了“人”,那么显然,随着知识型的再次变化,将导致“主体的死亡”和“人”的消失。福柯认为,到了当代,人文科学被精神分析学、结构人类学、语言学所代替,“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动摇了,主体不再是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人”并不是具有普遍人性的认识主体和可知客体,而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结果和产物。从一种考古学的观点来看,如果“人”这个概念不是思想的最古老的问题,而事实上是最近的问题,它仅仅是当代思想的一种暂时的偏见、一个近期的构想,那么,随着知识构成规则的改变,抛弃一种至上主体作为所有知识根源的观念将成为可能,“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福柯所说的“人”,不是指作为生物学物种的人类,也不是指人类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实在,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人,是学科知识视野中的人,是康德赋予哲学意义的人,是作为信念和知识形态的人,是“人”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人。说古典时代人并不存在,指在那时并不存在把表象认识作为其他客体中的一个客体的方法,18世纪涉及人的各个方面,但缺乏有关人的认识意识,不存在适合于人的专门知识领域。同样“人的死亡”和“人的消失”,是作为某种观念形态和知识形态的人的消失,是以康德的人类学为基本配置的哲学的消失,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学科的消失,最终是19世纪以来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的消失。福柯要批判的是统治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主要理论形态——人类学主体主义,要质疑的是那个至高无上的、起构造和奠基作用的、无所不在的先验主体。

(二)系谱学时期

1970年前后,福柯从考古学方法转向系谱学方法。系谱学方法是对考古学方法的深化和发展。这种方法刻意与传统的看重连续性和总体性的研究方法相对立,致力于对断裂、局部经验的研究,最终将达到颠覆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心话语和主流话语的目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古考学仅仅将自己考察对象局限在话语本身,系谱学则将话语与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把话语置入社会制度和实践之中,揭示其中的权力机制。

1.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为了批判自笛卡尔和康德以来200多年西方哲学传统的先验意识和人类学主体主义,福柯首先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因为倡导历史连续性、进步甚至解放等总体历史观的历史主义事先假定了先验主体的奠基作用和构造作用,而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恰恰就是在先验层面上把主体与意识等同起来。

福柯指出,传统的历史主义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描绘了一个在过去有其起源并且在未来有其连续性的总体化的历史过程,并认为历史的目标和本质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实现、人的理性的和预定目的的实现。福柯反对传统历史主义关于“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的观念。

按照福柯的观点,这种对“起源”的追求是一项形而上学的任务,它试图捕捉事物的精确本质,捕捉它们的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它们仔细加以保护的同一性。系谱学家抛弃了对形而上学的信仰,他们发现历史事件根本就没有本质,或者说它们的本质是以任意的方式用相异的形式被伪造出来的。引发事件出现的历史过程根本不是由目的论支配的,这种历史过程事实上是非连续的、分叉性的、由偶然性支配的。系谱学家并不打算在时间上往回追溯,并不设法寻找偶然事件背后的本质,而只是就实际发生的事物本身考察事物,还实际历史的本来面目。

福柯反对19世纪以来的黑格尔主义者以及萨特等人把历史分析当做连续性的话语,把人类意识看做一切生成和一切实践的原初主体。因为他们在说明历史变化时,主要依据的是基于连续性的种种历史主义观念,如“影响”、“因果关系”、“传统”、“发展”、“进化”、“精神状态”或“时代精神”。福柯指出,对哲学家来说存在着一种大写的历史神话。这种“神话”认为历史是因果链条展开的过程,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在过去已经预定好的目的,历史主义是事先铸就一个均匀一致的、毫无重大意外的连续性框架,然后硬把丰富多彩的、千变万化的历史事件塞进这个铁框中,于是历史被肢解、歪曲和篡改了,历史变得毫无生气、毫无真实可言。在福柯看来,历史并非一个连绵不断的承上启下的过程,过去并没有因为替现在和未来预定了发展轨迹而在现在和未来中时隐时现,成为现在和未来的玄机和动力。具体的历史事件不仅往往是偶然的,而且还会有中断、波折、变化。“历史连续性”概念,只是一种人类中心论话语的结果,这种话语将人规定为历史的主体和客体,是人这个主体保证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同一性。福柯告诉我们,人并不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并没有主体。既没有个体的主体,也没有集体的主体来推动历史的进程,人只是历史的产物,其本身是由话语实践决定的。

