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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止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以后,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

一个政党在其政治成长历程中,大凡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建党的第一代魅力领袖去世以后的权力继替;二是由在野党升为执政党以后的调适转换。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蜕变。国民党显然未能顺利通过这两大关口。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就党魁继承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蒋介石虽然最终以军权坐大,但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面临着党内其它势力的挑战,直至1938年其合法党魁地位才得以正式确立。

1924年,国民党仿照俄共体制自下而上建立了一套新的党务组织系统。1928年后,国民党一党独掌全国政权,在“训政”体制下,其党务组织系统与行政组织系统双轨并进。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区分部,分别与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形成一种双重衙门体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至少在两个方面与传统中国官僚体制明显区别开来: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党政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其政治控制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治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亦可谓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

另一方面,国民党中止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以后,因“违教”而导致全党意识形态陷入混乱状态。党的继承人之争与党的路线之争相互纠缠。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线,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一切稍带激进和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视作“共党”余毒抛弃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与此同时,执政以后政治权力带来的腐蚀,又未能有效加以防患和抑制。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成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

对任何一个政党而言,争取执政均是其首要的政治目标,而如何执政以及其掌控政权的广度和深度,则是考察和衡量一个政党党治模式和党治特征的重要表征。国民党党治政权建立以后,党的组织系统与各级行政机构之间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权力互动关系,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所在。鉴于以往学术界较多地关注国民党党治在中央层级的运作而忽视其地方党政关系形态[①],本文主要以战前国民党直接控制地区的省县政权为考察对象[②],着重剖析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互动关系,探讨这个时期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实际运作情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战前国民党对政治资源的实际控制程度,以考察训政前期国民党党治的力度和特征,并展示从王朝政治体制向政党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外来党治模式的导入、变异以及近代中国地方政治组织变迁的历史轨迹。

鉴于以往研究多关注这个时期国民党中央政局的演变和派系纷争,本文拟以国民党地方党部与党员为考察对象,探析训政初期国民党“党治”与“治党”在地方层级的运作情形。随着观察视角的下移,国民党一些过去不为人所细察的一面亦逐渐凸显出来。[1]

一、地方党政关系的制度演变

一、清党对国民党的影响

对国民党而言,党政双轨体制具体如何运作,因在中国尚属创举,并无先例可循。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在其势力控制下的广东,党政人事基本上是相通的。在“粤军回师”成功后,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于1921年1月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广东国民党支部长。当陈炯明委派各县国民党分部长时,分部长大多由县长兼任。此时国民党并未在行政系统之外另立独自的党务组织系统,而是寄附于原有的行政系统之下。党组织也未掌握实际行政权力[③]。

1927年至1928年间,国民党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清党运动。在过去的国共历史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尽管这两种认知截然有别,但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沉重打击,只是一方充分肯定这种打击的“弭祸”意义,而另一方则谴责这种打击的“罪不可赦”。而两方都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实际上,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张国焘回忆“四一二政变”前后的国共历史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四一二’这一幕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长远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2]张国焘的这一段话,我们也许可以从比较宽泛的层面上来理解。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借鉴俄共体制建立党务组织。其后,广东统一,两湖江西等省相继纳入国民党控制之下。至此,地方党政两个系统之间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权力互动体制以利于地方政治的良性运行,成为国民党中央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孙中山在世时对此未作具体筹划。1926年1月24日,广州国民政府通告国民党所属各党部不得干涉地方财政和一切行政。通告称:“国民政府基于以党治国之精神而成立,凡政府所举措,皆本于党之主张。最高党部代表本党对于政府施行指导、监督,其余各属党部及各种人民团体对于政治问题,固有自由讨论及建议之权,而对于财政收入及一切行政事项,不容直接干涉;否则破坏行政统一,纪纲不存,国无以立”[④]。这一通告表明,国民党最初所设计的党政关系模式,只打算在中央一级实行直接党治,而在地方则保持行政权的统一和独立性,不允许地方党部直接干涉地方行政。

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令下,除少数已暴露的“共党首要分子”外,要从号称百万党员中分辨出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张国焘回忆,陈立夫曾在抗战时期的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情形时谈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时,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3]。我一直对张国焘此段回忆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不料当陈立夫回忆录出版后,发现张国焘这段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忆述,竟在陈立夫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陈在回忆录中写道:“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4]笔者并不关注打斗是否真能分出鸿沟来,感兴趣的只是当时两党党员的确难以分辨之情形。

但这一规定不久即被修正。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召开各省区联席会议,正式通过《省党部与省政府之关系议决案》,规定省级党政关系视各省情形不同而分为三种办法:省政府在省党部指导之下;省政府在中央特别政治委员及省党部指导之下;省政府与省党部合作[⑤]。这三种办法中前两类均是以党治政;后一类是党政合作。前两者是统属关系,后者是平行关系,而其重心逐渐倾向于地方党部对地方政府的指导。同年11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修正省政府组织法》,内中第一条规定:“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省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管理全省政务”[⑥]。这一规定实际将省政府置于三重指导监督之下,其中省党部居其一。至此,省级党政关系体制明确地被划一为省党部指导、监督省政府的关系,亦即党政统属关系。

在蒋介石严令整肃“共党分子”,而“共党分子”又难以分辨的情形下,注定这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将扩大化。日本东洋文库保存下来的一份清党文件中记载,在广州的一次清党中,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予以逮捕[5]。由于这场清党主要不是通过“党力”进行的政治性清党,而是依藉武力展开的一场血腥的武装打压,手握兵器的武人比文职的党人可能更暴戾,也更毫无节制。在上海,清党委员会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无权过问。陈群将市党部的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亦无效。张君毅最终被杀害。当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秘书的吴开先亲历了上海清党时的纷乱情形。他事后向陈立夫言及“无辜人民之遭害者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6]

这个时期,在国民党党军克服区域内,一般先设立省党部,然后才成立省政府。在正式省政府成立之前,一般组织临时政治会议作为该省过渡性的政治指导机关,如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均是[⑦]。该时期国统区内设立省政府的只有少数几省。有关资料显示,在这些省区内,省党部大多能指导和监督省政府,特别是在中共党员主控下的省党部,这种指导监督更能切实执行。如在湖南,省党部权力很大,省政府处于从属地位。夏曦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湖南政治党务报告》中即称:“省党部对于湖南一省政治,均有一定政策,从政策上逐渐取得一省政治之领导地位”;“对于省政治之措施,省党部均能居指导地位”;“凡关重大问题,省党部有所决议,省政府即予执行;省政府有所疑难,亦必函请省党部决议”[⑧]。这个时期,省政府多由省党部筹备组建,省政府委员亦多由省党部委员兼任。如1927年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时,省党部执行委员董必武、徐谦、孙科、李汉俊、张国恩、孔庚、邓初民和监察委员邓演达均当选为省政府委员。各厅厅长除财政厅长外,均由兼有省党部委员身份的政府委员担任。省党部与省政府基本上是一班人马[⑨]。省政府成立前夕,省党部发布训令,训勉省政府澄清吏治,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农工政府[⑩]。“训令”本身亦说明该省党部对省政府的关系是前者指导监督后者的关系。再从该时期湖北省党部实际所行使的职能来看,上自组建政府,下至妇女放足,权力辐射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几乎无所不在。

南京国民党中央所定的清党目标,除了共产党人外,也兼及西山会议派和国家主义派。[7]实际上,受清党打击的对象,远远越出了这一范围。除吴开先所言的“不计其数”的“无辜人民”外,一大批国民党人亦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整肃。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即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8]“丧家之犬”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一批国民党中下层党员人人自危的心态和境遇。如果说清党初期的武力滥化,是因为当局难以分辨打击对象而不得已而为之的话,而后续期的清党则几乎演变为一种当局失控的社会性行为。“共产分子”身份之模糊性与不易确定性,只会加剧这场运动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据当时报纸的密集报道,诬人为共,是最易制人于死地的“高招”。往日与人有隙者,诬人为共可以泄私恨;平常与人有利害冲突者,诬人为共可以除对手[9];甚至索婚不遂,亦藉端诬人为共[10]。言行稍有不慎,“红帽子”即有可能临头。1928年4月10日至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连载一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的读者来信,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地方党员惶惶不安的情形:

大革命时期的县级党政关系,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未作出统一规定,各地情形参差不一。有的地方,县政府绝对服从县党部的指导。如在江苏,“党部言在必行,县长唯命是听……民众把党部看作万能”[11]。在湖北的一些县,县政府主动表示服从县党部的决议案;县署人事经县党部决议通过后始能任用;县府财政亦受县党部监督[12]。在湖南,1926年10月召开的湖南省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市县党部与县长之关系决议案》,规定“县长与市县党部立于同等地位,遇事以协商形式解决,惟本党采以党治国,因此县长须尊重市县党部之地位,接受其指导监督”[13]。但在广东的一些县,县政府要求县党部仰承其意旨,而且县党部每为县长大人所攻击[14]。广东省党部曾一度拟定《县市党部与县市政府关系案》,规定前者在省党部指挥下监督后者。但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否决了这一决议案[15]。由此而言,这个时期苏、鄂、湘、粤四省的县级党政关系大致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模式:一是以党统政;二是党政制衡;三是以政治党。不过,在更多的情况下表现为党部凌驾于政府之上。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由于这个时期地方党政关系尚处于探索和调适阶段,没有形成统一模式。在省一级,党政关系大致由倾向于党政分开向以党治政的方向发展,权力配置更多地向党部倾斜和集中,甚至演为以党代政的趋势;而县级党政关系则依各省情形而呈现出不同的格局。总体而言,这个时期地方党部比地方政府显得更具权威。

正是清党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投机、专断、任意、武力、强暴等,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自残不浅。除部分国民党青年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员因清党而灰心、悲观失望,以至脱党。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11]同样,广州市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12]。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13]。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14]。清党前夕,国民党员总数号称100万,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减至65万。[15]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国民党组织和政治顾问的鲍罗廷以俄国革命经验来观察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党政关系时,认为党的权力还不够大,党的领导作用没有很好发挥。他强调党应该决定乡政府、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如何进行,不仅要决定总的方针政策,而且要具体指导各级政府的实际工作,比如他认为各级政府的财政税收都应该在党部的决策范围之内[16]。但鲍这一强化党权的建议未被国民党完全采纳。

减少的30多万党员中,最有可能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思想急进的城市青年学生党员;一部分是基层农工党员。前者有可能被清洗,后者有可能因恐慌而自动脱党。实际上,被清除和自动脱党者可能还不止30万。因为在大批农工党员脱党和左派青年被清洗的同时,又有数以万计的“投机分子”涌入国民党内。例如在成都,清党前原有党员仅3000余人,清党后申请登记者多达1万余人。四川全省清党后登记党员数愈10万,是清党前该省党员人数的数倍[16]。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工作报告中亦指出,各县“或党员甚多而登记极少,或党员极少而登记太多”。并称后者大半为“投机分子”。另据1929年北平《民国日报》报道:河北“各县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没入过党,有的是小土劣,有的当过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经病,其余确系不明白党义的盲从青年。……这次河北党员的数量,竟以不过六千同志的数目而拉到二万七千之多。”[17]

1928年后,国民党逐渐由一个区域性的执政党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同时宣布在全国实施训政。训政时期,国民党在中央一级明确规定以党治政,在地方一级,则改变了大革命后期倾向于党部指导监督政府的原则,代之以党政分治制衡体制。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各级党部与同级政府关系临时办法案》,规定各级党部对于同级政府之举措,有认为不合时,得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请政府依法查办;各级政府对于同级党部之举措有认为不满意时,亦得报告上级政府,转咨上级党部办理[17]。寻味这两条规定的涵意,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各自独立,自成系统,两者的地位不分轩轾,平行并存,相互制衡。这意味着在同一地方层级事实上存在着两个互不统属的官僚衙门。

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评曰:国民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武汉赤化,固属事实,而宁方腐化亦无可为讳。”“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18]

这一规定大约缘自国民党在制定训政纲领时所立下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中央政治委员会是“党与政府间惟一之连锁”[18]。这一原则可以理解为除了中政会这个连锁机关外,在中央以下的各级党部与各级政府之间,是没有连锁关系的;党对于政府的指导监督,只能通过中政会传达于国民政府,然后由国民政府指导地方政府。除此之外,地方党的机关对于同级政府机关是不容许发生直接的指导监督关系的。以《省组织法》的变迁为例,1926年11月颁布的《省组织法》明白规定“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省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管理全省政务”,到1927年7月修正时删除了“省执行委员会”,1927年10月再修正时又删除了“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导监督之下”,而代之以“依中国国民党党义”,到1930年2月更将“依中国国民党党义”的条文改为“依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由此一来,不仅省党部与省政府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权力隶属关系,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不能直接向地方政府发号施令,而必须通过中政会和国民政府实行间接指导。这种间接指导主要是一种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政治指导,而非对政府行政过程的具体领导。

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受清洗,有的因致力于农工运动而被当作共产党惨遭杀害。如浙江豪绅地主“藉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共产党员,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19]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藉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报告中写道:“反革命之势稍杀,不革命之势代兴。土豪借名清党,实施报复而图复燃。共党要犯逸走,忠实遭污,清浊不分,是非颠倒。意志薄弱者视革命为畏途,感情热烈者,伤本党之无望,而投机腐化,纷至沓来”,从而导致“党德沦亡”,“党权日坠”,“党机毁灭”,“民众对党的信仰全失”[20]。1929年国民党“三大”检讨清党运动的得失时亦承认:清党的结果,“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21]。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被消逝殆尽。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蒋介石承认:“清党时期,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已大暴国中,本党之精神亦日见湮没。”[韦德体育官网 ,22]

