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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化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1.哲学研究

质性研究近年来在国内逐渐兴起,但其中存在不少误解、误用,也引发不少的质疑。

1.哲学研究

吕力,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管理哲学。

质性研究范式属性;数据收集工具;经验思辨;资料归纳;量化标准

哲学研究也成为思辨研究或理论研究。从论证的方式来看,哲学研究可分为演绎法、归纳法额类比法。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哲学研究常用的方法有:本质研究、价值研究和对策研究。也就是说,完整的哲学研究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是什么”,它显示为“本质研究”;二是“为什么”,它显示为“价值研究”;三是“怎么办”,它显示为“对策研究”。但是,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独立成篇。(刘良华著《教育研究方法》)

1 深度情境化、客位研究与主位研究

原题:质性研究的范式属性辨

用自己的话说就是咱们平时接触到的哲学体系:“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各部分既存在内部逻辑关系,又可各自独立成篇。

情境化是著名管理学者徐淑英提出的一个概念,简而言之,情境化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基本上是在引进、消化、应用西方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徐淑英等认为,大部分采用这种“舶来”方法的研究都存在“情境化不足”的问题,根据Whetten的说法,“所有的组织理论均以各自方式依赖于情境”。如果研究者不考虑新的情境特点,而一味应用在其他情境中发展出来的理论,研究的发现就只能局限在该理论所能涉及的范围里了。那些潜在的高度相关并且十分重要的知识,就有可能不会被发现。徐淑英指出,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的文献中,很少有研究做到了“深度情境化”。

作者简介:宋萑,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875

参考文献:《哲学研究——论价值_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王坤庆

然而,徐淑英教授对深度情境化的理解仍然局限于她先前所提出的嵌入式情境研究,这种研究是利用国家或者文化层面的特征(如文化、政治或经济系统)差别作为先行变量或调节变量来解释不同国家中组织或个人现象的方差,深度情境化与一般的嵌入式情境化的区别主要在于其“嵌入程度”,或者说是情境调节变量的丰富程度。

内容提要:质性研究近年来在国内逐渐兴起,但其中存在不少误解、误用,也引发不少的质疑。文章首先梳理质性研究的四种范式属性:脉络性、意义性、诠释性和主体性;进而对有关质性研究的四类误解进行回应,提出质性研究并不只是资料收集工具手段,也并非基于个人经验的思辨,更不是简单的资料归纳,亦不适用于量化评估标准。

选择理由:

毫无疑问,以上关于情境的理解是将文化想象成一种独立自足、有着自身的力量和目的的“超有机体”的存在,即把它“实体化”,将文化实体化之后,研究者就可以进行一种“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但不同民族文化层面的特征很多属于一种“近经验”,格尔兹指出,“要抓住对另一个民族来说属于近经验的那些观念,并且将它们妥帖地置于理论家所提出的远经验概念的清晰联结之中,这项任务即使没有那么魔幻的话,至少也与成为另一个人一样微妙”。事实上,有关“近经验”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语言人类学家Pike就提出了人类学描写的“族内人”和“外来者”的不同视角对其思维方式、描写立场和话语表达的影响,从这个理论支点出发,派克从语音语言学术语“phonemic”和“phonetic”匹配insider/outsider的概念创造了“emic/etic”,即通常所说的“主位/客位”研究。自Pike提出“主位/客位”的概念之后,这一概念立即成为各学科本土理论不容回避的问题,并带来持久的学术争论。

关 键 词:质性研究范式属性 数据收集工具 经验思辨 资料归纳 量化标准

首先,作者先从哲学角度和日常生活角度分别阐释“价值”是什么,然后,引入教育价值论,从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价值观的研究解释教育价值论是什么;(是什么)

基于Pike的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概念,徐淑英教授所称的“嵌入式情境化”无论其“深浅”,都是一种客位研究。就管理学领域而言,也存在着本土管理学研究的“主位”与“客位”之争,Barney和张书军2009年所提出的所谓“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只是将“主位/客位”之争换成了一种特别拗口的说法。在发展时间较长的中国本土心理学领域中,杨国枢早就提出“广义的本土心理学”和“狭义的本土心理学”概念。狭义本土心理学是描述、分析和讨论特定社会、文化或部落的当地人所共同接受的有关心理的看法或说法,即狭义的本土心理学一定是一种主位研究,而广义本土心理学则包容方法的多元性,不刻意区分主位与客位。仿此定义,梁觉提出了狭义本土管理学与广义本土管理学的概念。

