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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体育官网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量表,但在躯体外貌属性维度上得分要显著低于普通儿童

本研究旨在考察歧视知觉(包括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542名10~18岁留守儿童参加了本次调查,测量工具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三个指标: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量表,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自尊量表和问题行为量表。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社会适应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相对于个体歧视知觉,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中介模型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高群体歧视知觉的男生比同类别的女生更容易产生社会适应问题。

以5所小学的648名儿童为被试,研究留守、流动儿童自尊、自我意识的发展特点,并探讨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自尊、自我意识的影响。结果显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水平低于普通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在自我意识总体水平上,与普通儿童无明显差异;但在躯体外貌属性维度上得分要显著低于普通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自尊发展水平低于普通儿童,而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自尊与自我意识存在显著相关。

积极教养方式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智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但开放性人格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智慧之间不起中介作用,开放性人格在积极教养方式与智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积极教养方式、开放性人格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智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留守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歧视知觉;群体歧视知觉;社会适应

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自尊;自我意识;社会支持

韦德体育官网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教养方式;开放性人格

作者简介:苏志强,张大均(E-mail:zhangdj@swu.edu.cn),邵景进,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

摘 要:以5所小学的648名儿童为被试,研究留守、流动儿童自尊、自我意识的发展特点,并探讨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自尊、自我意识的影响。结果显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水平低于普通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在自我意识总体水平上,与普通儿童无明显差异;但在躯体外貌属性维度上得分要显著低于普通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自尊发展水平低于普通儿童,而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自尊与自我意识存在显著相关。

作者简介:陈浩彬(E-mail:chenganluo@163.com),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南昌 330013);刘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南昌 330013)

内容提要:本研究旨在考察歧视知觉(包括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542名10~18岁留守儿童参加了本次调查,测量工具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三个指标: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量表,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自尊量表和问题行为量表。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社会适应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相对于个体歧视知觉,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中介模型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高群体歧视知觉的男生比同类别的女生更容易产生社会适应问题。

关键词:留守儿童 流动儿童 自尊 自我意识 社会支持

内容提要:以696名初高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智慧的关系,以及积极教养方式和开放性人格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教养方式、开放性人格与智慧四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积极教养方式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智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但开放性人格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智慧之间不起中介作用,开放性人格在积极教养方式与智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积极教养方式、开放性人格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智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关 键 词:留守儿童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个体歧视知觉 群体歧视知觉 社会适应

一、问题提出

关 键 词:智慧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积极教养方式 开放性人格 青少年

标题注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西部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基于父母参与的视角(EBA120330)。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在大量劳动力的支撑下,城市经济蓬勃发展,但同时,农村也变成了老人、儿童以及部分妇女的留守地。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0~17岁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共有9683万,其中留守儿童约为6102.55万,城乡流动儿童数量大幅度增长,规模为3581万。[1]留守儿童的现状令人堪忧,辍学率高、教育资源落后、问题行为、安全隐患等问题突出,在一项对教师的调查中,留守儿童在教育难度、违纪行为、心理问题等方面得分普遍较高,在成绩,品德等方面得分很低。[2]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面临着一个相似的问题,那就是成长环境的适应问题。Bhugra认为,在适应新的环境的过程中会产生压力,这样可能会导致同一性混乱,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3]

标题注释: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我国大学生智慧发展特点及智慧教育策略探”(DIA160344)。

1 引言

学术界对于留守、流动儿童的定义存在着不同的版本,根据罗静、郝振等人的研究,[4][5]并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将留守儿童操作定义为: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外出务工半年及以上;照看者为父母之中的一方,或其他亲属,以隔代亲属为主。对于流动儿童的操作定义为:由于父母或其他亲属进城务工流动到城市;农村户口,在城市暂时居住、上学。两者均指年龄在6岁~14岁的儿童。

分类号:B844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到城市中,但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许多小学初中儿童被迫“留守”在农村家庭,他们被称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未成年孩子(赵景欣,刘霞,申继亮,2008)。目前在中国,依照教育部公布的《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留守儿童共计2271.0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517.88万人,在初中就读753.19万人。

