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国际 > 历史故事 >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孔子无论政治伦理思想还是教育美学思想都是成体系的

教师伦理是教师在教育世界中的人伦之理,即教师与自我、与共同体、与学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理。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孔子无论政治伦理思想还是教育美学思想都是成体系的。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伦理准则是义利统一,关键环节是贤者治国,核心内容是民本文化,理想追求是三大和谐,在面向21世纪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优秀传统,为以德治国服务。

“互联网+”;教师伦理;他者型塑;自由审美

关键词:道德规范/伦理学/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法制/中国

原标题:“互联网+”时代的教师伦理:从他者型塑转向自由审美

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治国方略,是以儒家为主,通过吸收各家思想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有深厚的思想渊源,而且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

作者简介:唐松林,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教育哲学,教师教育,akemi_edu@163.com;冯誉萱,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fyxx_edu@126.com。长沙 410082

孔子思想体系:以“继善成性”的性本论为基础,以立人极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整理论体系。所谓德道,表现在个体就是仁、义、礼、智、圣(圣是指会同天道人道的本事)德行;表现于社会即博爱、厚生,公平、正义,诚实、守信,文明、和谐,自由、平等,革故、鼎新,民主、法治,和平、合作之道。它是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石。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尧舜之治。据《尚书·尧典》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思是说,尧昭明其德治,不仅使九族内和谐,也使其余百姓、乃至所有氏族实现和谐。又据《尚书·皋陶谟》所载,舜与大臣皋陶论政,皋陶讲道:“允迪厥德”、“行有九德”,又讲“九德”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关于“九德”,曾运乾《尚书正读》引金履祥论“九德”:“九德凡十八字,而为九德者,上九字其资质,下九字则进修。”(注:参见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第197页,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尚书·皋陶谟》是研究舜之德治的重要史料,孔子认为“《皋陶谟》可以观治”。舜诚恳地实行德治,并提出九德作为人格德行的品质以及选贤的标准。尧舜之治是中国古代较早的德治,孟子认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注:《孟子·离娄上》。)。荀子也认为:“尧舜者,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德顺之。”(注:《荀子·正论》。)在商周春秋时期,关于德治的思想资料也是比较丰富的,据《尚书·盘庚上》记载:“施实德于民”,盘庚是商代君主成汤的第十世孙,在迁都时告谕臣民,主张对民实施真正的德治。“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注:《尚书·康诰》。)这是周公对康叔的告诫之辞,意谓我向往殷先世圣明君主的德治。“顾乃德,远乃猷裕”,(注:《尚书·康诰》。)周公告诫,回顾所行德治,治国之道远大。“经德秉哲”(注:《尚书·酒诰》。)周公告诫,应秉持恭敬之心推行德治。“罔不惟德之勤”(注:《尚书·吕刑》。)周穆王告诫,要勤勉于德治。据《左传》所载:“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注:《左传·隐公十一》。),“德,国家之基也”(注:《左传·襄公二四》。),“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注:《左传·襄公三十一》。),“德以治民”(注:《左传·僖公三三》。),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德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并作为重要的思想引起广泛的重视。从尧舜之治到商周春秋时期,这种注重德治的社会风尚,成为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步入秦汉时期,随着中国封建制的确立,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儒家所主张的德治是历史的选择,儒家德治以尧舜之治为底蕴,继承传统的“有德惟刑”(注:《尚书·吕刑》。)、“德立刑行”(注:《左传·宣公十二》。)的思想,兼采法家的法治主张,援引道家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思想,吸取墨家兼爱尚同的主张,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德治里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治国方略。

内容提要:教师伦理是教师在教育世界中的人伦之理,即教师与自我、与共同体、与学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理。它在农业时代具有明显的神权型塑性质;在工业时代具有浓厚的科学型塑意味;在“互联网+”时代将走向自由审美之境。就教师与自我的关系而言,它遵循“君子儒—专业者—思想者”的嬗变;就教师与共同体的关系而言,它遵循着“同于道—同于业—同于研”的路线;就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而言,它遵循着“仰为师—从于师—朋友师”的趋势;就教师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它遵循着“敬为贤—敬为知识分子—敬为创造源”的方向。走向自由审美的教师伦理,必须从专家走向思想者;从关注知识走向关注生命;从主客分离走向心灵互融;从知识源走向创造源。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作为完善的思想体系,既有哲学基础,又有伦理准则,既突出了关键环节,又阐发了核心内容,在最终目标上又有了高尚的理想追求,从而形成了底蕴雄厚的文化构建。