标题注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资助“质性研究方法教学与实践”教学研究课题。

其次,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面阐释进行价值教育研究的意义;(为什么)

大凡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土”与“普适”之争,大都与“主位与客位”的研究范式之争密切相关。如所谓的跨文化研究,企图合并考虑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从而发展出一种普适性的研究范式,这样一种研究被称为是“衍生式客位研究”。乍看之下,这种“衍生式客位”研究取向似乎是一种公平对待各文化的方法,然而,Friedlmeier等却认为,这种研究取向其实是建立在实证主义预设之上的,它假设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可以化约成一个本质上不变的文化变量。以Hofstede所作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研究为例,自1980年Hofstede的《文化后果》的研究报告出版之后,此后20年间,心理学家编制了二十几种“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量表,Trlandlas曾经区分出集体主义文化的60种不同的属性,换言之,所谓的集体主义社会在这最少60种的属性上会有所变异。黄光国指出,这种实证主义式的预设显然潜藏着极大的问题:集体主义文化可能包含原始的渔猎社会、“文革”时期的中国、前苏联或者以色列的基布兹;集体主义社会可能是集权的,也可能是民主的;集体主义式的人际联结可能充满温情,也可能令人生畏。总之,基于客位的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西方研究方法论领域,目前是混合研究在引领第三次方法论运动,[1]而质性研究方法则属于第二次方法论运动的主流,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带动了对量化研究方法的反思。但是从中国大陆研究传统和沿革来看,质性研究仍然算是一种新兴的范式,逐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崭露头角,但也引发了不少讨论和质疑。[2]一方面是质性研究本身所带来的范式变革,对于习惯于传统思辨和量化研究范式的研究者而言,这是情有可原的,需要一个逐步理解、思考再到接受的过程;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对于质性研究方法规范本身仍存在不同的声音,而一些名为质性研究论文也存在着规范性、科学性的问题,更加混淆了大家对质性研究的理解。因此本文基于对质性研究方法领域的重要文献为基础,期以厘清其中的规范性问题,并对有关质性研究的误解或者存疑进行澄清和回应。

最后,据相关材料和笔者的看法,笔者提出了进行价值教育研究的做法。(怎么做)

2 管理艺术、文化与诠释

一、质性研究的范式属性

2.实践研究

管理情境涉及管理的艺术性。例如,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门“综合艺术”;戴尔也断然反对存在着任何组织和管理的“普遍原则”,他认为,管理知识的真正源泉就是大公司中“伟大组织者”的经验,主要就是这些“伟大组织者”的非凡个性和杰出的才能——而这正是艺术的特质。吕力借助波兰尼所提出的“个人知识”概念考察了管理的艺术性,以作为管理经常性活动之一的管理沟通为例,管理沟通显然是一门艺术,组织中的人们不可能不进行沟通,即使沉默也传达了组织的态度。管理沟通是一个包括状况、假设、意图、听众、方式、过程、产物、评价和反馈的修辞过程。信息接收者所理解的信息也许与信息传递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这取决于表达的方式,而信息的传递者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这一差别则完全依赖于信息传递者或管理者长期经验的积累。因此,管理认识的真正结果不可能是排除人的因素的客观知识,因为每一项认识行为中都包含着认识者无所不在的参与。

有关质性研究属性的讨论一直未曾停止过,关键原因在于质性研究这个“大树”有太多枝杈,[3]因此,不少学者试图从与量化研究的差异角度来思考质性研究的属性,名其为“非量化”(non-quantitative)。哈默斯利(Hammersley)就提出质性研究在以下四个特征上与量化研究不同:使用文字而非数字;关注意义而非行为;从数据中推导出假设;个案研究。但这种简单比较未能厘清质性研究的特质。[4]希尔费曼(Silverman)就此逐条提出不同意见:一是量化研究同样会使用文字,而质性研究也不排斥数字;二是量化研究通过测量工具来了解意义,而质性研究同样在观察中关注人类行为;三是质性研究也逐渐强调从假设中开始探究;四是质性研究能够透过个案研究来形成普适性的推论。[5]