福柯认为,起源观、连续历史观势必导致总体历史观。总体的历史观设法重构一个文明的总体形式,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原则,一个时期的所有现象都压缩在惟一的核心,即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总体形式的周围,它先把大写的理性、大写的主体确定为原则和核心,并进而用这种抽象原则和核心来统摄所有的文明现象。总体历史其实是一种目的论,即认为人类是有目的地朝着某个预先决定的目标从低级到高级前进的,它假定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是不断进步的,现在的进步是过去的积累和完成。福柯坚决反对这种总体性的历史观,在福柯看来,历史并不存在终极目的,历史并非普遍理性的进步史,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观念展开的历史,它是人类从一种统治到另一种统治前进的权力仪式的戏剧,是一部“没完没了重复进行的关于统治的戏剧”。对于系谱学家来说,历史并非真理的崇高发展,也不是自由的具体展开,更不是一曲关于进步的赞歌,而是充满事故、偶然、弥散现象以及谎言的故事。

在福柯看来,具有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的历史都不是真实的历史,系谱学家要写“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与“传统历史”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真实的历史拒斥超历史的视角,否认绝对物的确实性,否认历史有不变的常项,因为历史没有本质起源和终极原则,也没有传统史学家所要求的连续性,历史现象也不可还原为总体原则。真实的历史是杂乱无序的话语与实际权力之间错综复杂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有可能承认进步,但进步从来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在历史上规定好的,人类历史不见得就是一部光荣的进步史,进步并不必然就好,也并不必然等于越来越好。所谓的进步史都是或同化、或排斥、或统治、或消灭“异”的历史。

历史不应成为哲学的奴婢,成为大写的历史,而是应成为治疗科学。真实的历史要对现在诊断,即诊断我们今天之所是、今天之所谓。要像医生诊断病人那样来诊断我们目前的弊端、不稳定的胜利和使人不快的失败。

鉴于历史主义把历史混用于陈旧形式的进化、生命的连续性、有机发展、意识进步或存在筹划,从而赋予时间以过多的作用,福柯要凸显空间的功能,“真实的历史”重视系列、区分、界限、断裂、个体化、起伏、变化、转换、差距等,凸现无主体的、分散的、非中心的充塞着各种偶然性的多样化空间。历史主义者们倾向于不仅把现在当做过去本质的延续,而且更把现在视作过去以往发展的顶点,将历史中的现在视作一个完成了的至高无上的存在。福柯认为,现在与过去是相分离的,我们所存在的这一时刻只是整个时间中的一个,它是像其他时间一样的时间,或者说一个处在问题中的与其他时间一点也不一样的时间。现在并不产生于某个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产生于无数具体而偶然的人类实践,系谱学的目的不是显现现在如何必然地由过去一步步发展而来,而是揭示现在是偶然—偶发的权力斗争事件变化的产物。

2.权力系谱学

自70年代起,福柯重新思考现代权力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由知识考古学转向权力系谱学。权力系谱学包含两个基本论题,一是探讨权力和身体的关系,其中权力表现为“身体的政治技术”,又被称为“生物政治学”;另一论题是研究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其中权力体现为真理,被称为“真理政治学”。

福柯拒绝从国家结构中的制度化权力形式或者从各种“精英”群体对权力控制的角度来从事权力分析,而代之以规范化权力的观念,这种规范化权力观念被理解为通过权力的运作而强加在身体上面的“真理王国”。“规范”并不意指任何传统的力量、集体产生出的价值体系或者道德行为的方式,它指一些例行的行为方式,这些行为方式被约束性权力模式深深地镌刻在身体上面,以至于它们看起来是自然的或正常的。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描述了历史上从压抑性权力模式向生产性权力模式的转变,探讨了“权力技术”从“惩罚”到“约束”转变的意义。按照福柯的观点,推动从公开施刑到将惩罚与监禁统一起来的刑罚改革的动力不是来自启蒙理性,而是来自确保一种更有效率、合理化的法律和社会领域的必要性。改革刑罚体系的目标不是基于更公正的原则来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力,而是建立一种新的权力经济,这种新的权力经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两方面都是更好的、效率更高的,以及代价更低的。刑罚制度中的改革表现了一种新的权力机构,或者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的组织方式,福柯将其称之为“约束性权力”。这种约束性权力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成长同对于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技术发展具有同样的根本的意义。这种新的权力体系集中于“听话的身体”的生产: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组织训练和征服人的身体,以便提供一种顺从的、富有生产力的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资源。西方的经济起飞之所以可能,仅仅在于人的身体已经陷入一种权力关系的网络之中。