关 键 词:“互联网+” 教师伦理 他者型塑 自由审美

一、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86008-0019-06

仁是孔子和弟子反复探讨的课题。孔子会针对不同的弟子与不同的时机来讲述“仁”的真谛。大抵来说,孔子的“仁”就是曾子所说的“忠恕”二字而已。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的,有一个从哲学的高度立论的理论基石,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人之辨,它的表现形式有殷周天命观、自然天道观、理学天理观,天论天命观,还是天道观,以及天理观,都不是孤立地讲天命、天道、天理,而是与人命、人道、人理相联系的,人命是指人世间的命运,人道是指人事之道,人理是指人伦之理。讲天命、天道、天理为人世间的人命、人道、人理寻求哲学上的理论根据,从而为人道服从天道、人命服从天命、人理服从天理进行论证,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即从哲学的高度探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研究天人合一的道理。

“互联网+”因其“虚拟”“超真实”与“内爆”等特征,使人类正走向一个复归于“无”或“常”的时代。它使人返璞归真,怀素抱朴,自由创造,心灵相涌,从而生生不息,无中生有,妙不可言,以至于无穷。就其伦理而言,它必然超越农业时代的“合神权”的差序格局,也将超越工业时代的“合科学”的程序格局,正在走向“合自由审美”的心灵融合格局。伦理的本质是人在天地中的地位,以及自身与世界的人伦关系。教师伦理是教师在教育天地中的地位,以及它与教育世界的人伦关系,如教师与自我、与学生、与教师共同体和与社会等的关系。笔者以历史时代为经,以教师与自我、与学生、与教师共同体和与社会等人伦关系为纬,探索不同时代教师伦理的不同品性,以为“互联网+”时代教师伦理的建构提供思想方法,以避免“新瓶装旧酒”而产生的教育颓废。

“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仁道”就是真诚踏实,切忌浮夸不实而违逆正道。

天命观源于殷周之际,据《尚书》记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注:《尚书·汤誓》。),“惟助王宅天命”(注:《尚书·康诰》。),后世的一些思想家继承了殷周天命观,宣扬天命是上帝的意志和命令,是人世间的最高主宰,认为人世间的君主奉天之命,代天理政,君权天授。

一、农业时代的教师伦理

韦德体育官网 ,儒家奠基人孔子在世界本源问题上修正了殷周天命观,但仍然宣扬天命作为人世间最高的主宰,他说:“五十而知天命”(注:《论语·为政》。),“畏天命”(注:《论语·季氏》。)。孔子认为,天命是上帝的意志和命令,它主宰着世界万物的生灭变化和四时运行,也主宰着人世间的得失,承认天命并对天命报着敬畏的态度,孔子的天命观注重修己而体认天命。

农业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认知的局限,人类认为一切事物皆由自然和神统而治之。人在追本溯源地终极关怀中,无法实现自身独有的价值,成了神权的附属体,教师伦理也因此被神权型塑。

汉代董仲舒继承殷周天命观,他说:“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注:《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注:《举贤良对策一》。)“天之任德不任刑。”(注:《举贤良对策一》。)董仲舒认为,天是最高的主宰,人世间的成败得失是天命使然,天子受命于天,禀承天意以治理天下,天任德不任刑罚,君主应当行仁政。董仲舒以天命观论证封建王权的合理性。

神权型塑的本质

礼,就是节制,宋明儒者也解作理。《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有:礼以节人,乐以发和。我们来看孔子对于礼的阐释---《论语˙泰伯》: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总之,殷周天命观认为天命是上帝的意志和命令,君主代天理政,效法天命而行政事,这一切都是出于天命使然,这样,人世间的王权以非人间的神秘力量为主宰,是向世人昭示王权源于天命,这是一种原始形态的天人之辨。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把人放在与自然平等、辩证与统一的位置上,使人具有了与万物齐等的合法性。老聃把乾、坤、人等寰宇万物连贯为一个以“道”为中枢的有机统一体,“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由天地而生,天地由道而生”[1]。“道”是天地万物的根基,人与天是统一的精神实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的所作所为便是天地之性地浑然流露。

礼,也是真情,而且在上位者必须作为人民的表率。所以孔子接着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天道观是春秋时期比较流行的思想,“天道盈而不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注:《国语·越语下》。)据《左传》记载:“礼以顺天,人之道也。”(注:《左传·文公十五》。)“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注:《左传·襄公二十二》。)“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注:《左传·昭公十八》。),在春秋时期,天道多指天象变化,并含有推算人的吉凶祸福的迷信成分。后来的自然天道观,其含义既有神秘的必然性,又有客观规律和法则,在不同的思想家中,其含义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认为天道与人道相联系。

天道即人道。有趣的是“天道”与“人道”概念的巧妙联结,形成了为统治者服务的一体的神权观念,成了一个具有显著政治色调的概念。“中国文化意识中的‘天’是一个非超验的、非人格化的超世俗的万能力量,它是万物及社会统治秩序的护卫者。天与人是相通的,人必须按照天命来行事,违天命是罪恶、无序、惩罚的根源,人所做的就是法天和事天”[2]。重天命、重天道的伦理取向把“天与人一”的命题发挥到极致,“天道即人道”。如此,天人合一演化为人对天道的服从。不仅人有道德属性,天也有道德属性。