自我是个体人格的核心,是个人成长的标志与关键。本研究对儿童的自我发展从自我意识与自尊两个方面探讨。儿童自我意识反映了儿童对自己在环境和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认识,也反映了评价自身的价值观念,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目标、完善人格特征的重要保证。[6]自尊是自我的核心成分,是人格特征中关于自我价值感的核心概念,是指个体对自我的情感性评价,它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7]社会支持是个体从社会资源中获得帮助和支持,并体会到被关心、被爱、被尊重和受重视,[8]这种帮助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方面的支持指的是客观的、实际存在的或现实可见的支持,是物质上的直接支持与帮助,如社会、政府、团体等参与的支持与援助,是客观存在的,又称为客观支持;精神方面的支持指的是主观的、情感上、精神上的支持,即个体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及其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也称主观支持。[9]因此,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在自尊、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1 引言

1.1 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适应

二、研究方法

智慧是个体在其智力与知识的基础上,经由经验与练习习得的一种德才一体的综合心理素质(陈浩彬,汪凤炎,2013)。研究表明,智慧与个体的身心健康(Webster,Westerhof,& Bohlmeijer,2014)、幸福感(Ardelt & Jeste,2016)、快乐(Bergsma & Ardelt,2012)以及生活满意度(Thomas,Bangen,Ardelt,& Jeste,2017)等密切相关,被认为是人类获得最优发展的标志,是一种罕见的个人资源,能帮助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Weststrate & Glück,2017)。以往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多将智慧的研究重心放在成年人和老年人群体,以促进个体的积极老龄化,但对青少年群体的智慧关注较少。Richardson和Pasupathi研究表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是个体与智慧相关的知识快速增长的关键期。这一阶段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如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抽象和演绎推理能力以及反思思维)与个性(如自我认同感,经验开放性)等都得到较快发展。Kunzmann和Baltes研究认为,青少年时期是第一次出现与智慧相关知识的关键时期。因此,有必要对青少年智慧的特点与影响因素等进行研究,以促进青少年智慧的发展。此外,在对智慧的影响因素研究中,研究者重点关注与智慧相关的内部因素(Staudinger & Glück,2011),很少有研究者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积极教养方式)相结合共同考察它们与智慧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试图从与青少年成长密切相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教养方式、开放性人格三个方面考察其与青少年智慧的关系,为今后研究抛砖引玉。

社会适应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指个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达到人们期望的与其年龄和所处文化群体相适应的发展标准的程度(王建平,李董平,张卫,2010)。现有研究对其的评估主要涉及行为、情绪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纪林芹,陈亮,徐夫真等人,2011)。国内的许多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要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郝振,崔丽娟,2007),比如其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喻永婷,张富昌,2010),而消极情感、状态焦虑水平(刘正奎,高文斌,王婷等人,2007)、问题行为检出率(李南,费忠化,郭立燕等人,2013)要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研究对象

1.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教养方式与智慧

留守儿童自身一个显著的外在特点就是其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这也是造成其父母进城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经济地位指根据家庭所获取或控制有价值资源(如教育、财富、社会地位等)而对其进行的层级排名,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张卫,李董平,谢志杰,2010)。许多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会严重妨碍青少年发展(Huston & Bentley,2010; Bradley & Corwyn,2002)。低水平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Reiss,2013),包括焦虑(McLaughlin et al.,2011)、抑郁(Aneshensel,2009)等心理问题;且处于低水平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外在行为上更容易出现抽烟、酗酒,具有更多攻击性等问题行为(Qi & Kaiser,2003; Elovainio,Kivim韦德体育官网 1ki,Kortteinen,& Tuomikoski,2001)。布郎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环境因素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家庭环境系统理论的重要一环(桑标,席居哲,2005)。对不同类型农村儿童的家庭生态系统状况分析表明,留守儿童的社会经济状况要显著低于普通儿童(李晓巍,刘艳,屈智勇,2010)。因而考证留守儿童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社会适应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江苏省南京市、南通市、宿迁市选取5所小学,每所小学四至六年级各抽取三个班,分发问卷,再由班主任根据学生档案筛选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被定义为衡量父母的社会和经济资源(House,2002),主要有三个指标被广泛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声望和收入(Baker,2014)。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的认知能力显著相关(Ayoub,Gosling,Potter,Shanahan,& Roberts,2017),母亲的教育和家庭收入被发现与整个童年时期的认知功能存在显著相关(Duncan,Brooks-Gunn,& Klebanov,1994)。家庭压力和家庭投资理论也提出,生理、社会、情感和认知功能会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Conger & Donnellan,2007)。而智慧的心理学研究表明,认知能力是智慧中最为核心的内容(Glück & Bluck,2011)。

1.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歧视知觉和社会适应

本次正式施测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48份,其中男生364人,女生284人。人口学资料如表1所示:

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子女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它相对稳定,不随情境的改变而变化,并且反映亲子交往的实质(Darling & Steinberg,1993)。Arrindell等将教养方式分为拒绝、过度保护和情感温暖三种类型。其中,拒绝和过度保护是消极的教养方式,情感温暖是积极的教养方式。Jugert,Eckstein,Beelmann和Noack认为,温暖和支持反映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积极关系,这使子女更容易接受和内化父母的观点,该研究还发现母亲温暖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正相关。Mistry,Biesanz,Taylor,Burchinal和Cox研究认为,作为家庭系统的两个重要变量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教养方式,其关系不应被割裂地看待。同时家庭资本理论也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等因素与父母教养方式密不可分。

歧视知觉是相对于客观歧视现象而言的一种主观体验,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如性别、种族、出生地区或者户口身份等)而受到有区别的对待,这种对待可以表现为实际的行为动作,也可以表现为拒绝性的态度或者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等(刘霞,赵景欣,师保国,2011;Pascoe & Richman,2009)。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对留守儿童造成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使其遭遇了更多的歧视经历,这种歧视来源于学校的管理者、教师以及生活在留守儿童身边的人们。申继亮的研究也表明家庭收入是影响留守儿童歧视知觉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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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ley和Corwyn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并不直接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中介变量起作用。Adler和Ostrove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发展之间可能的中介变量包括环境资源、限制条件和心理因素,其中环境资源大致包括营养、认知的激发、父母的期望、父母的教养方式、教师的态度和期望等。温暖和支持的教养方式被广泛认为有利于儿童思维的发展(Barber,2002)。父母的温暖与支持能够预测积极的发展结果,如更高的学业成就、人际交往能力(Lee,Daniels,& Kissinger,2006),并且父母的教养方式对认知能力也有重要预测作用(Blair et al.,2014)。由此假设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教养方式与智慧存在显著相关,积极教养方式可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智慧之间起中介作用。

虽然拒绝认同理论认为歧视知觉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个体的群体认同,从而维护个体的自尊,对个体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Branscombe,Schimit,& Harvey,1999)。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存在此种积极效应,歧视知觉还是会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Mesch,Trujeman,& Fishman,2008)。许多研究证实歧视知觉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消极事件,并成为一种长期性质的压力源,对个体的社会适应有着破坏性的影响(Jasinskaja-Lahti,Liebkind,Horenczyk,& Schmitz,2003)。这其中包括对其学业成就(Uma韦德体育官网 3a-Taylor,Wong,Gonzales,& Dumka,2012)、学校适应和问题行为(Liebkind,Jasinskaja-Lahti,& Solheim,2004)的消极影响,并与个体的心理困扰(Tonsing,2013),自尊、生活满意度、抑郁等因素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Kawachi,Adler,& Dow,2010; Aneshensel,2009; Mesch et al.2008; Seaton,2006; Seaton,Caldwell,Sellers,& Jackson,2008; Williams,Yu,Jackson,& Anderson,1997)。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在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有着直接作用的同时,也会通过歧视知觉对其社会适应产生影响,即留守儿童自身的歧视知觉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由于江苏省教育厅要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必须与普通儿童同校,所以本研究抽取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均来自于混合学校。对照组由与流动、留守儿童同班的普通儿童组成。

新近的研究中根据歧视知觉的指向性,将其分为个体歧视知觉和群体歧视知觉,个体歧视知觉指个体知觉到的指向于自己的歧视,群体歧视知觉指个体知觉到的指向于自己所在群体的歧视。留守儿童会感受到来自同伴、教师、邻居、社区等人对自己的排斥性态度,从而产生个体歧视知觉;同时,留守儿童在感到自己所属的群体受到排斥或对遭遇的不公平对待时也会产生认识,即产生群体歧视知觉。就其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的特征而言,留守儿童表现出个体歧视知觉高于群体歧视知觉的特点;而在功能层面上,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个体指向的歧视知觉,或者对两者不做区分进行考察,但对群体歧视知觉作用的考察却较为少见。但现有研究证实分别从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考察歧视知觉会得到不同的结论(Armenta & Hunt,2009)。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会提供更多关于环境不公平的信息,而这种不公平感所引起的歧视知觉体验是通过个体歧视知觉,还是通过群体歧视知觉来影响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目前还不得而知,因而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研究试图将群体歧视知觉和个体歧视知觉作为分开的变量,来比较两者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作用。