约束性权力的精华体现在边沁的“透明监狱”中。“透明监狱”基于一种永恒监视的原则,通过规范化的技术确保了权力发挥功能,使原来封闭的约束体制扩展到更为弥散性的社会控制形式。现代社会就是以“透明监狱主义”的可无限普遍化的机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约束性社会。在现代约束性社会中,个人的行为不是通过明显的压制来加以管制,而是通过一套与正常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标准和价值来加以管制,这套标准和价值则借助于一种公然标榜仁爱和科学的知识网络而发挥作用。正是这种作为规范化力量而非压制力量的约束性权力观念构成了福柯权力是一种肯定性现象的论断的基础。

为了证实权力作为一种肯定性力量的正确性,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对现代关于“性”的认识进行了系谱学分析。在人们的通常观念中,权力仅仅控制和压制“难以驯服的性”,权力与“性”之间的关系是纯粹否定的,而在福柯看来,这些流行的观念是虚假的。作为一种对自由的纯粹限制的权力观念是一种明显的杜撰,这种杜撰保证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可接受性,并且掩盖了权力的生产性质。事实上,权力与“性”在本体论上是不可区分的,“性”只是生产性的“生物权力”的一个后果,通过一种相互关联的机制之网,这种“生物权力”作用于人的身体,刺激和压榨出完全不同的“性”。“性”本质上是被构造出来的,是历史的产物。

现代生物技术“通过一种生命管理”来运作,对“身体的强化”构成现代权力技术的基础。“性”成了权力关系的一个关键点,对“性身体”的控制通过在价值和功利领域的分布而确保了社会的稳定。而这种生命管理基本上是规范化的和规则性的,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一种集中于生命之上的权力技术的历史的后果。

为了破除正统的权力理论,福柯提出了关于权力的观点。福柯认为,关于研究权力,重要的问题不存在于权力的中枢,而存在于权力的终端、末梢和最终目的地即权力之局部的、基层的形式和机构。重要的问题不是权力机构的合法性,而是权力在微观形式上的运行。系谱学的目的就是识别、分离并且分析这种权力运行的政治技术及其网络。

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实体和本质意义上的权力并不存在。权力不是指保证一个特定国家公民的服从的一组机构和机制,不是指与暴力相对比而且有法规形式的一种征服方式,也不是指一个要素或集团对另一个要素或集团实施的普遍统治体系。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关系意味着由个体实施并影响个体的关系整体,这些关系指导个体的行为并建构其可能的结局。权力关系产生于在经济、知识和性等其他各种关系中发生的异化、不平等和不平衡。

权力是被实施的,而不是被拥有的。权力不是统治者获得或保存的“特权”,不是人们获取、占有或分享和让渡的商品或财富。权力是被使用的,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运作和实施的,权力存在于行动之中。权力的实施并不来自上面,而是自下而上的。在权力关系的底部并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二元对立,权力不应该被看做某个人对他人,某一群人或一个阶级对另一群人或另一个阶级的支配对象,权力是为每一个人所实施的。个体并不是权力的对手,而是权力的后果。权力构造个体,个体同时又是权力的工具,通过规范化的过程,权力关系创造了那些屈从于它们的人们。

权力不仅是禁止的、消极的、否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生产的、积极的、肯定的。传统的权力理论总是强调权力的否定功能,往往把权力定义为一种遏制性力量,权力意味着惩罚、制裁、镇压、限制。福柯认为,权力不仅具有压抑功能,而且还具有创造功能,权力是生产性的。权力是一种创造,它创造现实、创造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和为他所获的知识都属于这种产物。

权力与知识相互依赖,权力生产知识,两者相互蕴含。传统的权力理论认为,权力与知识是不同的东西,权力追求利益,知识追求真理。福柯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相互蕴含的,哪里有权力实施,哪里就有知识生产。知识不是权力关系的反映,不是权力关系的歪曲表达,它是权力关系的固有之物。一方面权力生产知识,另一方面,知识以权力的形式发挥其功能,并且传播权力的影响。没有知识,权力无法运作;没有真理,权力无法实行,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出于实行权力的需要,我们必须谈论真理探索真理,我们必须像生产财富一样去生产真理。通过权力,我们服从于真理的生产,只有通过真理的生产我们才能实行权力。福柯主张,权力通常产生出知识的后果,知识或真理也通常产生出权力的后果。

权力是有意图(目的)的,但不是主观(主体)的。权力的意图存在于微观层面,在微观层面有其对象和目标,其意图体现为政治行为的设计;权力不是主观的,不存在于任何背后动机之中,权力也不属于任何主体,权力是没有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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