实践研究主要显示为日常的教育改革、经验总结和教育对策。由实践者本人所做的实践研究也称为“实践的行动研究”。

本人研究认为,管理艺术中包含的人的思想、观念、意志、情感和行为具有个别性、非确定性和非量化性,不可能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被客观地加以描述、说明,它们只能通过理解才能被合理地把握。

所以更为可行的方式可能是从质性研究概念内涵本身,及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去辨析其特质。在2011年版的《SAGE质性研究手册》中对质性研究概念做出如下界定:“质性研究是一种将观察者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情境性活动。它由一系列旨在让世界外显化的解释性、物化性实践活动所组成。这些实践活动转换着世界,它们将世界转变成一系列的表征,包括田野笔记、访谈、谈话、照片、记录或自我的备忘录。在这一层面上,质性研究包含着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性的、自然主义的方式。这意味着质性研究者是在事物的自然背景中来研究它们,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或来解释现象。”[6]与其他对于质性研究概念的界定比照,[7][8][韦德体育官网 ,9]其中有四个关键词尤为重要:脉络性、意义性、诠释性(Interpretation)和主体性(Subjectivity),而这四个关键词以可作为质性研究范式的四个关键特质。

实践研究往往以“以口头语言为基础”,大量采用“纲领性定义”、口号和比喻来叙述事实。也因此,实践研究是非学术性的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践研究是低级的或者不重要的研究,恰恰相反,实践研究事关“实践智慧”,它比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研究或科学研究更复杂,也更艰难。(刘良华著《教育研究方法》)

管理情境的另一方面涉及管理的文化背景。费孝通曾指出,传统的社会研究领域基本上被实证主义方法论所主宰,这种实证主义方法论无法把握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理”、“心”和“性”等,实证主义的思路不能进入这些领域。麦克道威尔认为,人类在集体或制度的层面上建立了理性的功能框架及其相应的角色分明的等级秩序,而每一个人类个体,从一出生起就通过文化、教育(最终凭借本民族的语言)的洗礼被纳入某个大传统之中,其所有明显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乃至性格倾向都会受到相应的纠正或规训。但这并不等于说,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场合符合规范的行为都是出于遵守规则的意向性考虑。恰恰相反,真实的情境应该是,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凭着习惯或近乎本能(由以往的经验反馈所强化或内化)的性格、倾向或技能而行事的,所谓“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

首先是脉络性。质性研究强调事物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置身于现实世界的情境脉络中的,这一情境脉络包括时间、空间、历史、文化、政治、社群、人际等诸多元素,事物是在情境中与其他事物联系之中而具有意义。或者按照韦伯的看法,人正是生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之上的生物,[10]而人类学家格尔兹则把这种意义网络称之为“文化”。[11]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看来,社会学就是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理解的科学,在社会行动中,个体在赋予行动以意义的过程中总是将他者行为纳入考虑,换句话说,社会行动就是“行动个体考虑到他人行为,将自己行为指向他人的行为过程,并对行为赋予主观意义”。[12]正是因为社会世界中种种现象的文化承载、个体行动的他者取向,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寻找到不同于量化研究的质性研究取向——不是试图将复杂现象简化为若干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整体观或历史观去看待社会现象。[13]

参考文献:《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践研究_以_计算机应用基础_课程为例》金燕

戴维森指出,是一种整体的信念在支配人们对他人的表达式的理解,而不是逐个对照式的真假,因此,除非与整体的信念相联系,孤立语句的真伪根本得不到论证,这就是社会科学方法的整体性原则。基于此,研究者为了研究文化对于管理的影响,就必须采用“理解”或“诠释”的方法,或者说,研究者或解释者必须使自己融入被解释者的位置,使自己的思想与被解释者的思想处于同一层次,而不是采用“客观”的解释,这才是“深度情境化”的真正含义。