礼,不是浪费铺张,而是真情流露;宁愿节俭简陋,也不奢侈浮夸《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奢也,宁戚。《论语˙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周易》阐发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注:《周易·说卦》。)“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注:《周易·恒·彖》。)

天道即王道。“天道”与“人道”巧妙地实现了自然法则与人文法则的融合,使“王道”亦纳入“天道—人道—王道”的序列,“王道”统治具有了神权意义。孔子有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是用封建人伦等级关系塑造的“义理之天”,是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化身。为此,封建等级的宗法人伦关系在“天与人合一”的观念中上升为一种天然合理的东西,“天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人伦关系,构建安定谐和的社会人伦秩序。因而当“王道”统治作为天意,伦理道德就成为“王道”政治的有力工具。

礼,是对天地万物的尊重。藉由对礼法的好问,来表达自己对于天地的敬意《论语˙八佾》: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张载的天道观主张天人合一,他说:“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见,惟占之于民”(注:《经学理窟·诗书》。),“天人合一”。(注:《正蒙·乾称篇》。)张载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即自然,从民情可体察天道,他强调人心可畏,民情之重,主张天与人合而为一,其目的是强调人道与天道的一致。

神权型塑中的教师伦理

王夫之的天道观主张天人合一,他说:“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一合而一离,一治而一乱,于此可以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注:《读通鉴论》卷十七。)“人生于天地之际,资地以成形而得天以为性,性丽于形而仁、义、礼、智著焉,斯尽人道之所必察也。”(注:《张子正蒙注》卷一《叁两篇》。)王夫之认为,天与人合而为一,人道不违天道,政事上的成败得失必须遵循自然规则,人生于天地之间,人性源于天性,人道源于天道,天道即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们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这种自然规律而处理政事。

在人被神权型塑的过程中,教师伦理不可避免地被这种伦理道德同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意味着教师是“王”的臣民,其伦理关系的建构自然服从于“王”的权威。

君子与小人

自然天道观从抽象思维的层次上论证了世界万物的本源和规律,尽管在个别思想家那里杂有神秘成分,但从总体上讲,在理论上比殷周天命观更加精深了,这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它摆脱了殷周天命观的原始形态,走上了理性思维的道路。中国古代的天道观,不是孤立地讲天道,而是与人道联系在一起的,讲天道是为了论证人道的合理性,以天道为人道立定准则。

君子儒。这是教师对待自己的伦理内涵。“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子贡认为孔子“学习不知满足,是智;教人不嫌疲劳,是仁。既仁且智,老师已经是圣人了”[3]。孔子被尊称为“天之木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孔子注重主体自身的内修,主张成为自我道德完善的典范。对学生不仅“言传”,更强调“身教”,正所谓“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后汉书·第五伦传》)。既然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那么,教师则更应如孔子一般注重内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成为“君子儒”。

君子与小人虽然是以身份地位区分开来的,但孔子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差别,更重要的在于修养和境界。对此孔子有很多说明,如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方法,有着丰富而精微的内涵。近百年来,不少人反感于中庸,大概是将它误解为同流合污、媚世自是、毫无原则的伪君子行径,其实这样的乡愿也正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他说:乡愿,德之贼也。他认为,如果不能达到中庸,狂狷是次好的境界,毕竟“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宋明理学家提出了一整套理学思想体系,将天道理学化,把天道赋予理的含义,从而使天道观转换为天理观,这是一种更为抽象的理学思维。天理观是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哲学思想。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理学家所讲的天理,是天道的理学表现形式,在理学体系下指的是一种神秘的宇宙本体,通过对天理的论证,把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永恒化,天理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准则,并把天理与人伦之理相联系,天理成为封建社会永恒不变的最高准则。

同于道。教师与共同体的伦理关系以共同的信仰、德行与人格为纽带。即孔子所说的“仁智勇”,也称“三达德”。“仁”,“泛爱众,而亲仁”,教师要有仁爱之心;“智”,教师要追求真理,成为有思想、有智慧之人;“勇”是一种对品德、智慧和知识坚持不懈地追求之精神;最终达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境界。这是“君子至于道”,达到仁、智、圣的广泛认同感,是农业时代教师共同体的共同信仰与追求。在古代,“天纵之圣”等称谓表达的是人们对孔子的敬仰,他既是当时社会上学识最渊博者之一,也是教师共同体追求的重要偶像之一。