研究工具

此外,现有研究中针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状况的性别差异存在一定的争议,徐礼平等人的研究数据表明,除校内适应外,留守儿童在学习适应、社会交往适应及家庭环境适应等维度上无显著的性别差异。但黎志华等人基于个体中心视角对留守儿童的研究表明,在留守儿童中,男生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突出。有鉴于此,本研究会进一步探讨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

1.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儿童自我意识量表(Chil-dren's self-concept Scale,PHCSS)由美国心理学家Piers及Harris于1969年编制、1974年修订,主要用于评价儿童自我意识的状况。可用于临床问题儿童的自我评估,也可在调查中作为筛查工具使用,该量表在国外应用较为广泛,信度与效度较好。2002年由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苏林雁教授联合国内20多家单位,将此量表进行了标准化并制定了全国常模,PHCSS含80项是否选择型的测题,适用于8~16岁儿童。[10]

总之,本研究致力于在中国留守儿童群体中考察群体歧视和个体歧视知觉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首先本研究分析留守儿童的社会经济地位、歧视知觉和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其次,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分析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作用;最后,本研究会考察所得中介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2.自尊量表。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由Rosenberg于1965年编制,是目前我国心理学界使用最多的自尊测量工具。[11]p318-320已有的研究表明,该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76,α系数为0.77[12],是较为可靠自尊测查工具。

3.社会支持量表。社会支持量表由肖水源于1986年编制,[9]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量表评分有三种形式:总分(即10个项目评分之和),客观支持(第2﹑6﹑7个项目评分之和),主观支持(第1﹑3﹑4﹑5个项目评分之和),支持的利用度(第8﹑9﹑10个项目评分之和)。

本研究在测查前,参考杨磊[13]等人的研究,对量表的用词进行了如下调整,以适应儿童群体的实际情况,但量表的信度未受影响,信度系数为0.72。根据实际情况将项目4中的“同事”改为“同学”。项目5由“从家庭成员得到的支持和照顾”更改为“从家庭成员和学校得到的支持和照顾”;将原选项中I“夫妻”改为“老师”;将选项Ⅲ“子女”改为“祖父母、外祖父母”。项目6与项目7选项由“A配偶,B其他家人,C朋友,D亲戚,E同事,F工作单位,G党团工会等官方或半官方组织,H宗教、社会团体等非官方组织,I.其它”变更为“A父母,B其他家人,C亲戚,E同学,F老师、班主任,G学校、少先队,H教堂等宗教、社会团体,I其它”。项目10“对于团体(如党团组织、宗教组织、工会、学生会等)组织活动”变更为“对于团体组织活动”。由于一些措辞做了调整,为验证其效度,我们采用相关分析来探索量表的结构效度。结果发现,客观支持维度与主观支持维度之间的相关仅为0.13,客观支持与支持利用度之间的相关仅为0.15,主观支持与支持利用度之间的相关仅为0.17,均低于三个维度内部之间的相关。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该量表效度可被接受。

数据统计方法

使用SPSS 17.0 for windows对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留守、流动与普通儿童自尊、自我意识与社会支持状况

表2表明,在自尊层面的比较上,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得分30.2,流动儿童得分30.4)与对照组表现出明显的差异(p<0.01),经LSD分析,普通儿童的自尊要显著高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p<0.01),而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并未出现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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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共包括6个分量表,分别测查儿童的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6种自我意识状态。分析发现,除躯体外貌与属性分量表外(p<0.01),三个群体在其他五个分量表的得分并无显著性差异。

在社会支持量表得分上,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得分平均值要小于普通儿童,其中留守儿童得分最低,为42.6,流动儿童得分44.5,且根据各个群体得分均值的标准差(留守儿童为6.8,流动儿童为6.5,普通儿童为6.25),普通儿童在得分分布上比较集中,其次为流动儿童,最后是留守儿童。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三个群体仅在社会支持上得分差异显著,在事后检验中发现,社会支持得分由高至低依次为为普通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普通儿童高于流动儿童在0.05水平上显著,高于留守儿童在0.01水平上显著,流动儿童显著高于留守儿童,P<0.001。

留守、流动与普通儿童自尊与自我意识相关分析

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我们发现,留守儿童在自尊量表上的得分与自我意识量表及其各分量表的得分均存在着显著的相关(p<0.01);流动儿童的自尊和自我意识得分关系与留守儿童相似,其自尊与自我意识及其各个维度都存在着高相关;普通儿童的自尊得分与自我意识量表总体得分相关较低,但与焦虑、合群、幸福和满足三个分量表存在着高相关,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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