其次是意义性。在质性研究者看来,意义性是与脉络性紧密联系的,任何社会事物是在特定脉络中获得其意义的,离开这一脉络,其意义就会受损、失去,也就无法被理解。例如交通红绿灯如果脱离现代社会、路口场景、民众认可,其所代表的“停止”和“通行”的意义就会失去。在泰勒看来,事物“只有在场域中具有意义,即是说,是在与其他事物意义的关系中具有意义”。[14]而意义本身则正是质性研究试图去探索、理解和解释的对象,质性研究者要透过对社会文化脉络中的诸多人造物、人类行为、社会现象的考察,把握它们背后的意义。早期人类学家都是试图在做这样工作,去考察和理解原始部落人群所创造符号、标志、仪式、制度等背后的意义,而让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文化中不再存在的现象(诸如:巫术治病、夸富宴等)。或者正如布鲁纳所指出:“虽然意义是‘在心灵里’,但意义的根源和重要性却来自文化,因为它确实是在文化里创制出来的。意义的这种置身在文化事态之中的性质正是它之保证可以商议、可以沟通的道理。”[15]人类文明何以能传承数千年,正是这种意义的公共性或言文化的公共性,也因为这种公共意义的存在,让质性研究得以能获得可供研究的对象。换言之,质性研究的真正对象并非是红绿灯、某一村庄或某一社会现象,而是其背后的意义①。

选择理由:

Davis曾就研究者与情境的关系,指出研究者对于其研究的对象可以采取两种对立的取向或立场,这两种立场被隐喻式地构思成“火星人”和“皈依者”:火星人渴望用全新的视角,甚或更妥帖的是用陌生人的眼光,在对不可思议事物的一瞥中,掌握人类情境的精髓,为了达到此目的,他要全盘去除林林总总不知情的经验法则、感觉模式,甚至也要排除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构成了我们日常世界和存在的“认知事物”,火星人渴望脱身而出,完全站在其研究对象的社会本体论结构之外,以便看清楚这个结构是如何构建的。相反,“皈依者”的首要冲动在于将自己更深入地融入到这个结构中,以便让独具特色的团体主观思潮能够直接且强有力地向他展现出来。基于此,吕力通过对中国文化情境下“人情”“面子”等的考察表明,社会实在的复杂性体现在其背后巨大的、不可见的本体论规范结构,这种结构所包含或牵涉到的层面和类型非一般人可用简单的命题性内容来表述。而且更重要的是,常人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无须先认知清楚某个制度才能参与和行使该制度所包含的种种功能。

再者是诠释性。格尔兹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言及人类学写作就是诠释:“要人们关注一个民族志记述的理由,不在于作者能够从遥远地区捕捉原始事实,然后像面具或雕刻那样把它们带回家,而在于他能够从何种程度上澄清这些地方的情况是什么,从而减少出自未知背景的未知行为自然会造成的疑惑——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16]质性研究并不是把研究对象的话语、行为、文本原封不动地搬到读者面前,因为这些内容往往是琐碎且缺乏条理、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质性研究者需要从中剥茧抽丝,拼凑出一个新的图景、新的故事,提供给读者。邓津等(Denzin & Ryan)借用Bateson的话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所有质性研究者都是哲人——皆认为,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所有人类都是为更高级抽象原理所引导的。”[17]研究者则是要去探索“组织社会世界的普遍原则”。[18]虽然,不同质性研究者对“普遍原则”持有不同意见,但对于追求具解释力的理论则基本达成共识,希望能够基于所收集的资料,在归纳、整理、分析中提炼出具有概括性和抽象力的理论,进入对现象的比较“实质性”分析的层面。[19]

情境化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1.哲学研究。“文章通过构建微课学习框架,设计在实践操作性强的高校课程中实施翻转课堂的流程,以《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为例进行实践,对产生效果进行分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促进高校教学改革添砖加瓦。”

3 深度情境化与卷入

最后是主体性。这一主体性首先是关乎研究者本人的,虽然早期人类学传统强调研究者的旁观和客观描述,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田野日记所展示出来的,研究者作为一个人,其并不能完全客观地去记录事实。后来的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逐渐认可到研究者主体性的存在,并进而强调这一主体性的不可或缺[20]。其次则是对研究对象主体性的尊重。在质性研究者看来,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总是与人相关的,无论何种社会现象、人造物或者社会行动,都是由人来赋予意义的,在舒茨的眼中,这个世界本身是包含“多重真实”,即便是当事人自己的话语、行为本身都已然包含着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本身就是“被诠释过的事实”[21]。而最后,主体性在质性研究过程中转型为“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即质性研究过程就是研究者主体和研究对象中行动者主体之间的互动建构,研究者是在自身经验世界的参与下通过与行动者的对话、协商②,而实现视域的融合以达成理解。[22][23][24]