国民党中央的根本认识是:“本党对于国民政府,系以整个的党指导监督整个的政府,非横断的以各级党部指导监督各该同级政府”。国民党中央明白指出:“党权高于一切,乃指中央党权而言”[20]。意谓地方党权不能凌驾于地方政权之上。事实上,即使是中央党部和中央委员也不能直接干预地方行政事务。如1931年1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中央委员分区视察办法》规定:中央委员到各地视察和考察时,只负责指导地方党部的党务工作,不考察地方政务;只有兼政治会议委员的中委,于视察时得参加各该地的政府会议[21]。显然,这个时期国民党中央处理地方党政关系的要旨是以党政分开为原则,党部与政府分属两个独立的系统,双轨运行,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权力隶属关系。

清党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首当其冲,很快陷入瘫痪状态。当时《中央日报》报道:“几个月来,党务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党务今日改弦,明日更张,停顿的停顿,攘夺的攘夺,完全沉入于阴晦悲观的景象中。”[23]在地方党部中,省市党部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党一起,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省市党部职位也就成了国民党各派觊觎的目标。为了打倒政敌,各派之间互相攻击对方为共产党。昨日刚以“共产分子”罪名置对手于死地者,今日又可能被其他的竞争对手以同样的手段打下去。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省市县党部委员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中央日报》社评写道:

国民党中央所设计的这样一种地方党政关系原则,最初遭到地方各级党部的强烈反对。地方党部执著于“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力图将地方行政纳入地方党部的直接指导和控制之下。在党部看来,政权是国民党“诸先烈流热血,掷头颅所换来的”,党权应该高于一切[22];党权既然高于一切,地方党部理所当然高于地方政府,应该指导和监督地方政府。他们声称:“训政之时,以党权代民权,则政权属于党,治权属于政府,即党行其权,政府尽其能,是谓党治” [23]。为此,各地党部在训政初期提出了一系列如何在省县实施“以党治政”的建议和提案。概而言之,这些建议和提案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在省县党部内,应仿照中央政治会议形式设立地方政治会议以控制政府;在训政时期,党既然代表人民行使四权,省县政府所制订的一切法规、施政方针和预算案、决算案应由省县党代表大会通过施行或审核;省县党部对同级政府应该有质询权和弹劾权;省县党的代表大会对于同级政府应有罢免、创制和复决权;省长和县长应分别由全省党员和全县党员直接投票选举和罢免;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于同级政府官吏违法或犯罪时,得按情节轻重,提出质问、警告或弹劾;荐任以上官吏,均须交其所属党部审查合格,方得任用;各级政府增加人民负担时应先征得同级党部的同意[24]。

在最近的这一年中,纠纷闹得最多和人员变换最频繁的,要算是这个省党部了。例如安徽一省,自去年3月到现在,为期不过1年,省党部已经变更五六次;浙江一省也变更三四次;此外如湖北、湖南、江西各省也常有变更省党部的事情;而且每更换一次人员,就发生一次纠纷。人选愈趋愈下,党的威信亦因此发生动摇。弊害最大的,就是因为省党部变更频繁,互相争夺,演成甲兴乙起,丙去丁来的局面,致使“党内无派”的理想不能实现。[24]

在国民党训政初期,各地地方党部的气焰一度十分嚣张,以党揽权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据国民党党报报道,各地党部“好似当地的太上政府,无论甚么事,不是干涉政府的行政,就是扰乱人民,予人民以不良的影响”[25];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党部有敢怒不敢言的景象”;“党部自由逮捕人民,甚至令他们站立木笼,并不交政府去执行惩办”[26];有的地方党部包揽讼事,甚至越权办理离婚案件[27]。一时间,党焰薰天,党部横暴之声喧闻各地。

由于各省党部纠纷不止,直到南京政权建立以后的第6个年头,全国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长期处于混乱失序之中[25]。这一点,从战前省党部名称的不断变更亦反映出来,如救党委员会、整理委员会、改组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维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执监委员会等,频繁改换。蒋介石对此曾深有感慨地说:“中下级党部本为本党的基础……而今则朝易其人,暮更其名,不足则更互相抵拒破坏,使党外民众见之目眩,党内同志闻之痛心!”[26]

值得注意的是,对地方党部的专横行为,国民党中央的态度不是纵容,而是严加制止和指责。如蒋介石一再批评地方党部的行为是越权,“各县党部及党员,有许多事不应该去管而去管,不应包揽偏要去包揽,不应干涉偏要去干涉”[28]。汪精卫更痛责这种现象不是“党治”,而是“党乱” [29]。对地方党部要求干预行政的各种建议和提案,国民党中央始终抱持稳健慎重的态度,倾向于不将这类权力交给地方党部行使,一再训示省县党部不要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国民党中央认为,检举公务员失职是监察院的专责,各级党部并无检举公务员失职违法之权;增加人民负担属于政府行政范围,不必征求同级党部的同意;省县党代表大会乃党的权力机关,而非直接指导政治的机关;省县党代会有关省政县政的决议,只能建议于同级政府,不能强制同级政府执行,同级政府有自由取舍和抉择之权;省县党部的委员不应列席同级政府会议,以免混淆党政系统;政府机关人员之选举,毋庸同级党部监选;各级党部不得干涉接受和批答民刑诉讼案件;各县司法行政事务,应由各该县县长依法处理,县党部绝对不许干预;各级党部不得对党外团体用命令式公文[30]。在人事权力上,党部也无权干涉对各级官吏的考查和任命。除了政务官规定必须由中政会议决任命外,其他各级地方政府官吏均不由党部选拔考核。

清党以前,国民党将自身组织的涣散归咎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分化所致,孰料清党以后,纠纷有增无减。“在未分共以前的计划,只想把党的精神、党的组织权力作一整个的振刷运动。谁知分共以后,党的纠纷更多,党的威信尤见低落”。“自从清党以后……党的组织反日益涣散,党员不受党的支配,不受纪律的制裁……因之党的组织乃愈来愈涣散而几乎看不见党的整个行动和整个意志的表现”。“清党以后,共产党固然清了出去,但是党的纪律也似乎清除了。”[27]

按国民党总章规定,省县党部的监察委员会有权稽核同级政府的施政方针及政绩是否根据国民党的政纲和政策[31],但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解释,党部的这种稽核权并非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方针政策必须事先通过同级党部的核准才能施行,实际只是一种事后的知悉权而已[32]。

与省党部相比,县以下基层组织和党员受到清党运动的冲击似乎更大。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基层组织多由共产党人主持。清党后,形势发生逆转,除极少数地方的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外[28],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特别是两湖地区一大批曾被大革命洪流迎头痛击的土豪劣绅藉清党之机,沉渣泛起,乘机侵夺国民党基层党权。国民党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军队清党,而在省城以下的广大乡村社会,土豪劣绅自发成为清党的主力。清党为土豪劣绅提供了恢复其旧有权势地位并进而侵夺国民党党权的一次良机。《中央日报》社论写道:“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29]在湖南一些地方,自国民党宣布清党后,“土劣猖獗,变本加厉,百倍从前。凡曾在外游历,或曾加入本党,及此时留学在外者,无论是否纯洁,均以共党目之,或没收其财产,或捉拿其家属。”[30]在四川,清党前各地办党人员大多为“共党少年”;清党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派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去填充“共党少年”被清洗后所留下的空缺。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均为土豪劣绅。他们“打着清共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流氓地痞,实行招募党员,以造势力。”[31]在广东,“各县市党部自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而且他们极尽其毒辣阴狠,排除异己的能事去诬陷忠实同志,弄到各县市执委几乎多于党员,如革命空气非常紧张的琼崖等处的县市党部,听说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党员。不消说,党务亦陷入停顿的现象了。”[32]在江苏,“从清党后,八九个月来党的工作,差不多仅有很少数的健全下级党部,仅见到很少数的忠实而努力的同志,民众对党的信仰很微细,党领导民众的能力薄弱,甚至离开民众,甚至为民众厌弃,甚至做出危害民众的情事……有的是以藉办党以渔利,有的是以藉办党去争权利,去拉地位,甚至去勾结官吏,包揽词讼,欺侮民众,一般人批评党部几几乎变成衙门,热心的革命党员几几乎都变成新的土豪和新的劣绅。”[33]土豪劣绅的重新崛起,并对国民党基层党权的侵夺,使一个曾以“扶助农工”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

在党政人事关系上,国民党中央高层的党政主要角色基本上是相叠的。而在地方,党政人事在多数情况下是分开的。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中央反对地方党部直接干涉行政,规定除特殊情形外,地方党部委员一般以不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为原则。以1934年各省市党政人事为例,在统计的25个省市中,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福建、河北、山西、陕西、青海、天津等10个省市均没有党政委员兼职,其他省市党部委员兼任政府委员的比例亦甚低。其时党政首脑相兼的省市,大多属于地方实力派控制的省份,或只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的“边缘”省区。因为这些省区国民党的组织力量无法有效地渗入。有的地方实力派拒绝国民党中央向其省区派遣党部委员,驱逐甚至杀害国民党中央委派的党务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党部只好将省党部委员的头衔加在地方实力派的头上,或让地方实力派自行委任党部委员。地方实力派也乐得披上国民党党部委员的“合法”外衣。对国民党中央而言,这既是一种羁縻,更是一种无奈。

对国民党中央而言,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对基层党权的侵夺,显然非其发动清党的初衷。1927年5月5日胡汉民所提出的清党原则中,即声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经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34]按照胡汉民的设想,清党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清除共产党;二是要清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胡汉民称前者为“恶化”,称后者为“腐化”。然而清党的结果,却是“恶化”已清,“腐化”代兴。

国民党省市级党政人事兼职统计

国民党清党反共和建国统一这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介石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党权付托不到相当的人”。因为共产党被清除后,国民党内“明了党义而能专心于党务者极少”。蒋介石指责说:清党后,“各级党部的职员大部未曾受过训练,不明白党,不明白社会、国家、世界大势”,党员“犹之乌合之众”[35]。当时各省市党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大呼党务人才奇缺。如在河南,“前省党部为共产党徒把持,自从新筹备后,党务人才几无法取求。”[36]在地方党权托付无人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唯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另一方面,蒋介石鉴于清党后国民党“党力”的严重虚脱和裂变涣散,更进而倚赖其武力的支撑,将军事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力量。

省 别

党 政 兼 职 情 况

党政兼职占省市党部委员的比例

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福建、河北、山西、陕西、青海、天津

0

浙江

许绍棣:省执委委员兼省政府委员和教育厅长

5%

江西

熊式辉:省监委委员兼省政府主席

5%

湖南

何 键:省执委常委兼省政府主席

黄家声:省执委常委兼省政府委员

刘建绪:省监委委员兼省政府委员

15.8%

广东

林云陔:省执委委员兼省政府主席

林翼中:省执委委员兼省政府委员和民政厅长

黄麟书:省执委常委兼省政府委员和教育厅长

15.8%

广西

黄旭初:省执委常委兼省政府主席

王公度:省执委常委兼省政府委员

李任仁:省执委委员兼省政府委员

17.6%

贵州

王家烈:省指委常委兼省政府主席

窦觉苍:省指委委员兼省政府委员

28.6%

山东

韩复榘:省执委常委兼省政府主席

张苇村:省执委常委兼省政府委员

10.5%

甘肃

朱绍良:省整委委员兼省政府主席

14.3%

宁夏

马鸿逵:省指委委员兼省政府主席

冯延铸:省指委委员兼省政府委员和民政厅长

40%

绥远

潘秀仁:省执委委员兼省政府委员和教育厅长

8.3%

察哈尔

宋哲元:省指委委员兼省政府主席

秦德纯:省指委委员兼省政府委员和民政厅长

28.6%

新疆

朱瑞墀:省指委委员兼省政府委员和财政厅长

14.3%

南京

赖 琏:市监委委员兼市政府秘书长

5.6%

广州

刘纪文:市执委委员兼市长

陆幼刚:市执委常委兼市政府委员和教育局长

10%

上海

潘公展:市执委常委兼市政府委员和教育局长

吴醒亚:市执委常委兼市政府委员和社会局长

俞鸿钧:市监委委员兼市政府委员和秘书长

14.3%

二、战前国民党的组织规模与组织基础

资料来源:①中央统计处编《中国国民党直属中央之各党部委员名册》,第1-5页;

一般而言,一个政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出于维持其政权统治的需要,以及执政党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源所具有的吸引力,其组织规模一般会呈现出急速膨胀的势头,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适度抑制其增长。[37]而1927年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其情形却是另一番景象。

②刘寿林、万仁元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85-1006页。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曾经历了一个急速扩充的过程。在1924年春至1927年春的3年间,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增长了5倍,即由不到20万,增至100万,其中国内普通党员约60万。经过清党,据1929年10月的统计,国民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其中国内普通党员不足27万。

注: 战前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名称不一,上表所列为简称,其相应全称是:执委:执行委员会; 监委:监察委员会;