韦德体育官网 1

二程的天理观讲到:“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圣人循天理而欲万物同之。”(注:《遗书》卷第五。)二程认为,作为自然与社会最高准则的天理是自己的发明创造,认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是天理的体现,天与人是合一的,圣人遵循天理治理天下,也就是“圣人奉天理物之道”(注:《文集》卷一。)。

仰为师。教师伦理中最基本的人伦关系是师生关系。《说文解字》里“教”的注解是“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在“官师合一”“隆师”等思想盛行的社会中,这种关系遵循着上下、尊卑、高低、贵贱的封建等级秩序。荀子就特别强调师尊生卑,坚持“师云亦云”,并指出“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历代以来,“师尊学卑,师主学从,师上学下”的观念持续地被强化,成为师生关系的伦理学依据。

孔子又说:

朱熹的天理观讲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注:《朱文公文集·读大纪》。)“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注:《朱子大全·延和奏札》。)朱熹认为,天理是宇宙间最高主宰,也是万物的最高原则,三纲五常都是天理的体现,治理天下国家也必须遵循天理的准则。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陆九渊的天理观是在心学体系下展开论述的,他主张心即理,他说:“今圣天子重明于上,代天理物,承天从事……凡尔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国夷狄,知有善恶,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圣天子所锡之福也。”(注:《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陆九渊认为,宇宙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心与理合而为一,圣人天子代天治理天下,承天理处理政事,施行封建伦理纲常,使民心求得自身心理上的满足,他主张从心中发明天理,即“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以发明尔庶民天降之衷”。(注:《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王阳明的天理观主张心即理,致良知,他讲道:“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之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之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注:《传习录》上。)王阳明认为,天理具有一心,不用外求,心里具有封建伦理纲常,只有致心中的良知,就可发见天理,王阳明讲天理具于吾心,旨在启发自我的能动作用,最后落实到修心、成圣、治国平天下,王阳明的天理观正是为其“达吾一体之仁”、“家齐国治天下平”进行哲学论证的。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宋明理学家吸收道家,援引佛学,建立了理学思想体系,天理观作为理学思想体系下的宇宙本体学说,理性思维程度更高了,把宇宙间最高本体的天理与人伦之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更为精致的论证,达到了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总之,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是以天人合一作为哲学基础的,也就是从哲学的高度“究天人之际”,从原始形态的殷周天命观到自然天道观,再到理学天理观,是理论思维不断深入的标志,旨在论证天与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人命源于天命,还是人道遵循天道,以及人理服从天理,都是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从而为人世间立定准则,其最终目的是为德治进行哲学论证。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为政之道

正名是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张。正名的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使人们有一定的规范遵循,而不致生活在一种不可预期的状态之中。很多人认为孔子希望能够恢复西周的礼乐,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只是以复古的名义鼓吹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立信

对于孔子而言,不仅是个人的美德,而且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子贡请教为政的要点,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德治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曾任掌刑罚的大司寇,但是,孔子深深感受到“民免而无耻”的社会隐忧,所以才提倡用道德伦理来教化人民,彻底洗涤人心,激发人的善性。

教育美学

教育方法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塾,开创平民教育之先河;加上“有教无类”(见“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许多学生一旦及门,便终生接受其教诲。孔子死后,弟子代代相传,其影响一直达于当代,并远播海外。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后世称其为“大成至圣先师”,应是当之无愧的。

1、教与学的关系。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颜回讲学,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人,但孔子知道,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孔子也知道弟子们的悟性是有差别的,“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学生一旦“觉悟”,孔子也能随时察觉。如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便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贡从《诗经·卫风·硕人》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孔子也鼓励他“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2、“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关系。首先,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没有年龄、贫富、地域的区别。其次,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

3、学与思的关系。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认为,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不能有所偏废,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

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最正确的理解。孔子是以《诗》、《书》、《易》、《礼》、《乐》为课本来教学生的,他鼓励学生多读书。孔子之“思”,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内涵,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二是要学生思考如何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4、温故与知新的关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里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复习旧的功课,便可以帮助理解新的内容,因为学习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温故”也指对已有知识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知新”则指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

5、讲授与答疑的关系。孔子教学,主要是大班授课与个别辅导答疑两种形式。在讲授中,孔子总是尽可能多的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懂的事情,则轻易不下结论,宁肯存疑,这便是孔子在教学上所一贯主张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原则。据《论语•述而》所记,孔子主要以“文、行、忠、信”四种内容教学生。孔子在授课时,不但做到了“诲人不倦”,而且也能毫无保留。他曾对学生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

6、言传与身教的关系。孔子在教学中既重言传,又重身教,他将这两者结合的完美无缺。

美学

孔子率先提出“美在其中”美学命题。孔子是中国古代突破对自然山水宗教式态度的第一人,我爱大自然,更爱自然山水,《论语·雍也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