这篇文章是在翻转课堂影响下进行的课堂教育改革,是研究者本人做的研究,文中也详细描述了课程改革的实践过程,因此我认为是实践研究。

人类学中传统的民族志研究者通常对情境的复杂性有深入地认识。如在医院管理研究的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可能必须置身于癌症病房,一部分研究者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精神上太痛苦而不能继续从事该项研究,而研究者要深入地了解重症病人的护理及医院的管理就必须进行这项田野工作,而不仅仅是分发问卷而已。人类学历史上许多卓越的研究都涉及到复杂的情境和研究者本人深度地卷入,如Chagnon在对委内瑞拉的雅诺马马印第安人研究的田野笔记中曾记载:“我抬起头,喘喘气,这时我看见了一群魁梧的、裸体的、肮脏的、可怕的男人盯着我们看,并用拔出的剑指着我们。用生烟叶卷起的巨大的烟卷夹在他们粗短的牙齿和嘴唇之间,这使得他们的样子看起来更为可怕,还有从鼻孔里流出的或挂在鼻孔下面的黑绿色的脓鼻涕……我只能站在那里,拿着笔记本,无助而悲惨。”

  1. 实证研究中的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

然而,正是这样的深度卷入,研究者才可能真正弄清楚本地人的所见、所想、所为,而不是事先设想好一个构念,然后分发量表获得几个孤零零的从1到5或者从1到9的数字。在管理学研究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卓越的质性研究,明茨伯格的《管理工作的本质》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研究并没有事先的假设,也没有臆造的各种所谓“情境变量”,而是将研究者本人融入到经理人的工作与生活中去,该研究得到的结论至今仍具有重大的价值。

①质的研究

因此,深度情境化绝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丰富的情境变量”,深度情境化意味着研究者必须由“客位的观察”变成“主位的分享”。诚然,很难要求一位研究者为了进行某一项研究真正成为被研究事件的参与者(然而行动研究确实是这样要求的),但是一定要求研究者深度卷入,不一定作为参与者,但至少可以作为一名分享者。

定义: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陈向明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Lofland依据研究者身份的不同将研究者卷入情境的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身份未被知悉的观察:对于开放和半开放的情境,研究者很容易扮演某个情境中的角色,如Munch在做“观众与观众行为”的研究时,她所要做的首先是坐在观众席后面,跟在业余垒球运动员附近,不过,当她与这些参与者示好并和他们交谈时,她有时候会简要地说明她的研究兴趣,但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她的主要身份和定位是一位球员的“女朋友”,是这个观众社区的一名成员。另一种是身份已被知悉的研究者,与调查问卷式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Roth指出,向研究对象完全暴露或者解释研究兴趣和假设是没有必要的,“即使研究者使出浑身解数,向研究对象精确详尽地说明研究目的与步骤,研究对象对于所有研究术语的解读和研究者也不尽相同。其所使用的术语对于他们而言有不同的涵义,其经验背景有差异,其对于研究目标的想法很可能也不一样”。这是深度情境化的路径,即意味着研究者自身的卷入。

质性研究方法的特点(陈向明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4 作为主位研究、卷入与诠释的管理学质性研究方法

1.自然主义的探究传统

4.1 管理研究质性方法的历史

质的研究必须在自然情境下进行,对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研究者不许与研究对象有直接的接触,在当时当地面对面地与其交往。研究者本人就是一个研究工具,需要在实地进行长期的观察,与当地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这些环境对其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由于驻扎在实地,研究者可以了解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众所周知的霍桑试验就是管理学研究中质性方法使用的一个经典例子。管理学的本科学生们可能对霍桑试验的结论记忆犹新,而多半会望文生义地认为该项目是一项纯粹实证的试验研究。受泰勒科学方法论的影响,这一项目确实是从试验开始的:1925年夏季,在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研究人员挑选了具有相同经验和产量的绕线室的工人组成两组,将其中一组设定为变化组,另一个为控制组,试验的结果是“产量的上下浮动与照明度没有关系”。该试验不可思议的结果导致不同的研究人员不断反复地重复这一试验,直到1928年,研究人员仍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此时,研究人员似乎意识到研究方法的问题,泰勒的科学方法似乎不能适用于任何情况。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机工程教师斯诺开始在研究中引入访谈的手段,斯诺和希巴格最初使用一系列的正式问题询问工人们的看法,诸如:你身体通常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的?你对工作感到愉快吗?你会对来自同事们的任何压力而受影响吗?然而,这些正式的访谈几乎没有收获。