战前国民党党员人数统计

指委:指导委员会;整委:整理委员会。

年 代

国内普通

党员人数

军队党

员人数

海外党

员人数

总 计

1926.10

425612

21589

97455

544656

1927.4

约60万

约100万

1928.3

约22万

1929.10

266338

307568

79873

653779

1929.12

276028

402356

84333

762717

1930.10

274452

433942

84759

793152

1931.11

303353

459723

94852

857928

1932.12

358351

658530

98691

1115572

1933.12

394086

796352

104660

1295098

1934.10

435618

868939

104310

1408867

1935.9

468014

999685

106846

1574545

1936.5

498956

1002938

108228

1610122

1937.1

526977

1013019

110428

1650424

以上大致勾勒出国民党训政前期的地方党政关系形态:机构分开,职能分开,人事分开。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分属两个不同的组织系统,分别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领导;党只管党,即使是中央党部也不能直接向地方政府发号施令,而必须通过中政会和国民政府。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处于一种互不统属,互不干涉而互相监督的地位。

资料出处: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版,上册第85、89、101、106、160、176、280、311、329、367、410-411、536-537、570-571页;下册第55、93页。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92-194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上册第214、255页。 《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19页。 陈希豪:《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47-149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报告第2类第2号――党员统计》,1930年版,出版地不详。

国民党为什么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在地方实行党政分开这样一种独特的党治模式?从这个时期国民党上层精英人物的政治理念看,国民党在地方推行党政分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希冀地方行政系统能独立有效地行使管理职能,以免地方党部介入行政事务而造成地方政治的紊乱。蒋介石在1928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曾提出《拟请规定党部与政府及政府与民众之关系及其职权案》。在这一提案中,蒋介石提出“约法三章”:其中之一便是“党员党部决不能直接干涉或处理行政”[33]。按理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党员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和党部对行政机关的统制,是确保和强化执政党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蒋却要求将党员与行政人员分开,各司其职,党员立于行政人员与民众之间,一方面指导民众,一方面监督行政人员,但不允许直接干政。

注:国内普通党员含各省市党部和铁路、公路、海员、工厂、学校等党部所属党员;1930-37各年度统计数内,含预备党员人数。

不仅蒋如此,作为国民党训政制度设计者的胡汉民亦秉持同样理念。胡坚称:“党部断断不能干预行政。因为干预行政,政府党部就变成了双重衙门。党部的责任只在深入民间,去指示人民、领导人民以辅佐政府之不及”[34]。在蒋和胡的理想中,党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党协助政府推行政令,负责教导人民,训练人民。比如地方自治一事,实行地方自治乃政府的工作,宣传领导人民去做,使人民懂得自治的道理,乃党部的责任。另一方面,党部还肩负着将基层民众的意见和不满上达给国家领导层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蒋胡期望于国民党党员的,有似传统绅士在皇权政治下的角色,既令其通官民之邮,又不让其直接干预政治。

国民党执政后,其组织发展呈现出一个畸形的走势,即军人党员迅速膨胀,而普通党员缓慢增长。1929年10月至1937年1月,国民党军人党员由30万增至101万。北伐战争初期,军人党员仅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4%,至1937年1月,这一比例上升到61%。也就是说,在抗战前夕,几乎3名国民党党员中,就有2名是军人。

在此之前,蒋介石曾提出过党控制国家并不意味着党员应该垄断政权的观点。蒋在1926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称:“‘以党治国’这句话,不是说我们党员统统做官,统统到政府里面去治国,而是要拿党来做中心,根据党的主义、政纲、政策决定了政治方案,交给政府去实行。党不是直接施政的,是透过政府做发号施令的机关”[35]。建都南京后,蒋在1928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再次强调“以党治国,并不是说以党员治国,是以党义治国”[36]。蒋的这一观念可能来自孙中山[37]。不过两人的出发点未必一致。蒋之反对党员和党部直接干预行政,可能还有另一深层原因,即他在很长时间内对党部和党员的不信任。自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和中共为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展开了长时间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蒋介石主要控扼军权,而对方则力图以党权来制约其军权。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蒋视党权为他扩张军权的障碍。即使在南京政权建立以后的数年间,南京中央对地方党部的控制能力甚为薄弱,不少地方党部和党员时常与蒋介石主导下的南京中央相颉颃。改组派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一度拥有广泛的党员群众基础即为明证。在国民党“三大”前后,一些地方党部和大批左派国民党青年聚集在改组派的旗帜下公然向南京中央权威挑战。国民党“三大”代表之所以由南京中央指派而非由地方党部选举产生,亦即因蒋介石和南京中央担心无法控扼地方党部的行为而不得不采取的应变措施。1931、1932年之交,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他总结下野的深刻教训之一,即为“本人无干部,无组织”[38]。蒋所谓“无干部,无组织”,意为各级党部和多数党员尚未信奉和效忠于他的个人权威。

军人党员的膨胀,显示出战前国民党组织的军事化倾向。蒋介石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党员。蒋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增大军人党员在国民党党员中的比例,以军队的严密组织来改造国民党的松弛散漫。在蒋介石看来,古今中外最合理最严密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组织。蒋设想如何让涣散的党机器如军事组织一样严密有序,让每一个党员象士兵一样服从指挥。当军人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60%以上时,蒋的“军队党化”和“党军队化”的设想似乎初步实现。然而,数逾百万的军队党员并不是基于对党的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而仅在形式上履行一道集体登记入党的简单手续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膨胀数字,无论是对党的组织力量,还是对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都毫无意义,以至于考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时,完全可以将其军队党员剔除在外。

再者,国民党训政初期,其党员大多是大革命后期新加入的知识青年。据1929年统计,29岁以下的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56.1%;从入党时期看,1926和1927年入党者占79.3%[39]。蒋介石认为,这些年轻党员见识浅,好冲动,言行幼稚激进,染有共产党的作风,又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大革命时期“过火”的群众运动除了共产党的煽动外,也是青年国民党党员自身行为幼稚的结果。即使在“清党”以后,蒋仍然认为共产党的“余毒”尚在多数青年国民党员中留存。他说:“我们一班党员,要自己知道我们一定有很幼稚的言行,我们既无十分经验,又在目前共党势力尚未消灭之时,不知不觉之间,免不了会袭用共党的手段和政策”[40]。鉴此,蒋介石不敢放任他们入仕从政,而宁可汲纳一批保守老成而“富有政治经验”的北洋旧行政人员参加新政权。蒋介石一再强调,如果将国家大事交给这些年轻人,“直是以国家、社会全体之生命作儿戏之试验品”[41]。这一点,不只是蒋介石个人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在国民党内掌权的一批自居元老者们的心态。在他们的认知中,“凡行政人员皆老成,凡办党同志皆幼稚”[42]。

真正能代表国民党组织规模的,是普通党员的数量。1927年4月国民党国内普通党员约60万。经过一场清党运动后,到1928年3月,国内普通党员减至22万人。其后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缓慢回升。到1937年1月,国内普通党员增至52万多人,其中预备党员近16万,正式党员约36万[38]。10年间仅增加了30万普通党员,尚未恢复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的规模。

事实上,即使在1927年“清党”以后的三四年间,仍有为数不少的左派国民党青年和基层党部在地方从事激进的社会改革工作,如打倒土豪劣绅,破除封建迷信,提倡“二五减租”等。相比之下,各级地方政府则大多显得稳重和保守。其时,保守的地方政府与激进的地方党部之间常常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43]。而南京中央则不希望用激进的方法来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他们认为,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国民党的工作重心应由破坏转为建设,而年轻激进的国民党员和地方党部的不断煽动,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妨碍了政府的建设性工作。蒋介石当时最主要的着眼点,是如何实现由北洋政权向南京政权的平稳过渡。在他看来,保守现状是维持稳定的第一因素。而要保守现状,宁可援用老成稳重而“富有政治经验”的北洋时代的旧行政人员,而不敢任用鲁莽激进的年轻国民党员。何廉回忆:“当北伐进入高潮,委员长逐渐控制政治权力后,他得在那些有政治事务经验的人员中寻求帮手。由于CC系人员太年轻,太没有政治经验,委员长不能指望CC系应付错综复杂的情势。黄埔系人员也太年轻,而且专门处理军务。因之,当北伐到达南昌时,委员长开始从CC系和黄埔系之外物色有经验的人帮忙,他转向北洋政府中经验丰富的人”[44]。何廉之说并非无据。蒋介石在南京政权初建时曾感叹说:“今之行政机关所最难者,不用一旧有人员,则手续多有不便;用一旧有人员,则旧有之积习,照随之而入”[45]。蒋所指的“手续”,实际上也就是何廉所称的“政治经验”。在这种两难之下,蒋宁可选择后者。因为后者虽然带来旧的积习,却能保证新政权在传统官僚轨道上平稳运行。这无疑也是他们不愿地方党部直接干预行政的一个重要考量。

江苏、上海、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长江中下游省市是战前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而这些省区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在战前几乎处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状态。江苏、上海、湖北、湖南等省市1936年底的党员人数仅及该省清党前党员人数的半数左右。如湖北省1927年1月全省党员总数为31990人,而1936年底的统计为17233人;广东1927年5月全省党员总数为236605人,而1936年底的统计为80254人。[39]

二、地方党政纠纷与党权低落

如果进一步考察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则更加清楚地显示战前国民党组织力量的弱小。以1935年为例,是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300。若将有名无实的军队党员和海外党员排除在外,则这一比例为1∶990,远低于同时期苏联、意大利等一党制国家中党员与人口的比例。做为一个执政党,战前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实在太小。

国民党推行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其间因素虽然复杂,但并非有意淡化其一党专政,使其政治体制朝着民主政治的方向迈进。只是它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种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

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

党政分开首先从体制上奠立了地方党政之间相互颉颃和矛盾冲突的基础。训政时期,国民党地方党政关系一直处于紧张对峙的局面。在战前,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几乎在国民党控制下的省县两级政权中普遍存在。孙科当时即指出:“各省省党部,各县县党部,没有一个党部不是和同级政府发生冲突,不过多少而已”[46]。蒋介石也承认:“无论哪一省,党部与政府都常有意见和冲突,因此党务不能发达,政治亦受障碍”[47]。尤其在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的最初几年里,地方党政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有些地方甚至由文斗演为武斗,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在战前国民党地方训政史上写下了混乱不堪的一页。直至抗战时期,蒋介石对地方党政之不能融洽,仍痛心疾首地说:“这是本党十几年来无事可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48]地方党政冲突和派系斗争一直是困扰国民党党治的两大顽症。

年 度

政 党 名 称

党员与人口比例

1935年

中国国民党

1∶300

1935年

中国国民党(不含军队和海外党员)

1∶990

1934年

意大利法西斯党

1∶25

1934年

苏联共产党

1∶65

1958年

中国共产党

1∶52

导致地方党政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根源则主要在体制上。当国民党政治体制由传统的官治单轨制转变为党政双轨制时,本身即潜伏着双重衙门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双重衙门体制必然导致机构臃肿,权责不明,行政效率低下和相互争权夺利等弊端。本来在一党专政国家,党具有驾驭政府的法律地位,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与党的关系是仰承而非颉颃的关系。但国民党在地方实行党政分治,导致互不统属的党政机关相互对峙。“在党部一方面的人,以为政治机关的人都是腐化分子,同时政治机关的人都以为党部已经恶化。”“办党的人以为非把行政当局攻击一下,甚至对于行政障碍一下,不足以表示党权之高,党员之努力;而行政者,又以若不极端反对办党者的言行,即将受制于党人,不能办一件事,而且有渐趋于恶化的危险,便不能负地方治安的责任”。于是,“一方面腐化,一方面恶化,互相龃龉轧轹,永远冰炭水火”[49]。这是胡汉民对当时地方党政关系情形的描绘。

资料来源:1935年中国人口数引自《申报年鉴》,第B—89页;1935年国民党党员人数引自《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第570-571页。1934年意、苏两党党员与人口比例引自鲁学瀛《论党政关系》,《行政研究》第2卷第6期,1937年6月。1958年中共党员与人口比例引自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第507页。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方党政纠纷发生时,国民党中央每每谴责地方党部,一再训示地方党部不要干涉地方行政。地方党部在嚣张一阵之后,终因缺乏法理制度的支撑,只好放弃以党控政的奢望。然而,放弃指导监督政府的权力以后,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的地位很快发生逆转。“地方党部之权力日削,地方政府之气焰日高”[50]。地方党部名义上与地方政府平起平坐,实际上逐渐沦为地方政府的附庸。据当时研究地方政治的学者观察,1931年以前,省党部对省政府尚有相当的监督权;1931年以后,省党部反寄息于省政府[51]。这种情形同样存在于县党部与县政府之间。其时,省政府集一省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和人事等大权于一身,综理全省政务,机构庞大;而省党部则仅负责一省党务,机构狭小,内部除分设组织、宣传、训练等机构外,没有设立与政府对口的部门,其职责被限定在组织训练党员、宣传党的主义、推行党义教育、宣传引导民众和管理社会团体等方面,其他概不能过问,否则有侵权干政之嫌。

而战前各省国民党党员人数有限,即使在国民党控制较好、党务较发达的长江下游数省,每省党员人数亦不过一二万人,其他边缘省区则仅数千人,甚至数百人[52]。由于国民党组织松懈,党组织对党员没有多大约束力。省党部只能对数十个同样没有实际权力和实际活动的县党部机关发号施令。其时一些地方党务人员愤愤不平地说:“岂知三数年来,本党名为训政,实无殊于退听……各省市县党部坐拥虚位,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各当地任何政务,偶一置喙,诽谤随之”[53]。地方党部的权力日趋萎缩,有的县党部只是一块空招牌。