自然探究的传统还要求研究者注重社会现象的整体性和相关性,对所发生的的事情进行整体的、关联式的考察。

1928年,梅奥介入到试验中来,他通过深入的实地观察意识到:试验的研究方法有问题,西方电气公司给试验室带来的最重大变化同其在实验中所进行的改变只有一种偶然的联系,因此,脱离工作场景的试验得不出任何结论。必须进行深度情境化的研究,公司对试验小组的真正影响在于整个改造了其全部的工业情境。为此,梅奥采用了一种谈话式的访谈,把访谈计划改变成事先不规定内容的方式,工人可任意发表意见,访谈者的任务就是让工人讲话。在这一深度情境化的访谈中,梅奥惊奇地发现,简单的形式化的访谈所得到的数据可能完全会脱离工作场景的真实情况。例如,一个被访谈的工人诉说他所工作部门中的噪音、温度和烟尘,而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他真正关心的是这样的事实,他的兄弟不久前死于肺炎,所以他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会受到损害;在另一个例子中,受访者抱怨计件工资率太低,但是真正的事实是这名工人要为他的妻子支付医药费而担忧。因此,从实质上来说,问题的核心是“有些抱怨不再被认为是事实,而是作为个人或社会情境的征兆或指标,我们需要对这些个人或社会情境进行探索”。因此,毫无疑问地,作为管理学中经典的霍桑试验正是采用了质性的手段。

2.对意义的“解释性理解”

4.2 主位研究、卷入与诠释作为管理质性研究方法的特征

质的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解释性理解”或“领会”,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建构作出解释。

嵌入式情境化的根本问题在于实证研究方法论中还原论原则的失效。虽然还原论的概念历史不长,但还原论信念却久远得多。古希腊的先哲们很多都有还原论的思想,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里特的火,德谟克里特的原子与虚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等,都试图把自然现象的复杂性归结为寻求一种或几种本源。从科学哲学史上看,还原论和分析思维最初来源于笛卡尔,因为他相信,存在“所有物体的普遍的质”,科学的目的就是把一切对象还原成这种“质”。基于这种认识,笛卡尔提出了适用于指导科学研究的四条原则,其中的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这条原则直接体现了整体由部分构成、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哲学观。笛卡尔的方法论思想经过四百年科学实践的检验不断完善,终于形成了还原论和分析思维在现代自然科学中的支配地位。

3.研究是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

基于还原论的思想,管理慵境可以用数个先行变量或调节变量来进行解释。然而,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有些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不能被还原的。社会科学方法的整体性原则指出,是一种整体的信念在支配人们对他人表达式的理解,而不是逐个对照式的真假。因此,除非与整体的信念背景相联系,孤立语句的真伪根本得不到论证。因此,为了恢复包含复杂的文化背景与灵机一动的艺术特质在内的管理情境,就必须通过主位研究与诠释的方法去把握。

质的研究认为,研究是一个对多重现实(或同一现实的不同呈现)的探究和构建过程。

主位研究是对所有质性方法的共同要求,即研究者必须通过他所研究的主体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换言之,研究者不能站在一个所谓客观的观察者的视角,而应主动卷入到研究对象的事务中去。社会科学哲学家舒茨认为,社会科学的重点是社会成员所经历的生活世界,即每个个体所体验的世界的样式,他警告说,“对个人观点的保护能充分地保证社会现实的世界不会被科学观察者虚构的、不存在的世界所取代”。这是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用自己的一套知识来看这个生活的世界的,只有卷入到他们的生活世界中,才能观察到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想。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是社会现实的“拼凑者”,将某时空发生的事情拼凑成一幅图画展示给读者。他们采取的是“即时性策略”,而不是按照一个事先设计好的、固定的方案行事。他们承认自己的研究承载着个人的价值倾向,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解和解释而已。

不仅有关管理文化背景需要卷入和主位研究,对管理艺术的研究也应是这样。管理艺术属于一种典型的隐性知识,因此,对它的理解不能以实证的还原的方法来进行,因为管理者自己就不是完全依靠逻辑从部分到整体的方式来构建这一技艺的。正如明茨伯格在《手艺化战略》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企业战略的制定并非一个完全逻辑化的过程,而是一种手艺。因此,管理艺术中包含的人的思想、观念、意志、情感和行为具有个别性、非确定性和非量化性,不可能以实证的方法加以把握,它们只能通过理解和诠释才能被合理地把握。