战前国民党员的地域分布

按国民党党章规定,地方党部监察委员会有稽核同级政府施政方针及政绩之权,但据时人观察,这种稽核权“能做到者实最少数”[54]。“各省省县政府之施政方针及预决算等,从未报告省县党部,致省县党部虽欲稽核而无从”[55]。按规定各级党部对于同级政府之举措,有认为不合时,得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商请上级政府依法查办。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党部并不能有效地行使对同级政府的监督权。如当县党部将县政府官员违法渎职事实报告省党部,再由省党部转请省政府依法查办时,省政府往往置之不理。政府系统出于部门保护主义,故意抵制来自党部系统的干涉。如江苏省党部根据各地县党部的检举,转请江苏省政府撤换被检举的县长时,省政府一再袒护,不予撤换[56]。

年 月

1926.10

1928.12

1929.10

1932.11

1934.11

1936.12

广 州

12381

7575

10277

33330

17699

广 东

156915

55916

62775

88213

87202

80254

广 西

128394

7094

7199

5671

9195

福 建

3500

3600

7569

8223

6052

14488

湖 南

34400

13784

20958

16244

21087

21327

汉 口

湖 北

1500

30000

5610

14920

5610

16080

4100

16185

3309

12236

4571

17233

江 西

安 徽

1700

10869

10187

20881

11961

16513

9715

15410

7762

20746

11902

上 海

2266

6203

6234

5691

5718

7712

南 京

江 苏

浙 江

3225

3200

3223

5106

14683

12143

5563

15508

12530

14471

12804

23050

10514

13473

22791

9485

17233

30385

河 南

2147

8020

8060

6246

24716

27277

北京

4000

1843

1770

1400

2189

2285

天 津

789

772

1161

1389

1450

河 北

5300

17128

17128

12073

12325

12488

山 东

4500

5106

7129

7233

7887

7445

山 西

3200

6616

8047

8976

陕 西

2179

77

1076

1367

7221

甘 肃

513

2638

3576

3146

8672

11953

宁 夏

306

1153

青 海

283

838

2580

四 川

8000

36981

77

19144

云 南

509

7702

11266

7725

贵 州

4000

451

8022

8189

4915

辽 宁

385

1052

1675

6818

吉 林

315

468

739

黑龙江

340

225

365

绥 远

3600

1664

1787

1675

4024

4079

察哈尔

3200

2008

963

3326

3177

1996

热 河

1120

506

新 疆

内 蒙

2109

247

实际上,地方党部不仅不能有效地监督地方政府的施政,反而规定要替地方政府唱赞歌,为地方政府宣扬“政绩”,掩饰地方政府的劣迹和弊漏。根据1929年国民党中央所制订的《训政时期党务进行计划案》,要求各级党部宣传训政方针,促进和协助地方自治工作。其后,又进一步规定地方党部应办理的事业:提倡及促进新生活运动;提倡及促进国民经济建设;提倡领导国民劳动服务;促进地方自治;党义宣传[57]。地方党部的职责主要是协助同级政府作一些“提倡”、“促进”和“宣传”之类的工作。党部成了政府和军队的“喉舌”,成了一个向民众空喊口号的宣传机关[58]。

资料出处: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79-81、101-104、122-124、362-366、436-437页附表、506-507页附表、558页附表、608页附表;下册第78页附表、112页附表。 《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739页。

地方党部因没有实际干预和推行地方行政的权力而逐渐丧失了自身独立的政治地位。当时一位省党部官员牢骚满腹地说:“本党差不多变成了政府和军队的尾巴。因为不能监督政府,推动军队,只有依照政府和军队的需要去宣传。政府和军队做了坏事,也只能替他们向民众辩护,甚至民众受了政府、军队和其他恶势力的压迫,向党部申诉,党部也只能说,这是属于行政的事件,那是属于司法的事件,我们不管;或者说,那是属于军事范围的事件,我们没有法子管”[59]。党部即使有自已独立的政治主张,也必须透过同级政府的力量来推行。而地方政府对于来自地方党部的建议,往往置之高阁,党部亦莫奈之何。

注:1932-36年各省党员人数含预备党员人数; 1936年辽宁项下的人数为东北三省总数。

由于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和党部的高调宣传常相悖离,使地方党部在民众中的威信日趋丧失。当时有人谈道:“有些地方党部要根据党的主义政纲而为民众解除痛苦,军事政治当局的设施,不但不能与党部的意志一贯,在党部高倡减租保障民众利益的时候加增民众的负担和压迫。有些地方军队在出发时党部人员正在向民众宣传不拉夫不筹饷,军事人员反乘民众聚听党部人员宣讲的机会,用绳将听讲人民圈住,一一捉去充当夫役,至于不筹饷一层更属碍难照办了。这种行动不但是表示党和军事政治的不联贯,简直是军政当局有意坠失党部的威信。有时且发生党部人员被军队擅捕擅杀的现象,那更不必说了。在这种情形下,党的信用全失,固不待说,而其结果,在积极方面党的政策不能实施,消极方面便引起了民众对于党的厌弃仇恨,把党认作欺骗民众的交易所,永不兑现的空头支票。”[60]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地域基础主要是两广,其次是两湖。据1926年10月统计,两广党员近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70%,两湖约占15%。这与当时国民党的控制地域和军事政治进程基本上是吻合的。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其统治中心由珠江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党员的地域布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战前党员的地域分布与南京政权的地域基础并不完全吻合。据1935年8月的资料显示,江浙两省党员占16.8%,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福建6省党员合计占27.6%,两广党员占31.1%,其他省区共占25. 5%。据此观之,战前南京政权之核心的江浙两省,其党员所占的比例相当低。即使再加上南京中央还有相当控制力的湘鄂赣皖豫闽等6省,其党员人数合计亦未过国民党党员总额的半数。另一方面,战前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的两广,其党员人数虽较北伐时期大减,但仍占国民党党员总数近1/3。战前国民党显然是一个组织基础非常脆弱的执政党。

实际上,地方党部不仅没有多大的政治自主权,连自身的存在也常受到地方军政力量的控扼。如地方党部的经费仰赖地方政府拨发。地方党部稍不遂其意,地方政府即以停发经费相胁迫。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惟有仰承地方政府的鼻息[61]。

国民党执政后,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急剧扩张其党势的高潮?

除经费不能独立外,党政人员的薪俸相差过远,也是导致地方党权低落的一个重要因素。战前一个省政府委员的月薪为500元,外加办公补贴,合计多达一两千元;而一个省党部委员的月薪仅150元,尚不及一个省政府科员的月薪[62];在县一级,一个县党部每月的全部经费还不及县长一人的月薪[63]。笔者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档案中检阅到一份叫刘己达的党务人员的履历,履历显示,战前一个省党部书记长的月薪尚不及一个县长月薪的一半,大约相当于一个专员月薪的1/3[64]。

1929年以前,国民党忙于清共和举办党员总登记,在此期间,为了防止“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基本上停止吸收党员。1929年1月国民党“三大”决定实行预备党员制。“三大”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年龄在16岁以上,由两名党员介绍,经区分部党员大会通过,并经区党部考查及县市党部核准,方得为预备党员;预备党员受党的训练一年以上,年龄在20岁以上者,由区党部考查合格,经县市党部审查及省党部核准,方得为正式党员[40]。这是国民党自1924年“一大”实行直接吸收制以来,在党员吸纳机制上的一大调整。预备党员制度从1929年底开始在部分省市实施,最初国民党中央规定各省征求预备党员有一定的期限,一般为2~5个月,并非随时征求[41]。

据闻在北伐时期,党务人员薪俸亦较政府人员为低,但那时地方党部多能有效地行使指导和监督地方政府的权力,故党务人员比政府官吏要威风。到30年代,党部与政府的地位发生逆转。党部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无权无势无油水的冷衙门。党部的职位远不如行政职位那样令人看重。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地方党部的地位甚至不如民国初年的省县议会[65]。据称那时老百姓视政府职务为“官”,视党部委员为“差委”,认为“差委”不能做宗族交游的光宠。所以“对于党部委员不甚敬仰,对于政府官吏极为敬重”。“对于县党部的执委,与对待县政府的县长,一轻一重,相去几不可以道里计”。故当时人多趋重做官,而不趋重办党[66]。地方党务人员士气低落,地方党部的重要性日趋下降。党部职员一有机会,就千方百计跳糟到政府部门去任职。在一般官僚心目中,办党是虚有其表,往往把办党当做向行政部门过渡的跳板。“县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县长;省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省政府的委员”[67]。一个省党部常委宁肯去省政府机关当一名处长。在湖南,有两位省党部委员同时兼任行政督察专员,后来当两职不能兼顾时,他们主动辞去省党部委员这一较高的虚职,而要求保留行政督察专员这一较低的实职[68]。在湖北,曾任省党部特派委员的鲁荡平调任河南省政府民政厅长,被朋僚视为明降暗升[69]。由于党政职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位差,导致人才由党界向政界流动。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70],正是战前地方党政关系的生动写照。地方党部逐渐沦了一批无聊党官的栖身之所。

从1932年下半年起,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开始大规模征求党员,改定期征求为随时征求。同时鉴于预备党员制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因感到手续不便而不愿入党,又先后颁布了《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办法》和《特许入党办法》,规定一部分人可以不经过预备党员程序而直接加入国民党。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最初限定为“对党国有特殊贡献或劳绩者”和原为国民党员而未履行总登记者。其后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日趋宽泛,乃至免除预备程序直接入党的人数,与经由预备程序晋升为党员的人数,几乎不相上下。

随着地方党权的低落,党部人员自身的生命安全亦时常受到军政力量的威胁。其时,党务人员被军队和地方政府擅捕擅杀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江苏,省政府民政厅长派军警逮捕省党部委员[71]。在浙江,省政府不顾省党部的反对,决然取消二五减租,并逮捕省党部候补监委兼省党报总编。在安徽,省政府压迫轻侮省党部,省党部委员被殴打,并被捆绑游街[72]。与此同时,县政府打击迫害县党部的事亦层出不穷。仅1929-1930年上海《民国日报》就连续报道了10多起地方军政人员摧残党务的事件。1929年,驻江苏东海县独立第四旅旅长谭曙卿擅捕该县党部执委,并将其中2人枪杀。这一事件激起全国各省市县党部的共愤。他们一致要求严惩凶手,提高党权。但蒋介石始则漠视,继又将凶手释放,地方党务人员感到心寒气短,有的质问:“岂有鸟尽弓藏之意,不复使有党之存在耶?”有的深叹:“党务工作人员竟不能与一般民众同受司法上之保障,以此言党,党当痛哭!长此以往,若不设法制止,则党务工作人员势必人人自危……瞻念前途,不寒而栗!”[73]在地方党务人员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中央不得不下令地方政府和军队必须保证地方党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党务人员竟成为受人轻侮和贱视的可怜角色。

 预备党员制度于1938年废止,前后实行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一制度仿自俄共,但与俄共相比,国民党的入党条件仍甚宽松。如俄共针对不同阶级的入党对象,规定不同的入党介绍人和预备训练期。而战前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仅在入党程序上多一道手续而已。

随着地方党部在地方党政冲突中的弱势和败挫,地方党权日趋低落。党治在地方层级运作中的困境,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国民党党权向地方社会的扩张和渗透,自然也制约了国民党党治的深度和力度。

按理,作为一个掌控丰富政治资源的执政党,在入党限制不严的情况下,其组织规模会急速膨胀。而战前国民党除有名无实的军人党员与年俱增外,普通党员规模一直处于低幅滞长状态。1932年以后,国民党中央一再训令各省市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并按各省市人口和环境,规定应征党员数量指标,严饬各地方党部加紧努力不得怠忽。尽管所定指标不高,但各省市均未能按期如数完成中央下达的征求任务。如规定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北、南京、上海、北平等省市各应征3万人,河南、陕西各应征2万人,山东应征4万人,天津应征2.6万人。但直至1936年底,上述各省市均未完成指标。[42]上海市党部为了广征党员,曾发表“告同志同胞书”,内称:“以本市而论,人口300万中,党员仅1万余人,约占全市人口三百分之一。以此少数之党员,领导漫无组织之群众,完成其偌大之使命,虽纵有三头六臂,恐亦难以奏效。事理至明,无庸讳言!且新陈代谢,庶万物能生灭不息,此项公律亦可适用于党之组织,若听任老分子之日渐淘汰,而无新分子加以补充,则数十年后党将不党,遑论事业,遑论革命!……经本会规定,每一同志须于本年9月以前,负责介绍新党员3人,以符3万人之预定数。望我同志即在本人之事业中、交游中、团体中、机关中、家庭中、亲友中,多方物色优秀分子,竭诚揽其加入本党。”[43]从这些广告式的话语中,不难觉察当时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中,市民群众加入国民党的热情并不高,以至于市党部为了完成征求指标而不得不采取某些类似摊派的措施。

三、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

战前国民党员数量的低幅增长,至少与两个因素紧密相关:一是党组织松弛涣散,二是党与民众相疏离。由于党组织涣散无力,便不能有效地通过各级组织管道,自下而上大规模地吸纳新生力量。如1936年国民党中央在给地方党部的训令中指出:“各地党部办理党员之征求与晋升手续诸多迟缓,往往申请入党经年,尚未领得预备党证,或预备期满已久,尚未晋为正式党员;……向地方申请入党者积年累月,尚不能得一预备党证”。[44];而党与民众相疏离,则民众对党失去信仰,党对民众失去吸引力。党的组织来源因之枯竭。

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是衡量一个执政党党治力度的又一重要指标。在党治政权下,执政党常以官位和政治录用的优先性来吸引党徒,扩张党势,并通过党员对政治资源的占有,强化执政党的统治地位。

战前国民党的地方党组织建设滞后于地方政权的建设。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的第6个年头,仍只有不到40%的省份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不到17%的县成立了正式的县党部。即使在国民党党务基础较好的长江中下游省份,县党部亦未能普遍建立。据1933年底的统计,江、浙、湘、鄂4省分别只有73%、69%、54%、42%的县正式成立了县级党部[45]。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不见党组织和党员的踪影。如1931年程天放在考察河南省国民党党务后指出:“河南全省党员总数,在1928年总登记时只有8000人,经过18、19两年的变乱,淘汰了许多,现在只有6000余人……党员不但数量少,并且往往集中在县城内,有许多县分,乡村里面一个党员都没有。”[46]这种情形不独河南一省为然。从各省市国民党党员与人口比例观之,除南京、汉口、上海、北平、广东、浙江等省市低于1∶1000外,江西、广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都在1∶1000以上,江苏、河北、四川、安徽等省则在1∶2000以上,山东、陕西等省则平均5000-9000人中才有一名国民党员。这些为数不多的党员主要集中于城市,“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党的踪迹。”[47]战前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未深入到县以下乡村社会。

1926年,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呈请中政会,要求“非本党党员不得在行政机关服务”,希图以法律形式确保国民党党员对政治资源的全面垄断。当时国民政府虽担心“恐开以入党为终南捷径之嫌”,但仍通令各机关,“文职委任以上,武职尉官以上,应以本党党员为准”[74]。委任和尉官分别为当时文武官员的最低层级,故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从制度上确立了党籍作为入仕从政的先决条件。它意味着在国民党控制的地盘内,凡想从政做官者,必须先加入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首开入党做官的先河。不过,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是否实际垄断了其辖区内的所有政治资源,因资料所限,尚不甚明了。

战前各省市国民党员与人口比例

南京政权建立后,一时间党焰薰天,国民党党员要求垄断政治资源的呼声一度非常强烈。他们一再要求国民党中央严格限制非党员入仕。当时,全国各地党部纷纷提出要求限制非党员从政的提案。如有的主张“各级政务官不得以非党员充任,事务官亦尽先用党员”;有的提议全国各种官职均以明了主义之党员同志充任,非党员绝对不用[75];还有的对孙中山“以党治国”的遗训重新加以阐释。如南京市党部宣称:“属会以为以党治国,即以‘党’治国,所谓‘党’者,包涵主义、党部、与党员而言。申言之,即以三民主义之信徒,所组织之中国国民党之各级党部,指挥监督各级行政机关,以执行本党之政纲及一切决议案也。……实行主义,必先了解主义,而了解主义者,必为党员。若了解主义而不为党员,则为有知识而无信仰之投机份子”[76]。他们振振有词地声称:党员治国与党义治国并不矛盾。

省市别

党员与人口比

省市别

党员与人口比

南 京

汉 口

上 海

北 平

广 东

浙 江

江 西

广 西

福 建

1∶59

1∶186

1∶510

1∶664

1∶417

1∶722

1∶1005

1∶1098

1∶1288

山 西

河 南

湖 南

湖 北

江 苏

河 北

四 川

安 徽

山 东

1∶1288

1∶1321

1∶1429

1∶1775

1∶2199

1∶2280

1∶2611

1∶2786

1∶5119

国民党中央对地方党部和党人要求垄断政治资源的呼声持慎重保留的态度。1927年5月16日,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曾颁发一道训令:“政府用人,在不妨碍党权范围以内,不拘有无党籍,选择录用,俾所学所用,各效其长,则人无弃才,政可具举”[77]。此训令实际打破了广州国民政府的前述规定。

资料来源:各省市人口数引自《申报年鉴》,第B87—89页;各省市党员人数引自《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608页附表。

1929年,南京市党部提出“用人先尽党员任用,裁员先尽非党员裁减”。国民党中央批示:“如党员与非党员能力相等,应照所拟办理”[78]。这表明国民党中央虽规定了党员享有优先入仕的特权,但同时也附加以“能力相等”为前提,没有接受地方党部提出的无条件优先的建议。同年,国民党中常会又决议:“在训政时期,各级政务官之人选,应以中国国民党党员为限”[79]。据当时对政务官的界定,大致包括国民政府委员、五院院长、副院长及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各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厅长、各特别市市长、驻外大使、特使、公使及特任特派官吏等。除此之外,大多数事务官的资格并未规定以党员为限。

战前已成立县党部的地区,其组织运作情形如何?据1930年江苏省党部的调查,“各县党部不健全者甚多,委员与委员冲突,下级与上级反对,政府与党部倾轧,纠纷叠起,怪象百出”。全省各县党务分为两类情形:一类是“可工作而不工作”;一类是“要工作而不能工作”,结果是“无一好好做工作的县党部”。[48]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中亦谈到,江苏省不仅省党部派系斗争激烈,各县党务亦时起纠纷,党员党籍十分混乱。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训令江苏各县党部一度停业整饬[49]。

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又议决:行政院各部长人选,采用人材主义,不限定国民党员[80]。行政院各部部长属于政务官。此一决议又似乎打破了前此所颁政务官必须以党员为限的规定。

在安徽,一些县党部空有招牌,并无实际活动。1935年,中央政治学校学生陈少书在安徽实习调查时发现,安徽各县党务,以经费关系,许多县份均在紧缩中。县党部只设干事、书记各1人。如当涂县党部干事还不是专职,党部平时无人办公。[50]

再观这个时期公布的公务员任用法,简任、荐任、委任三级公务员任用资格,每级各有五项,具备其中一项即可。五项资格中党籍居其一,即“致力革命”10年、7年、5年者,可分别出任简任、荐任、委任各职。由此而观,党籍是入仕条件之一,但不是必要条件。

江西是国共两党武力对峙的核心地区。蒋介石希望该省各县党组织能积极配合他“剿共”,然而,蒋在1933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谈到:“现在江西各县的党务,我看就太幼稚,太不行了,不仅是不能做什么实际工作,协助剿匪,就是连贴标语的工作也都不会!”[51]

大体上,战前国民党中央和省级政权的关键性职位基本上由国民党党员控制,但似乎没有完全做到政务官以党员为限的规定。据何廉回忆,他于1936年进入南京政府时,政府中党员占多数,但非党人员也不少。如行政院秘书长、政务处长、外交部一位次长、实业部部长和一位次长、铁道部部长等均不是国民党党员[81]。何廉本人在南京政府任职多年,始终未加入国民党。在地方大员中,先当官后入党者亦不乏其例。1935年,湖北省民政厅厅长孟广澎不是党员。由于孟是政学系分子,CC系控制的湖北省党部为了攻击孟,乃以政务官非党员不能充任为由,要求行政院免去孟的民政厅长职务。其结果,孟由张群和另一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加入了国民党[82]。吴鼎昌于1937年11月出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时,亦非国民党党员,入党是在他当上省主席以后的事[83]。黄郛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84],并未妨碍他的显赫仕途。

在那些处于半控制或只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的边缘省区,国民党的组织基础自然更为空虚。在这些省区,地方实力派抵制和抗拒南京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扩张和渗透,有的明令禁止国民党党部组织在其控制区域合法存在;有的表面上允许国民党在其省区建立党部组织,而暗地里严加防范;还有的地方实力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发展忠于自己的组织力量。

检阅战前各级政府公务员的党籍比例,可以进一步了解国民党党员对政治资源的实际控制程度。战前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公务员中,特任和简任级有党籍的约占一半。特任和简任官多属政务官,由此亦可见政务官以国民党党员为限的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同期中央机关荐任和委任级公务员中,有党籍者约占20-40%。总计中央政府机关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所占的比例,1929年时为36%,1933年时降至22%,1939年上升到45%[85]。对一个一党独裁的政权来说,这一比例并不显著。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与南京中央围绕什么时间建党、如何建党以及由谁来建党等问题,展开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颉颃和较量。张学良最初试图抵制、拖延,继而又力图将建党权和党部领导权掌控在东北集团之手,最终使东北国民党组织实际处于空洞化和停滞化状态[52]。

在地方一级公务员中,除行政主管官员中党员所占比例较高外,一般公务员中党员比例甚低。南京、上海是战前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1929-1930年,两市政府机关公务员中,党员仅占10-17%[86]。县政府机关党员则更少。故当时国民党中央认为:“现在政府机关服务人员多非本党党员”[87]。国民党党报对此更深有感慨地说:“在党治下之政治机关,党员人数如此少数,实有失党治之精神”[88]。

在山西,自1930年蒋、阎、冯大战以后,山西省党部撤离太原约一年之久。其后,以CC派为代表的山西省党部一度在太原恢复活动。但1931年底省党部因镇压学生抗日运动激起公愤而再度关门。阎锡山趁机抵制南京中央CC系省党部再回太原。从此,山西境内没有国民党的公开组织活动,直到抗战中期,国民党中央与阎锡山达成初步谅解后,山西省党部才又恢复[53]。

总之,战前国民党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尚未达到独占垄断的程度。那时事务官有无国民党党籍,固无关紧要;即使在政务官中,非党员亦占有相当的比例。论者有谓国民党籍是供职国民政府机构的先决条件[89]。这一说法显与事实不尽相符。

国民党在山东的遭遇也大致相似。韩复榘为了发泄对南京中央的不满,曾于1932年前后将国民党山东省党务负责人加以逮捕。1935年山东黄河发生水灾,韩复榘趁机将全省73万党费移作赈灾,并下令停止各县国民党党务活动。南京中央所委派的省党部被迫转入地下。直到抗战爆发,韩复榘被蒋处死后,山东省党务才恢复活动[54]。国民党在东北和华北的地方组织活动,除受到地方实力派的抵制和排拒外,亦受到日本侵华势力的打压。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和1935年何梅协定以后的华北,国民党组织几乎销声匿迹。

国民党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有限控制,与其人事制度不健全有密切关系。南京政府虽然设有考试院,但其实际职能有限。政务官既不归其任命,事务官也绝大多数未归其选拔。实际人事权力分掌于各部门和各机关主管之手。政府各机关用人实行长官负责制(或可称为长官承包制)。长官对其下属任意辟用,任意罢免,悉视其个人好恶以及亲疏远近而定。用人既乏规制可循,职位更无一定保障。时称“更换一次首长,荐信三尺,带员数十,赶走一半”[90],即为写照。在这种情形下,即使规定“用人先用党员,裁人先裁非党员”,在实际运作中并不能切实做到。因为各机关长官用人时,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对谋职谋位者而言,关键是有无奥援,有无背景,至于党籍有无,实无关宏旨。

与东北与华北相比,西南的情形略有不同。在1936年以前,两广一直与南京中央处于分立割据状态,不仅政务上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自树一帜,党务上亦建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自征党员,自成一系,不受南京中央党部的统属和节制。广西还另外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组织,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后改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别任会长和副会长,亦以民主集权制为组织原则,以分部为分支机构,以小组为基层组织[55]。胡汉民则于1932年5、6月间成立了一个名为“新国民党”的秘密政党组织。胡自任主席,邹鲁任书记长,并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和地方组织[56]。在秘密的“革命同志会”、“新国民党”和公开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明暗配合下,两广对南京国民党中央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反制体系。战前两广国民党党员虽占国民党员总数的1/3,但在1936年以前,南京中央对西南国民党党务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如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的组织工作报告中即提到:“广西党务,停顿已久,其进行情况,向无呈报,省党部负责人员,亦无从查考。”[57]

官常失范,必然导致党纪失滥和党德败坏。自清末废科举后,旧的官僚选拔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政治录用制度一直未能建立。作为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本可通过严格的党员选拔机制,将切实认奉其意识形态的党员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政府机关的官员,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录用体制。但国民党未能做到这一点。在那时,想捞一张党票易如反掌。在官场,党籍有无,并不怎么为人看重。国民党中央曾经下令:“凡在军政各机关服务人员,虽非入党,一律以党员论”[91]。既然党籍不是入仕的先决条件,而入仕后非党员亦以党员论,党员在政治地位和晋升机会上,比非党员并无明显的或潜在的优越性。对普通党员而言,党籍并不能带给他们多大实际好处。党员既无政治内幕的知悉权,更无政治决策的参与权。赖琏在1936年国民党“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颇以为可以参与中央的内政外交决策,结果除了参加几个不重要的会议外,连比较重要一点的政治消息也只能依靠每天看报纸才能获得[92]。中委尚且如此,普通党员更可想而知。

党员数量和地域分布的局限性,以及地方组织基础的脆弱性,均显示出战前国民党是一个“党力”十分衰微软弱的执政党,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

入党既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党票贬值乃势所必然。随着党票的贬值,党组织对党员的吸引力和约束力,以及党员对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大为消减。1927年以后,国民党的追随者大多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党票若不能带给他们实际的好处,党籍也就变得无足轻重。加之各级党部不能干涉各级行政机关的人事任免,党组织对从政党员完全没有约束力。对从政党员来说,掌握他们政治前程的是所在机关的顶头上司,而不是党组织。即使受到党纪处分,也不影响其在政府机关的升黜任免。在这种情况下,党纪自然无法有效地执行。其时国民党党内即有人指出:“现在本党的党员,除了死刑而外,甚么都不怕,……至于开除党籍,更是毫不在念,因为不但开除和恢复是一套骗人的把戏,就算根本开除,也不见有如何的损失”[93]。国民党组织的松弛涣散,其政治录用机制的缺陷亦是一个重要导因。