4.使用归纳法

当代哲学家Charles Taylar认为,人类是“自我诠释的动物”,人类的情感包含着含义归因,而这些归因中的部分是与主体相关联的,例如,害羞的含义只能通过以某种方式与其经验世界的主体相关联才能得到解释,它对处于其中有某些特定意义的主体世界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害羞”这一词语只有在存在着把“害羞”经验定义为一种含义的主体世界里才有意义。因此,在某种文化情境之下“害羞”以及为什么“害羞”,正如中国文化中经常提到的“没面子”,大部分很难用量表去精确测量,只能使用理解与诠释的方式去把握。

归纳的方法决定了质的研究者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路线,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分析类别。

Charles Taylar还指出,“害羞”之类的情感是由我们所接受的言说构成,而“言说在某种意义就是诠释”,换言之,一方面我们使用语言来特征化我们所处的情境,另一方面,语言本身构成了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情境与语言是不可分离的,或者说,所谓的“构念”不可能被一种脱离情境的语言所抽象出来。自然科学的客观有效性诉诸于元初事实(或管理学经常使用的“构念”),这种元初事实是不能再进行深化诠释的事实,这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是可行的,但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行不通的。Charles Taylar指出,不存在能够脱离情境的构念,社会科学中需要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理解,“我们处理的是合理的意义,它的表达只有与其他相关才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因此对部分表达的解读依赖于其他部分表达的解读,并且最终依赖于整体”。

由于采纳的是归纳的方法,质的研究结果只适应于特定的情境和条件,不能推论到样本以外的范围。

5 管理学质性研究方法展望——田野调查、民族志及其他

5.重视研究关系

毋庸置疑,在社会科学中使用质性研究最多而且历史最为久远的当属人类学,人类学学者首倡作为质性研究核心概念的“田野调查”方法。19世纪晚期,史蒂文森、弗莱彻、博厄斯、库欣等人在土著美国人中开展的田野调查,经验地获取关于异族文化的知识模式取代了图书馆式的“扶手椅式”的研究方法。1930年,哈登在他接任伦敦人类学研究院院长的就职演讲中,首次提出了“田野调查”的概念并阐述了进行“田野调查”的迫切需要,他告诫要谨防“速效收集资料方法”,强调对于研究者来说,必要的不仅仅是“收集标本”,而是通过长时间的耐性的移情理解,从本土人那里发掘出资料中蕴藏的更深层次的关联和意义。其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确立了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民族志中心要素的地位。

由于注重解释性理解,质的研究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

马林洛夫斯基强调民族志学者的目标应是抓住“本土人自己的观点”,即一种主位研究,学者们应通过田野调查这一手段学习一个局内人或本土人那样去观察、思考、体验,甚至行动。田野研究强调研究者要进入他所研究的社会,至少被该社会部分社会化,直至田野研究者成为“边缘本土人”或“专业陌生人”的角色。Elwin曾经描述田野工作的情形:“在研究对象中间住下来,与他们共同生活,尽一个局外人所能去分享他们的生活,通常同时撰写几部著作……这意味着我不只是单纯地依赖提问的方法,而研究对象的知识逐渐得到透彻的理解,直至成为我的一部分。”

质的研究对伦理道德问题非常关注,研究者需要事先征求被研究者的统一,对他们提供的信息严格保密。

随着社会科学中定性方法的发展,除传统的民族志方法之外,还有口述史、参与观察、焦点小组、叙事分析、行动研究等,虽然每一种方法都有特点,但总的来说,上述方法都是要求深度卷入的主位研究。以行动研究为例,这种方法不仅要求分享与观察,还要求研究者自身实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实际工作与生活中去,实际处理研究对象在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作为一种争议最大的质性研究方法,学者们很少注意到,这种方法实际上在管理学领域中的使用是较早的:管理学者Revans实际上很早就发现传统的管理研究方法已不能解决组织中出现的问题,他曾尝试和煤矿管理者一起工作以提高工作环境及安全,这个经历标志着专家角色的转折——他们直接解决组织中的管理问题。