三、战前国民党员的社会构成

四、结论

在西方议会政党体系中,党员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引人注目。党员除在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张选票外,并无其他特别的权利和义务。选民对党籍并不看重。政党发展党员的目的,也主要是多拉选票,扩大影响,故对发展党员一般没有严格的标准和手续。如美国两大政党的大多数党员都是不固定的,也没有履行过任何手续。普通选民只要在选举时投某党的票,即被认为属于某党的党员。故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政党的成员大多是政党认同者,而不是真正隶属和忠于某党的党员。仅从党员的社会构成上很难判断某个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故一般西方政党政治的研究者不太注重对党员群体的研究[58]。

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与中央上层呈现出判然不同的风貌。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分别自成系统,自上而下,双轨并行,互不统属。党管党,政管政,党政分离。形式上,党政之间分工明确,平等制衡,互相监督,似不失为一种较理想的地方政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势资源互不相让,时起冲突。在这场权力竞争中,因国民党中央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给地方政府主控,地方政治的重心在政不在党。地方党部被置于次要和无足轻重的地位,最终沦为地方政府的附庸。按理,党部可以通过管理从政党员去制约和监督政府,但国民党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党组织对党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从政党员睥睨党部,睥睨组织,甚至视党部为赘瘤。党权在地方政权中因无所寄托而日趋弱化。

中国国民党则不同,其组织体制借鉴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在革命党的政治文化中,党要求党员在普通民众中起先锋和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民众接受党的意识形态,驯服于党的领导。如国民党声称其党员是“训育”民众的“保姆”,其党歌歌词中亦要求党员“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国民党“党员手则”更要求其党员大要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小要讲“礼节”、“服从”、“勤俭”、“整洁”,还要懂得助人为乐、持之以恒以及学问济世等道理[59]。此外,各个时期还具体规定党员对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如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15种不同职业的党员分别规定其对党应负的责任,要求党员在各界群众中成为核心[60]。故在法理上,国民党对其党员寄予了甚高的期望,有别于西方议会政党对其党员的低要求。

国民党本来仿效苏俄党治模式,但苏俄党治自上而下贯彻到底,党权真正高于一切。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地方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之间在体制上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亦曾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试验。在取得政权之初,苏维埃政权网络几乎取代了党的组织网络,党机器一度趋于衰退。但1919年后,俄共重新调整地方党政关系体制,决定在地方一级,党对政府处于指导和监督地位。到1921年,地方党委会的书记已替代苏维埃主席成为地方上的最主要官员。从此,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党权对政权均处于绝对领导地位[94]。而国民党没有完全师承苏联的党政关系模式,尽管在名义上亦号称“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但在实践中,并非所有各级党部都在其相应级别上充当领导角色。党控制政府决策过程的程度随级别不同而呈现出较大差异。在中央一级,党的精英不仅垄断了决策权,也垄断了执行其决策的党、政、军权力体系内的关键职位;而在地方层级中,党的机关不能直接干预行政,更不能直接将他们的指令传达给政府部门去执行。党只管党,党的机关只负责党内组织事务,而且行政机关的党员干部往往不受党组织的约束,由此一来,党部无法透过从政党员贯彻党的指示。党治在地方层级逐渐沦为一种虚拟状态。

由于国民党自称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同时又要求其党员作全民的“前锋”,故在党员吸收上,一方面表示不偏重某一阶级,另一方面又特别注意吸纳和网罗社会各界的“精英”和权势人物。如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省市党部,规定下列6项人员无论对“党国”有无贡献,均可免除预备党员程序迳升为正式党员:各级学校校长和职员;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包括区长、乡镇长及保甲长;公民训练中的各级干部;各类党政训练班的学员;各社会公益团体的负责人;各职业团体的负责人[61]。这意味着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网罗原有的社会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后,达到渗透和控制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目的。

战前国民党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有限控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党治的脆弱性。1927年后,国民党形式上执掌全国政权,实行一党专政,但此时的国民党实际上并不具备高度党治的自身实力和社会条件。1929年,国民党普通党员仅27万余人,到1937年,亦不过52万余人。这几十万党员即使全部转化为官僚行政人员,也难以对数亿人口的大国实行高度党治。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了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到抗战前夕,它已能对25%的地区和66%的人口实行统治[95]。但这种统治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权的组织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的政治文化得以在南京政权中延续下来,形式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党治政权,实际上党权根本没有触动既有的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战前国民党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有限控制,正是国民党党治脆弱性的表现。

战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主要来自城市知识界和政界。知识界主要有教师、青年学生和自由职业者。这三类党员合计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总数的1/3以上。政界主要指党政机关人员。这一部分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的1/4~1/5。这个时期国民党员的职业构成,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从部分省市的党员统计数字看,战前国民党员的职业构成与北伐时期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有二:一是知识界党员中,教师占有较大的比例,而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如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湖南、河南、山东等省国民党员中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0%、70%和40%,到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时,三省学生党员的比例分别降至14%、19%和14%[62]。1934年,湖南国民党党员中学生比例更降至7.5%。北伐时期青年学生争相加入国民党的情景不复再现,表明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对那些富有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已失去了吸引力。这个时期教师党员的增加,可能大多出于谋职的现实考虑。因为在教育“党化”的口号下,一些地方限制非党员从事教职,或强制教师集体入党。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因不允许其他政党与之分享政治资源。故人们称之为一党独裁政权。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认知中,一党独裁政权属于极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列。事实上,一党独裁政权亦有强弱之分。独裁政党须具备独裁的主客观条件。有的独裁政党具有高效严密的组织系统,并能将其组织触角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一个全能主义的具有高度独占性和封闭性的政治霸权秩序;也有的独裁政党主客观条件不够充分,最终只能建立一个相对弱势的党治国家秩序。国民党当属于后者。

二是政界党员比例明显增加,而农工党员比例明显下降。如广州市在国民党“二大”时,工人党员占60%,政界党员占10%,到国民党“三大”时,工人党员降至16%,而政界党员则上升至46%。广东省国民党员比例在1926年10月统计时,农民约占40%,学生和工人各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军、政及自由职业者甚少;到1929年3月统计时,农民占17%,工人占11%,学生占9%,商人占12%,教师占11%,党政军警占16%,其余及不详占24%[63]。

(原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春季号)

党员官僚化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会出现的现象。而农工党员比例的骤减,则是国民党清共以后与农工乖离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战前国民党官方统计中的农工党员,已不是北伐时期“扶助农工”概念中的“农工”。这个时期国民党所称的“农”和“工”,既不是阶级阶层的分野,也不完全是职业的分野,而是以生活和工作的地域场所来划分的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如“农界”、“农业”的分类中,既包括地主,也包括小农(佃农、雇农、自耕农等);“工界”、“工业”的分类中,既包括资本家,也包括工人。以江西为例,1934年该省国民党党员分类统计中,“农业”党员共计900人,其中“业主”668人,“助理人”157人,“雇工”75人;“工业”党员共计56人,其中“厂主”27人,“职员”29人[64]。这意味着该省战前党员中,真正的农民和工人甚少。


据1934年中共党员成份统计,农民占87%,工人占5.8%[65],与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判然有别。中共主要以社会底层民众为政治动员对象,而国民党则以社会中上层“精英”为基本组织力量。这一点从战前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亦反映出来。大约有近一半的党员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近40%的党员受过初等和私塾教育,未受过教育的党员不到10%。以30年代华中地区的经济和教育水平为例:家有良田30亩,才能供给两个子弟入小学;家有良田50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200亩以上,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读初中[66]。以此衡量,国民党党员大多数是家有恒产、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以上社会阶层。

[①] 以往研究所见相关论文主要有郑祖安:《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政府横向关系初探》,《学术月刊》1994年第3期。钟声、唐森树:《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地方党政关系》,《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的地方党政纠纷》,《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通过科举等政治吸纳机制将绝大多数读书人紧紧地吸附和控制于体制之内。只有极少数落第失意者隐逸民间,漂游于体制之外,很难形成群体性的反体制力量。科举制度废除后,新知识分子已不象传统士大夫阶层那样有着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认同和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职业取向。读书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再天然地融附于政权体制之内,而裂变和分离出一大批体制外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国民党从同盟会至1927年以前,其主体即是一批反抗现存政治体制的知识分子。北伐完成后,国民党由一个反抗现存体制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代表现存体制的执政党。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依其政治取向,依然可以划分为现存体制的支撑群体、反对现存体制的对立群体以及与现存体制保持距离的中立群体。国民党虽然吸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其政权体制之内,而游离于国民党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仍占大多数。

[②] 地方实力派控制下的“边缘”省区的党政关系将另文探讨。

战前国民党员的职业构成

[③] [日]深町英夫:《改组前后中国国民党的基层组织》,《近代中国》第129期, 1999年2月。

年度

职业

1929

1931

1932

1932

1933

1933

1934

10.4

17.8

20.9

0.2

6.5

14.3

8.1

7.3

2.6

1.2

0.4

3.4

1.6

3.2

8.3

15.2

5.2

2.5

15.5

11.2

5.4

公务

19.8

17.1

15.8

51.9

23.7

27.8

17.4

学生

10.5

5.8

6.0

17.4

5.1

2.4

7.5

教育

21.3

32.4

31.8

24.8

29.4

35.5

自由职业

1.6

0.9

3.4

1.8

2.7

3.6

1.5

失业

0.5

4.3

5.0

5.1

9.7

8.4

其他

7.1

8.2

1.7

0.1

5.6

4.6

不明

15.1

9.6

20.5

7.6

8.3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档案史料选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资料出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报告第2类第2号――党员统计》,1930年。《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三届执行委员会报告书》,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1934年,第146页。赵如珩编:《江苏省鉴》,新中国建设学会丛书,1934年,第61-66页。

[⑤]《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档案史料选编》,第546页。

注:“公务”项包括党务、政界、军警;“学生”项有的内含无业。

[⑥]《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档案史料选编》,第547页。

战前国民党员的教育程度

[⑦] 陈惠芬:《北伐时期的政治分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纠葛》,《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4期,1996年6月。

年度

教育水平

1929

1932

1934

1936

留学/大学

专科教育

中等教育

小学教育

私 塾

未受教育

不 详

7.3

19.4

19.4

20.9

14.2

7.5

10.9

3.6

6.4

23.7

27.2

14.3

21.4

3.3

2.7

11.7

31.7

26.7

12.7

6.5

7.2

2.8

9.4

24.4

31.5

22.9

5.6

3.3

[⑧] 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332-334页。

资料来源:《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751页;《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员统计报告》,湖北省档案馆藏,LS66/2/60/3;《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江西省执委会1934年刊印,第18页;《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概况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22/677。

[⑨] 曾成贵:《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略史》,载陈本立主编《湖北历史文化论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四、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

[⑩]《中国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对湖北省政府成立训令》,1927年4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

北伐时期国民党虽不如共产党激进,却仍称得上是一个富有奋斗精神的革命党。有理想有志向的知识青年群相涌入。胡适即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67]胡适所称的“全国多数”,当主要指知识精英群体。正是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往往被视为“人心所向”的表征。而知识精英中真正倾向国民党的,又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

[11] 《怎样消弭各县的党政纠纷》,《江苏党务周刊》第4期。

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无疑在共产党人心中埋下了刻骨仇恨的种子,也在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投下了恐怖的阴影。不过当时也有象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兼名流学者直接参与了这场清党运动,可能为蒋介石赢得了一定的社会道义基础。胡适谈到,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大学生,非常崇拜蔡元培等学者教授,他们不相信支持南京清党的蔡元培和吴敬恒也会做坏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之际,胡适正由美返国。途经日本时,一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向他询问蒋介石清党真相。胡告之曰:“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举动能得著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68]但胡适的看法,只是清党之际的一种即时性的预测和当下观感,实际上,当时有多少青年学生如胡适所说的那样,因为崇拜蔡元培、吴稚晖而认同蒋介石清党,实很难说。一般知识分子大约极少有不反对的。如号称与吴稚晖有忘年之交的曹聚仁即毫不客气地指责吴氏“助纣为虐”,是“社会革命的叛徒”。一向态度平和的周作人看到许多“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不是死于战场,而是“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亦感到南京新政权与北京旧政权并没有多少不同。胡适本人在明了清党真相之后,对国民党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69]。陈立夫直到晚年还慨叹: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70]

[12] 《崇阳县之最低政纲》、《武昌县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6、11日。

尽管如此,在南京政权建立之初,部分从北洋政权下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号称要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新政权还是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抱负,故而期望国民党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政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曾记录下他当时的感想:“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对我们来说,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71]在那时“北方学统”的知识分子中,怀着与何廉同样感想的也许不在少数。

[13]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2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6年10月,第50页。

但知识界对国民党的期望和好感未能持续多久。1930年5月《北华捷报》有文这样写道:“仅仅在一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存在绝望感,这是最糟糕的现象。”[72]《北华捷报》的看法并非独家之言。下面这段话出自30年代初福建闽侯县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份内部报告。报告坦陈了当时普通民众对国民党观感的变化过程:

[14] 李朴生:《现在本党最重要的问题》,1937年3月10日《广州民国日报》。

闽省自隶党治之初,民众视党如天之骄子,视党员如神圣之不可侵犯,其所以如是者,盖以水深火热之民众,待援之殷,望治之切,视党军如王师,视主义如圭臬,视标语如信符,党军未至,尝有奚为后我之怼,其信仰之深可知矣。惟时过境迁,办理党务者不能奋发有为,遂流于腐化;益以时会所趋,党权不能提高,于是党治渐移为官治,致贪污充斥,民苦难堪,而负有除暴救民之党部负责同志,在此之时,只以息事宁人为口禅,虚与委蛇,徒事敷衍,此民怨沸腾矣。至党员方面,平素久疏训练,对党观念,本已薄弱,况多不能洁身自爱,行动流于恶化,其作奸犯科,如嫖也,赌也,鸦片也,贪污土劣也,溺者无一不尽其极,执是之故,人民对党之信仰,则每况愈下,此不特过去本县如是,即全省各县人民对党之态度莫不皆然。[73]

[15] 《县市党部与县市政府关系》,1927年2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

闽省初隶党治之时的情景,颇能反映中国普通老百姓最初对“党”和“党人”的认知心态:视党义如圭臬,视党军如王师,视党人为天之骄子。然而时过境迁,民众对国民党的热情、信仰和期望很快随着国民党的腐化无能而归于幻灭。国民党人的形象和威望在北伐后短暂的两三年间急转直下。30年代初期国内新闻媒体不乏此类相关报道。如1932年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曰:“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党员未必加增,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而倔强不羁者,或不满现状而去。各地办党务之人,得意者易腐化,失意者易消极。多年之党人风度,能保持者少矣!”[74]《时代公论》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怨人怒,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酒后,大家都是不以国民党为然。”该文作者杨公达以自己在教育界的亲身体验断言:“我敢以历年在教育界的观察说一句:没有一个大学里,有多数的教授和学生,同情于国民党的;没有一个比较努力的国民党同志去做大学校长,学校不发生一个不可收拾的风潮的。”[75]杨公达时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时代公论》的创办人。杨本人此时是否是国民党党员,尚待考,但从其一年之后出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战爆发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等职推测,杨大约可以归属于体制内知识分子之列。杨对国民党的上述感言,显然不是一位反体制知识分子的过激宣传,而象是一位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肺腑诤言。同年,杨还和另外两名作者在《时代公论》上联名发表文章,痛切指陈国民党党员的“四化”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数是腐化,次多数是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说到精锐的党员,直是凤毛麟角,求之不得”;“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各地方实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地说,简直就是深恶痛恨!”[76]

[16]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175页。

北伐时期一度倾向国民党的胡适,此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9月《独立评论》发表胡适一篇题为《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胡在文中总结国民党执政以来四五年的转变说,国民党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的拥戴,但执政后,“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箝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

[17]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第786页;鲁学瀛:《论党政关系》,《行政研究》第2卷第6期,1937年6月。

1933年,《国闻周报》有评论坦白申言:“民众不再掩饰对国民党的厌恶”。[77]1935年《独立评论》刊文批评国民党党工人员素质太低,形象太差,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大多平庸,以至“这几年来,大家对于党部以及党务工作人员,谈起来都有点头痛,嬉笑怒骂之声,时不绝于耳鼓,冷嘲热讽之词,常流露于报端。”[78]蒋廷黻更将国民党与德国国社党进行比较,认为国民党与国社党的党治理论和组织体制都是抄袭苏俄的,但两党在精神上及力量上简直有天壤之别。“在德国,国社党是个大有力的发动机,在我们这里,国民党的党员都不好意思公开的承认自己是党员。”[79]

[18] 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胡汉民言论集》第2集,三民公司1928年版,第6-7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蒋介石亦毫不掩饰其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懊恼。从30年代初开始,蒋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接二连三地对国民党党人和党务进行严厉的批评。1930年10月,蒋在一次讲演中谈到:“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的党员,就是类似一个特殊阶级……特殊阶级是没有一个不讨厌,不排斥的”;“讲得不好,就是如同军阀一样,再讲不好一点,就是如同乡下劣绅一样”;“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会,一般对于我们党部党员的影响印象,均是非常不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词讼的贪污纳贿的事情”;“现在一班社会人士看见我们党部所在的地方,若同从前看见旗下满人一样。”[80]蒋在另一场合更直截了当地说:“就党外一般人士,尤其是各党各派对于我们的观感来说,他们看我们党部就是衙门,看我们党部委员就是官僚,看我们一般党员当作特殊阶级,甚至视同亡清时代的旗下人。”“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81]

[19]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3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6页。

这种直露坦率的批评并非蒋偶尔发出的感慨。查阅30年代蒋的相关文集,类似的言论屡见不鲜,而且批评的语调有日趋严厉之势。1932年蒋介石甚至申言:“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82]1933年蒋进一步指责党已经“破碎”、“无能”、“失信用”。[83]他举江西为例:“江西各县的一般党员,因为一方面极其幼稚,一方面又领导无方,不仅是不能实际协助剿匪,正如现在各地方的警察一样,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不仅不足以为一般国民的模范,来指导并感化一般的人民,且本身就立不象立,行不象行……”[84]蒋介石这些措词严厉的训话,也许含有激励国民党人奋发自励的良苦用心,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组织危机的严重性和国民党员社会形象的恶劣程度。

[20] 《指令浙江省执行委员会》,《中央党务月刊》第16期,1929年10月;《支那中央政况关系杂纂――国民党关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卷号:A/6/1/1/2/2。

蒋认为在北伐军事胜利以后,国民党又重蹈了辛亥革命的覆辙。他指责国民党人不仅没有负起革命的责任,相反在执掌政权后,“因循弛懈,蔑视党纪”的积弊重新暴露出来。党丧失了革命精神,不成其为一个革命党。蒋为此深怀忧虑,并一再提请国民党人注意。1935年蒋在国民党五大闭幕后的一次讲话中,再次痛切地指出:

[21]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分区视察办法》,《中央党务月刊》第30期,1931年1月。

外国有革命党,我们中国也有革命党;何以外国的革命党能够建国,能够成大功;我们有革命党,国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般党员办事不负责任,没有精神,不能自动努力来研究改善与创造一切以报效党国……现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果本党不能及时振作,领导全国国民起来共同救国,我敢说党和国家决不能再苟安三四年!眼看人家就要来摇动我们党国的基础!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要灭亡![85]

[22] 《党务消息》,1929年1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

在蒋介石痛切谴责国民党的同时,另一位国民党领袖胡汉民亦持有大致一致的看法。1930年,胡汉民尖锐地批评基层党部不愿做实事,更不愿与民众接近。“许多党部都不知向下层去做工作,却只会向上面拱,只对上级党部上条陈、下批评,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而对于自己应该向人民方面做的工作,却不知考察,不知注重”。“所谓‘到民间去’在党员已成了一句空话。”[86]胡在1931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声称:“目前我们党的生气,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销沉了。”“很多人说国民党从前固凶,现在更凶了。何以呢?因为从前国民党包办一切,不许人家来染指,现在则包而不办,形成一个特殊阶级。这几句话,很显出了国民党员不能深入民众,并已经丧失了革命精神的意义。”[87]

[23] 《市党部监督市政府办法》,1930年3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

 胡和蒋一样,对国民党党部和党员指责最多的,就是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在胡和蒋的理想中,党部和党员应该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能协助政府推行政令,教导和训练民众;另一方面能将下层民众的意见和不满上达给政府。胡、蒋期望于地方党部和党员所担当的,正是传统士绅所扮演的“通官民之邮”的中介角色。国民党中央规定,下级党部不必要挂出什么招牌来,表明那里是党部,以免教人民看到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而不愿和它接近[88]。各级党务人员不归入公务员系列,其官俸不称官俸而称作“生活费”,其官等亦区别于普通公务员,不分特、简、荐、委,而称首长、处长、科长、干事[89]。凡此,皆有意淡化党务人员的官僚色彩,希望将国民党党员塑造成为民间精英的角色。

[24]《解释以党治国之意义并确定以党治国之方式案》;彭学沛:《党和政府的关系》;《训政时期党与政府工作之规定案》,分别见《中央日报》1928年7月31日、8月6、10日。《指令浙江省执行委员会》,《中央党务月刊》第55期,1933年2月。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第32-33页。

但是,胡汉民看到“全国各地的党部确能竭尽职守的很不多见”,“省市以下的党部差不多都不见有何积极的效能,尤其是不能做到两句话:接近人民,领导人民”;“人民对党不但不欢迎,不感觉需要,反而嫌多。”[90] 1931年陈肇英在视察福建省党务时,发现地方党部与民众格格不入,而外来教会组织却颇能赢得民众的信仰。陈认为其原因很简单,即教会为民众排忧解难,地方上某家某团体出了事,教会中人就会去排解,此外如修桥补路,举办各种慈善事业等,扮演了传统士绅所担当的角色,而地方党部和党员则不肯为[91]。

[25] 孙科:《办党的错误和纠正》,《中央党务月刊》第29期,1930年12月。

国民党中央对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期望本身就不切实际。以城市为中心,以知识分子和官僚为主体的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农村基层社会。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民间去,而基层党员则将办党当作往上爬的阶梯。战前农村党员本来很少,而这些“少数在农村作事的党员,从他入党起,有许多人便是想把入党作成到城中来找差事的一个工具。因此,一个原来在乡村很纯良的知识分子,他不加入党,还能在乡村安心工作,一入党后便常常梦想到那高高在城市中的县党部、省党部,以及中央党部去工作,或者希望他的上级党部能因为同志的关系,而在城市的机关中介绍相当的位置。”这样“不惟很难形成党在农村中细胞的发展,并且增加城市知识分子过剩的严重性。”[92]换言之,地方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触角,却为地方“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30年,江苏省党部调查各县党部工作情形时发现:“各县同志在省会逗留者有五六十人。此五六十人之中,皆为各县负责党务工作之同志,今竟有随意离职,不守纪律,放弃责任之情形。”当时江苏共有60个县,几乎每个县党部均有人借故勾留省城,为个人仕途寻找晋升机会[93]。

[26] 蒋介石:《党政须团结一致革命方能成功》,《中央周报》第38期,1929年2月。

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余英时曾在《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自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北伐以后,社会上有‘党棍子’的新名词流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名词在无意中说明了国民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94]余英时进一步将“光棍”解释为缺少知识的流氓地痞,并将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称作“边缘人集团”。如果仅从教育程度而言,战前国民党并非流氓地痞集团。但是,随着知识分子城市化,即使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基层干部“光棍化”现象。其时,国民党的中央和省市级的干部职员,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95],但在县党部以下,“光棍”的成份越来越大。一方面,城市党员不愿到县以下基层党部去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也不重视对基层党务人才的培养,加之基层党部权力小、待遇差,几乎成为被人才遗弃的角落。“党部不选用人才,什么人都可以办党,没有能力的党员都收容到党部里来了。”[96]就教育程度而言,省党部委员的素质一般不如省政府委员高;县党部委员的学历往往低于县长。故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97]。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一个开口“三民主义”,闭口“本党”的职业“党棍”群体由此而起。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的朱家骅曾为这一群体作过界定:第一,靠党过生活。第二,依党做护符。第三,藉党争权利。[98]

[27] 厦门领事给外务大臣的报告(昭和5年11月12日),见《支那中央政况关系杂纂――国民党关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卷号:A/6/1/1/2/2。

很显然,基层“党棍”群体的崛起,与国民党中央所期望于党员的民间精英角色,完全背道而驰。党部与党员不仅失去民众的信仰,甚至遭到地方政府人员的蔑视。曾养甫在考察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党务时发现:“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99]党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充当了一个与官争权,与民攘利的角色。

[28] 蒋介石:《在浙省党部对党政人员之训词》,1931年4月17日《大公报》。

面对清党反共和执掌全国政权后所发生的严重腐化和蜕变,亦有少数国民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任凭党员腐化到了快要出虫,党员反动到了公然杀人打劫,党之名誉与党之威信被地方父老一般民众唾弃得不成样子……无怪现在一般青年同志,受此种严重之教训,莫不灰心短气,群趋于消极沉闷悲哀之一途……青年志气之颓废与堕落,亦殆未有甚于此时者,其有意志更横决,信仰不坚定者,则且相顾而之他。”有的更愤激地声称:“如果说如此便是革命,谁不愿反革命!如果说如此便是国民党,谁不愿退出国民党!”[100]

[29] 汪精卫:《党治之意义》,《三民半月刊》第3卷第12期,1930年2月。

这些言论,多出自当时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的报道。这些报道清楚地反映出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已蜕变腐化到了何等程度。当时民众毫不隐讳地表示对国民党的极端厌恶。在当时老百姓眼中,“有党就有事,没党就没事”。[101]“党”成了争权夺利和惹事生非的代名词,也成了丛集人们厌恶、痛恨、谴责和嬉笑怒骂的众矢之的。

[30]《指令浙江省执行委员会》、《指令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函浙江省执行委员会》、《指令河北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分别见《中央党务月刊》第15、16、48期,1929年9月、10月、1932年7月;《浙省划清党政界限》,1928年5月9日《中央日报》;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第33-34页。

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有助于我们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失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只是这个弊病深重的政权并未在战前即土崩瓦解,而仍苟延残喘相当时日。也许,从失民心到失天下,亦有一个需要若干时日的过程。

[3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年鉴》,第465-466页。

(原文刊发于《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32] 参见《上海市年鉴》,“党务”篇。


[33] 另外两点为“军队除国防及剿匪外,决不用于内战”和“绝对制止示威游行、群众大会与政治罢工”,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纪录》,1928年9月,第162-163页。

[1] 对清党与战前国民党组织的相关研究,可参阅以下论著: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11卷第1期,台北,2000年3月;易劳逸:《流产的革命》,陈谦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齐锡生:《国民党的性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党――1929年の三全大会を中心に》,《アジア研究》第31卷第1号,1984年4月;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党员构成的特征和变化》,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南京,2000年9月。

[34] 《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2] 张国焘:《我的回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

[35] 蒋介石:《党员的责任和地位与组织纪律之重要性》,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518页。

[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07页。

[36] 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558页。

[4]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97-98页。

[37] 参见孙中山:《国民党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孙中山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3-464页。

[5] 《国共合作清党运动及工农运动文钞》,日本东洋文库缩微胶卷。

[38] 引自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读蒋介石》,《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及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6年编印,第37页。

[6]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04页。

[39] 《中国国民党年鉴》,第747、756-757页。

[7] 参见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

[40] 蒋介石:《党政须团结一致革命方能成功》,《中央周报》第38期。

[8] 《苏省党部宣传部昨发表清党二周年纪念宣传大纲》,1929年4月13日《中央日报》。

[41]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第512页。

[9] 《罗贡华自述被捕的经过》,1928的3月28日《中央日报》。

[42] 《浙江党务指委会对五次全会的建议》,1928年8月3日《中央日报》。

[10] 《中央最近处分党员案》,1929年6月22日《中央日报》。

[43] 参见郑康模《浙江二五减租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时期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5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美]盖斯白著、徐有威译《从冲突到沉寂:1927-1937年间江苏省国民党》,《史林》1993年第2期;[日]三谷孝:《南京政权と“迷信打破运动”(1928-1929)》,《历史学研究》第455号,1978年。

[11] 《江苏省党务报告》,1929年3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

[44]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12] 《广州市党务总报告》;《广东省党务总报告》;见1929年3月25日、3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

[45]《蒋介石演说军队党化》,1928年8月18日《盛京时报》。

[13] 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编印:《总登记报告书》,1928年10月,文书类第10页。

[46] 孙科:《办党的错误和纠正》,《中央党务月刊》第29期。

[14] 《长沙市之党员统计》,1929年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

[47] 蒋介石:《党政须团结一致革命方能成功》,《中央周报》第38期。

[1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报告第2类第2号――党员统计》,1930年,出版地不详。

[48] 引自朱家骅《党务实施上之问题总论》,《中央党务公报》第1卷第3期,1929年7月。

[16] 《四川旅京党员对于川省党政的意见》、《四川党政情形》,见1928年3月2日《中央日报》;谢作民:《四川的现状》,见《中央党务月刊》第85期,1935年8月。

[49] 《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17] 适宜:《河北党务面面观》,1929年4月16日北平《民国日报》。

[50] 《市党部监督市政府办法》,1930年3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

[18] 何民魂:《痛念与自惕》,1928年3月15日《中央日报》。

[51] 施养成:《中国省行政制度》,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92页。

[19] 洪瑞坚:《浙江之二五减租》,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68-69页。

[52]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中国国民党年鉴》,第乙38-40页 。

[20] 《江苏省党务报告》,1929年3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

[53] 《彻底实行以党治国案》,《中央党务月刊》第66期,1934年1月。

[21]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刊》第12号,1929年3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

[54] 1930年1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党务”。

[22] 蒋介石:《关于党务的提案》,1928年2月12日《中央日报》。

[55] 《浙省党部执委会议》,1929年8月29日《中央日报》。

[23] 《一周间的大事》,1928年4月1日《中央日报》。

[56] 1929年9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党务”。

[24] 雪崖:《省党部的地位问题》,1928年3月30日《中央日报》。

[57] 《训政时期党务进行计划案》、《改订经费预算书支出科目规则第3项》,见《中央党务月刊》第12、92期,1929年7月、1936年3月。

[25] 《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233-241页。

[58] 刘年鸿谈到:“笔者小的时候,听见人说,党部是个写标语喊口号的机关,或是说是个卖嘴巴子的场合。这话反映出了党部工作的不切实际”。刘年鸿:《谈护党救国》,《革新月刊》第8期,1947年3月。

[26] 蒋介石:《关于党务的提案》,1928年2月12日《中央日报》。

[59] 林乾祜:《今后党务工作方针》,《广东党务旬刊》第1期,1937年7月。

[27] 张楚珩:《国民党与党员》,《三民半月刊》创刊号,1928年9月1日;《中央训练部开始办公》、《沪市执委会第6次纪念周》,分别见1928年17日、1929年4月10日《中央日报》。

[60] 黄季陆:《中国国民党的组织问题》,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1928年印,第24-25页。

[28] 在少数地方,因国民党清党未能彻底,基层组织在1927年4月以后的数年间仍为共产党人所掌握。如江苏启东县、福建莆田县、河南濮阳县、内黄县、河北蠡县等。见沈轶公等:《忆两次国共合作中的国民党启东县党部》(《启东文史选辑》第3辑,1985年9月);吴国钧:《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莆田中共党员延期退出国民党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3期);谭世平等:《中国国民党内黄县地方组织及其活动》(《安阳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刘宪曾:《回忆蠡县的国民党》(《蠡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

[61] 参见1928年2月26日、4月7日《中央日报》、1929年1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的相关报道。据闻苏俄党的机关经费最初亦由政府机关拨发,导致地方党部无法有效行使指导监督地方政府的职权。其后苏共中央予以调整,地方党部经费脱离政府机关而独立,地方党部的地位从此大为提高。参见[英]伦纳德·夏皮罗著,徐葵等译《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29] 何民魂:《痛念与自惕》,1928年3月15日《中央日报》。

[62] 《浙省指委会呈请核减党员服务于行政机关者的薪给》,1928年7月21日《中央日报》。

[30] 《湘指委会防止土劣压迫青年》;《反动势力压迫下的湖南石门县》;见1928年5月27日、6月15日《中央日报》。

[63] 1929年9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党务”。

[31] 《四川旅京党员对于川省党政的意见》、《四川党政情形》,见1928年3月2日《中央日报》;谢作民:《四川的现状》,见《中央党务月刊》第85期,1935年8月。

[64] 《江西省党务工作人员履历调查表》,江西省档案馆藏,卷号:7/2/82。

[32] 《一月来的广东》,1928年4月7日《中央日报》。

[65] 《民国18年的浙江党务》,1930年1月4日上海《民国日报》。

[33] 《江苏党务整理先声》,1928年2月4日《中央日报》。

[66] 王道:《国民党四大问题》,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版,第8—9页。

[34] 蒋永敬编:《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8年版,第394页。

[67] 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中国文化学会1934年版,第145页。

[35] 蒋介石:《整理党务计划案》,1928年2月12日《中央日报》。

[68] 《五届一六一次常会纪事》,《中央党务公报》第2卷第43期,1940年11月。

[36] 《河南省党务概况》,1928年3月15日《中央日报》。

[69] 刘呜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概述》,《湖北文史资料》第14辑,1986年,第65~66页。

[37] 俄共从1917年10月取得政权后,到1922年底,5年间经历了两个迅速发展阶段和两次收缩。1919年时,党员人数为15万,到1921年3月增至75万。中共执掌全国政权后,其组织规模的增长势头更猛。1949年10月,中共党员多达448.8万,到1956年9月“八大”召开时增至1073万。1957年以后中共宣布暂停吸收新党员,但据1958年的统计,党员人数又增至1245万。见伦纳德·夏皮罗著,徐葵等译:《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474、507页。

[70] 高廷梓:《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中央周刊》第1卷第21、22期合刊,1939年1月。

[38]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年版,第93页。

[71] 《1929年江苏省国民党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2年。

[39] 1927年湖北、广东的党员数,分别见1927年1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1929年1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陈季博:“一年来广东之党务”)。1936年的党员数,见附表《战前国民党党员的地域分布》。

[72] 《安徽反动势力摧残党务的真相》,1928年6月6日《中央日报》。

[4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663页。

[73] 1929年8月16、27日上海《民国日报》,“党务”。

[41]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载《中央党务月刊》,1930年3月。

[74]《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第202-203页。

[42]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468页。

[75] 白云梯:《彻底实行以党治国提案》,《中央党务月刊》第66期,1934年1月;鲁学瀛:《论党政关系》,《行政研究》第2卷第6期。

[43] 《上海特别市党部为征求党员告同志同胞书》,引自郑祖安《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政府横向关系初探》,《学术月刊》1994年第3期。

[76] 《解释以党治国之意义并确定以党治国之方式案》,1928年7月31日《中央日报》。

[44] 《指示防止重复入党办法六点》,《中央党务月刊》第97期,1936年8月。

[77] 国民政府训令天字第14号,1927年5月16日,见铨叙部编《铨叙年鉴续编》,南京大陆印书馆1934年版,第212页。

[45] 《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第233-241页。

[78] 《函江苏省执行委员会》,《中央党务月刊》第18期,1929年12月。

[46] 程天放:《河南省之党务》,《中央党务月刊》第33期,1931年4月。

[79] 《政务官与事务官之界限》,1929年9月1日《中央日报》。

[47] 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

[80] 引自《支那中央政况关系杂纂――国民党关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卷号:A/6/1/1/2/2。

[48] 1930年8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党务”专栏。

[81]《何廉回忆录》,第198页。

[49]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482页。

[82] 刘呜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概述》,《湖北文史资料》第14辑,第 62页。

[50] 陈少书:《镇江、当涂、和县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20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66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83717页。

[83]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366页。

[51]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册,第800页。

[84] 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页。

[52] 尾形洋一:《易帜后の东北における国民党の活动に就て》,日本《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7-4,1975年。郭正秋:《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与蒋张关系》,《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85]《统计月报》第1卷第9期,1929年;铨叙部编《铨叙年鉴续编》,南京大陆印书馆1934年版,第443-446页;《行政院所属各部会人事概况》,载《行政评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0年;《铨叙部统计年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27/785。

[53] 李冠洋:《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简述》,《山西文史资料》第13辑,1979年。

[86] 参见1929年11月1日、1930年1月25日、1930年8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监察院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署24年度年刊》附表,该署1936年编印。

[54] 张玉法:《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山东的党务活动》,载《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87] 《函国民政府》,《中央党务月刊》第29期,1930年12月。

[55] 参见《中国国民党西南党务年刊》,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1933年编印;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71页。

[88] 1930年8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党务”。

[56] 参见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页;《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354页。

[89] 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第152页。

[57]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423页。

[90] 湖南安乡县政府编《安乡示范县政纪实》,长沙新中国书店1948年版,第200页。

[58] 参见李景治《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6页。

[91] 引自陈之迈《中国的官》,《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1935年,第923页。

[59] 中国国民党党歌和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1编文前插图。

[92] 赖景瑚:《办党、办报、办学》,《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 1973年7月。

[60]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584页。

[93] 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167页。

[61] 《中央组织部函各省市铁路党部》,《中央党务月刊》第95期,1936年6月。

[94]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第273-274页。

[62] 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党――1929年の三全大会を中心に》,《アジア研究》第31卷第1号,1984年4月。

[95] [美]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63]《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广东省国民党党部编印,1926年10月;久保亨:《南京政府成立期の中国国民党――1929年の三全大会を中心に》。

[64]《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编印,1934年11月,第21页。

[65] 《中国共产党之发展及其没落》,第397页,作者及出版时地不详。

[66] 参见拙著《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67]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68] 引自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1年版,第153页。

[69] 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249页。

[70]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04页。

[71] 引自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72] 《北华捷报》1930年5月20日,第297页,引自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73] 朱宛邻编:《福建省党务概况》,福建省特派员办事处印行,1935年,第22页。

[74] 社论:《论保障政治自由之亟务》,1932年4月30日天津《大公报》。

[75] 杨公达:《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时代公论》第4号,1932年4月。

[76] 孙佐齐、平凡、杨公达:《关于党部组织简单化》,《时代公论》第13号,1932年6月。

[77] 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

[78] 贺岳僧:《论改良党务工作》,《独立评论》第173号,1935年10月。

[79] 蒋廷黻:《国民党与国民党党员》,《独立评论》第176号,1935年11月。

[80] 蒋介石:《讨逆胜利后本党之重要关头》(1930年10月20日),《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

[81] 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215页。

[82] 引自易劳逸《流产的革命》,第12页。

[83]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能和建设工作的方法》(1933年11月14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799页。

[84] 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800页。

[85] 蒋介石:《如何创造党国的新生命》(1935年12月23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版,第604-605页。

[86]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1930年3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

[87] 胡汉民:《党的训练问题》,《中央党务月刊》第31期,1931年2月。

[88]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1930年3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

[89] 金铨:《厘定党政军官职俸等级表刍议》,《人事行政》1942年第1期。

[90]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

[91] 陈肇英:《视察闽省党务及宣慰军队之经过》,《中央党务月刊》,第38期,1931年9月。

[92] 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中央周刊》第1卷30期,1939年3月。

[93] 《苏省各县党务状况》,1930年8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

[94]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二十一世纪》总第6期,香港1991年。

[95] 余英时举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征为例,说该人中学未毕业,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与事实不符。陈德征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历任中学校长、大学教授、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等职。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4页。

[96] 胡梦华:《临全大会以来本党的建设》,《中央周刊》第1卷24期,1939年1月。

[97] 高廷梓:《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中央周刊》第1卷21、22期合刊,1939年1月。

[98]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1930年3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

[99] 陈兴唐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100] 《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1928年4月10日《中央日报》。

[101] 《浙省指委会对戊辰社专电及省府秘书处宣传室新闻稿的驳正》,1928年8月25日《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