②从质性方法和量性方法比较方面来看各自特点(陈向明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当今活跃在管理咨询界数以十万计的管理咨询者实际上正在从事着规模最为庞大的行动研究,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主动将自己与管理学术界区分开来。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并未接纳他们,当然这也是有道理的:绝大多数管理咨询者关注的主题不是咨询的过程,而是咨询的结果,但是行动研究强调的是咨询过程中双方的差异及其根源,并以此为研究对象,它并不以问题本身的解决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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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作为民族志的一种,可能也是一种很好的质性研究方法。众所周知,领导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管理职能,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但囿于实证研究方法的限制,领导者的生平与经历在传统的实证研究中从来都只能以数个干巴巴的形容词来进行描述,很难说这种类似于一系列符号叠加的领导者概念除了满足实证研究者的自我欣赏之外还有什么用处。换言之,一个伟大领导者的独特性是很难通过一系列概念呈现出来的。例如,尽管乔布斯并非在所有方面都与众不同,但很难再有第二个乔布斯;尽管韦尔奇的思想与观点已经广为流传,但也很难再有第二个一模一样的韦尔奇;毛泽东与斯大林类似,但绝非相同,这中间的差异不是用量表可以解决的。管理学研究者完全可以也应该尝试采用人物志的方法来对领导和领导现象进行研究。

质性研究的参考文献:

总之,以格尔茨的观点来看,要抓住属于管理者自身的“近经验”,或者说要实现徐淑英教授所称的“深度情境化”,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突破实证主义的藩篱,研究者自身应该寻求卷入到管理者的生活与工作中去,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对管理现象的理解与诠释。以访谈为例,质性研究者应努力进入管理者的生活与工作场景中去,观察他们处理企业经营问题的细节或者是管理沟通的语气、表情、场合、措辞,而不是使用对所有被研究对象都询问一些同样的、事先设计好的、往往是臆想出来的问题。管理作为一种高度的技艺,似乎很难像心理学研究那样去随机寻找一些普通的被试,管理研究的样本本身就是不普通的,尤其是对于杰出的企业管理者而言。因此,如果实证研究企图将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情境变量化,将其纳入到一个函数中去,以此来解释所有的管理行为,对于管理学的发展而言,可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

选择理由:

论文开始,作者告诉读者,“由于除此以外,我们见到的对辍学现象的研究多停留在思考和呼吁的层次,没有对辍学的具体情境和过程进行探讨。因此,我们认为对辍学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解释性个案调查是十分必要的。”说明此研究是在自然环境下进行的,强调了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参与性以及与被研究者的交互,并且质的研究可以“在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这是量的研究所无法达到的。

 关于本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读这篇论文就如同在读故事一样,正如作者所说,“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还使研究者有机会介绍自己对研究方法的反省,使读者更充分地了解研究过程”。作者把研究的过程描述得很具体,让人感觉身临其境。我认为这样做是想还原研究过程,让读者和研究者一起参与探究,这体现了质的研究过程可能会随着事情的发展更改研究计划,甚至一些研究设想。 在论文的最后讨论部分,作者也交代了关于此项调查的效度检验、伦理道德问题和假设的建立,所以我认为此篇文章是采用了质性研究的方法。

量化研究的参考文献:

《基于情境的女大学生移动阅读设备用户体验量化研究》刘影 硕士学位论文

选择理由:

为了最终达到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本文通过情境中访谈和问卷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女大学生移动阅读体验量化的评价因子和量化方法。

本研究通过观察和对用户的访谈获得定性数据(如可用性问题和产品的优缺点),若要对其进行精确评估,还需要一套完整可靠的测量体系,将这些主观体验感受转化成能用数字和公式计算的量化形式。(刘影:《基于情境的女大学生移动阅读设备用户体验量化研究》)

由此我认为本论文采用了量化研究。(其实还有定性研究部分)

  1. 实证研究中的历史研究

与哲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至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著明”的效应。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

我认为历史研究是从历史中探索自己想要的东西,得出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方法与学科发展的多视角分析》王文惠

选择理由:

“在充分借鉴了科学史的主要研究方法后,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者们最终形成了关键事件编年史研究、范式研究和学术人物思想研究等三种不同方法,由此也分别形成了不同视角下的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学发展史。”

①作者通过对教育技术编年史研究来对教育技术领域曾经发生的各类事件进行整理,形成不同时间点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技术重大事件列表。

②利用范式理论来解读和诠释教育技术学发展历史

③“运用思想史研究方法,研读和分析教育技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学术论著及其包含的观念和思想”